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

吴志菲

侯仁之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侯仁之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从事科学研究。其间，侯仁之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世界文化和自然保护公约”，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更有效地保护对人类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而中国却未参加。1985年4月，全国政协会议时，侯仁之作为政协委员与其他3位委员共同签名正式提出一项提案，认为我国政府应尽早批准该公约。提案得到政府批准。不久，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因此，他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接着，他首次建议将故宫、长城、周口店作为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保护公约，也得到政府的批准。

1999年10月，侯仁之获何梁何利基金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通告上说：“他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发展和历久不衰的原因，对首都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旧城改造、古遗址保护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年， 12月，他获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The George Davidson Medal（乔治—戴维森勋章）”。乔治—戴维森勋章是美国地理学会于1946年设立的国际地理学界权威奖项，用于奖励在太平洋及其大陆边缘地区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侯仁之是全世界获得此项国际荣誉的第6位著名科学家。2001年10月，又获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奖。

侯仁之，之所以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和获得国际权威奖项，是与他的爱国精神和学术造诣分不开的。他祖籍山东武城， 1911年12月出生于河北枣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侯仁之在燕大授课，并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 1946年8月，侯仁之经燕大保送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深造。3年后，侯仁之学业终有所成，获得博士学位，立即启程回国。

侯仁之在西北大沙漠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组建都市计划委员会，侯仁之出任委员。当时，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正在筹划如何改造建设北京城，侯仁之受邀负责海淀地区的史地考察。他结合首都文教区的规划，完成了一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学术论文。论文指出：“……海淀地区自东向西海拔骤然下降。以白颐路为界，东边的台地有着华北平原的典型特色，西边的低地则是一派江南风光……台地是最好的建筑区，低地是最好的园林区。”是适宜建设以海淀镇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区。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 。侯仁之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他结合教学向国家教育部建议，把新公布的“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更新改造为“中国历史地理”。他身体力行，引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为我国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科。此后，他受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委托，开始撰写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科普读物，先后写就《徐霞客》与《历史上的北京城》两书。 因工作成绩突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侯仁之重视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发展。在国家提出有关西北六省区的治沙利用与改造的任务后，他投身于完全陌生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并且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几年深入宁夏河东沙区、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及鄂尔多斯高原、陕西北部等地沙漠进行野外考察。炎炎酷暑中，侯仁之忙着采取沙样、土样、植物标本等勘测和制作，结合史籍文献相互印证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我国“沙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打开新局面。“文革”中，侯仁之被诬为“三家村的黑干将”停职审查，后又到江西鲤鱼洲劳动两年，遭受迫害长达5年之久。他的沙漠历史地理研究课题被迫中断。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侯仁之重新焕发青春，又背起行囊继续进行西北沙区的考察研究。一次，在沼泽地带行走，不小心掉进“泥潭”，被同伴用绳子拉上来。经过一天的跋涉与作业，回来时钻杆前后挑起采样袋、采样瓶、植物标本，手上还拿着几把用来打蚊子和瞎虻的草，身上满是沙土。这时期，侯仁之奔波于沙区，不仅调查自然地理，还注意考古文化、古城堡遗址等，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首部个人学术论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历史地图是史地学家和国人学习历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毛泽东生前曾说：“读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为了编绘详略的中国历史地图，侯仁之对北京历史地理进行深入专题研究，组织力量于1986年完成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出版工作，并获得了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这部著作“为北京在历史中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惊异的图画”。 1990年，他考证出北京城的诞辰时间。他指出，武王伐纣后正式建立诸侯国的时候，北京附近的“蓟”、“燕”已经初步具备了城市功能，即为北京建城之始。大约在东周初年，日益强盛的燕国已经征服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遂有“燕都蓟城”之称。北京最早建城时的名字，为“蓟”，时间是公元前1045年。他的这一推断，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除北京之外，侯仁之还先后研究了承德、邯郸、淄博、芜湖等城市的历史地理，并把这些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与城市规划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对当地建设起了指导作用。

侯仁之在讲课

保护历史文物是侯仁之义不容辞的责任。四合院，是北京特有的民居建筑形式，有正房（北房）、倒座（南房）、东厢房和西厢房，四座房屋在四面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里面是一个中心庭院。有资料显示，北京旧城内昔日数也数不清的四合院，现存不到300万平方米。面对大量四合院的拆迁，侯仁之同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舒乙等知名专家、学者多次致书北京市有关部门，呼吁保护那些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体的明清古宅。侯仁之说：“国际建筑学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改造城市街区，要留下标识。四合院并非只是封闭的产物，这里面有很多的建筑科学。大门开在东南角，是因为北京城东南方向来的是暖湿风；西北方向的墙高，是为了挡住凛冽的西北风。屋面设计成曲线，是考虑到雨水流下来时可以顺着曲线朝边上走，不会滴下来溅在人的身上，也不会损坏柱子。而屋顶一垄一垄地弯起来，太阳一斜，就会有阴影打在屋顶上，有吸热的地方，有散热的地方，屋面的保温隔热效果马上就提高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屋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工艺和人居创造的完美结合，你说到底该不该保护？”他还就如何保护四合院这个北京历史文化主要精华提出自己的主张：“进行微循环改造，或对其进行功能置换，或许是条不错的路子”。半个多世纪来，侯仁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致力于首都建设服务，对建国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天安门广场等重要设施的建设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推进了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等工作。比如，北京修建西客站，最初选址在莲花池，但侯仁之认为：莲花池这个地方很重要，追根溯源，它和北京城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他考证认为，起源于蓟城的北京城，最早的生命来源——水源，就是莲花池。“一个人，绝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过去，一个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在侯仁之坚持下，政府决定保留莲花池，把西客站选定在莲花池东北岸，西客站建成后成为首都的新大门。如今，莲花池以“绿水澄澹，川亭望远”的壮美景观呈现在京门一侧。北京市中轴线设计的起点——后门桥，一度残破凋零。侯仁之去探访后呼吁重修后门桥，恢复北京中轴线起点的旧观。在他的建议下，市政府修缮了后门桥，并恢复它最早的名字“万宁桥”。现在，桥面已加宽，河流也得到妥善治理。伫立桥上，美丽的水上风光展现在眼前，和谐地交融着一个城市的古典与现代、沧桑与辉煌。“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了解它的历史地理，就无法继承，也无法更好地发展。”这是2013年10月22日侯仁之去世前留下的遗言。它是多么精辟而又切中时弊！

侯仁之在沙漠中考察

侯仁之与未名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