何少川同志和《闽台文化大辞典》

吕良弼

何少川同志        方友德  摄

今年1月31日，商务印书馆汉语出版中心主任余桂林同志发来消息并一组照片：商务印书馆召开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闽台文化大辞典》荣获年度最佳图书奖，责编吴满蓉上台领奖并发表感言。

这是《闽台文化大辞典》出版后首次获得的荣誉，本该及时报告辞典主编何少川同志。可是，就在八天前，他竟因病猝然去世，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回想十年前，正是时任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的何少川同志一次讲话，才有了编这部大辞典的计划。

那是大约在组织编撰“闽文化系列研究”七卷本的时候，曾有再编一部地域文化辞典的念头，这样做，可以将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自90年代以来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一个“论文集——学术专著——工具书”的系列。但是，这个念头只搁在心里，一直没有提出。原因是经费太大，估计难以解决。特别是刚刚做的“七卷本”，何少川同志亲自出面筹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时再提出这个更加耗钱、费力的大项目，恐怕要让他很为难。

这个时候，何少川同志在研究会的一次工作例会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学术工作的重要意见。大意是说炎黄文化研究会应该把文化研究放在重要地位上；研究工作要有长的设想和规划，有系统性；要多做有学术积累意义，能存留历史的研究；方法上要有集群性，重集体研究，等等。这个讲话给我很深的触动。我想，辞典是具“学术积累”、“存留历史”、“系统性”、“集群性”的意义，提出来或许可以一试？

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讨论后一致同意，并连续召开两场咨询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到会专家学者热情支持这项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扩展了我们原来的构想。于是，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计划，并拟定了一个初步方案，上报何少川同志。

数天后，见到少川同志。我还没开口，他先说了：“那个方案，我看过了，你们就先搞起来吧！”我大感意外，他竟一句不提经费的事。我想提醒他，这是项大工程，耗时长，需要的经费较大，不知道能否解决？到时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他看出我的担心，接着说：“经费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编好。”他告诉我，经费虽然大，但不需要一次性给，可以根据每年的需要，逐年拨付。最重要的，还是辞典能不能编好，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集中精力，做好筹备工作。

这件想来很麻烦的事，就这么定了。所以，我后来说过一句话：没有何少川同志，就不会有《闽台文化大辞典》。

《闽台文化大辞典》编撰开始以后，何少川同志审阅了全部词目单，并确定了辞典编撰的基本原则。在编撰词条释文阶段，对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逐项研究解决。在处理那些有争论的复杂的问题时，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和智慧。譬如，在确定辞典内容时，有个问题我们很纠结：既然辞典中的闽文化作全面的反映，台湾文化是否也应作全面的反映？如全面反映台湾文化，怎样做到准确、真实？2009年在马尾召开的首次编撰大会上，认识尚有分歧。何少川同志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我们做的是闽台文化辞典，就从闽台文化关系的角度去反映台湾文化，侧重反映与福建相关联的台湾文化，不需要去反映全部台湾文化。我们纠结多时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他这个意见，后来就写在辞典“凡例”的第一条。十年编撰实践证明，何少川同志确定的这个原则，保证了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且形成了这部辞典独具的特色。

今天，《闽台文化大辞典》在获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后，又获商务印书馆年度优秀图书奖，当可告慰何少川同志。愿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