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百年人生
陈佐洱
陈佐洱的妈妈李荷珍
这是一个酸枝木的雕饰盒子，四围和盖顶镶嵌着朵朵玉石祥云，正面镌刻了全篇《心经》，还有一张十年前93岁妈妈神采奕奕的小照。
妈妈的一生就像抛物线，从生命的起点落到了同一水准的终点。
妈妈生前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的《李荷珍同志生平》写道：“李荷珍同志籍贯江苏南京，生于1916年6月，1939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心理系，毕业后至1941年，留校任助教。解放后刻苦进修俄语，成绩卓著，翻译许多俄文著作。1952年被推荐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长期从事公共俄语教学工作。1963年以后，因工作需要，及其本人英语功底深厚，逐步转入公共英语教学，并担任公共英语教研室副主任，直至1972年9月退休。改革开放后被聘请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从事《外国高等教育资料》的编辑工作。李荷珍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甘作园丁，辛勤耕耘……”
苦恋与家国情怀
妈妈的外公是跟随李鸿章办洋务的一家银行行长。老太公除了喜欢琴棋书画，在家最疼爱的就是这位外孙女和一只黄白花狸猫，全家上下皆称呼妈妈“大小姐”或者“猫小姐”。
“大小姐”早晨搭舅舅专用的人力“黄包车”上学，下午放学，先去看场新上映的电影，外带一杯冰激凌；到家便是晚饭时间，饭后必小休一个多小时，大约八点半才起床写作业。妈妈每学期各科成绩几乎都是优良。
1937年12月，在南京金陵女大化学系就读的妈妈回上海过寒假。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轰然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梦里都被吓醒的灾祸，死难同胞们的惨容却久久挥之不去。
她只得就近转学，上海大夏大学心理系接受了她的申请。
当美国米高梅的电影《魂断蓝桥》和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风靡上海滩，妈妈为之激动不已的时候，她从《译报》、《小说月报》、大夏校刊上认识了一位满腔国仇家恨、才华横溢的穷学生，情投意合的同班同学——我的爸爸陈汝惠。妈妈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爸爸因为半工半读，在校外兼职家庭教师，比妈妈晚两年才修满学分。妈妈说，追求她的年轻人很多，校内外都有，但是她一心等待的，只有每天下班时出现在办公楼下那辆28吋旧自行车和自行车旁站着的人。人车未出现时，她老向窗外张望，除了盼，更有担心，因为已经知道他参加抗日秘密活动。人车出现了，她又故意拖点时间才离开办公室，那是一种矜持；等坐上自行车的后架，她又会回头扫视，因为总有一两位粉丝“盯”在马路对面路灯下，那是一种骄傲。几十年后，我们问妈妈不怕爸爸等急了，一走了之吗？妈妈沉着地说不会，他不是那种人。
爸爸妈妈的婚礼在上海最高档的24层楼国际饭店里举行，但没有婚宴，只备下午茶点。回到西马路上租的一居室新家，与新郎、婆婆共进的“晚宴”，就是走廊里煤球炉子上的一条红烧小黄鱼。她是带了可观的嫁妆来的，之前外公问她，就这一笔钱，究竟是要去美国留学还是嫁人？她很干脆地回答，嫁人。从此以后，我的爸爸妈妈生死相随，以沫相濡57年，为人生为社会缔造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五口之家。
由于叛徒出卖，又由于好房东冒死掩护，日本宪兵破门而入并没有抓到爸爸，妈妈抱着襁褓里的我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心里还牵挂着不知去向的丈夫。……
抗战胜利不久，爸爸拒绝高官厚禄诱惑，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同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多方密切合作。市警察局长毛森把爸爸列入“格杀勿论”的黑名单。爸爸不得不离家东躲西藏，直到大上海解放。妈妈回忆说，年轻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祖国，为什么要爱国。后来知道了，又为什么爱得那么辛苦？
园丁天职始终如一
妈妈十分热爱新中国新社会，她不仅和4万万同胞一样，在毛主席开国大典的洪亮声音中抬头挺胸站起来，而且重新走入了她终身喜爱的教师队伍。上海刚解放几个月，她就报考了俄语专科夜校，逐步从专职主妇的角色转换出来。
妈妈有语言天赋，擅长摸索语言的内在规律，会讲上海话、南京话、普通话和闽南话，一口流利的伦敦英语，上世纪60年代初还学会了世界语，这种优势基因也遗传给了我们三兄弟。但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小时候夜里醒来，常常看见她在灯下轻声地读诵俄语，捧着厚厚的《露华词典》翻译苏联儿童文学名著；白天，还看见她和原来素不来往的邻居白俄老太太交起了朋友，甚至和她们一起去苏联领事馆看原版电影。
她受聘厦门大学后，我们举家迁厦，与先期经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推荐、随新校长王亚南一起到厦大任教的爸爸团聚，这是家庭非常重要的一次转折。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亲眼看见妈妈在厦门当时最著名的思明电影院舞台上，为苏联专家担任翻译，我为妈妈感到自豪。妈妈的公共外语课程开到文理多个系，深受学生们欢迎，常有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家里“玩”，接受妈妈的个别辅导。记得有位生物系的俄语课代表姓李，家里穷，成年打赤脚，大个子，常吃不饱，妈妈给买了双运动鞋，还接济过他几次粮票。还有一位姓章的老工程师，快80岁了，由儿子搀扶着，历经周折找到北京我的家，自称是妈妈早年在大夏大学执教时的学生，“李老师的英文教得实在好，实在有耐性，印象深极了！”
“文革”中期，妈妈被“下放”到崇山峻岭的闽北浦城乡村当中学语文老师，独自住在一间条件极差的干打垒竹篱笆围起的宿舍里，房门前摆一个小木炭炉子，独自烧水做饭独自开伙。但是，她依然秉持着传道授业的天职，有教无类，掏手帕为孩子们擦汗擦鼻涕，在煤油灯下认认真真备课，仔细批改一本本作文，甚至跋山涉水家访，她的行为赢得了当地众多朴实的农民和公社干部们的尊敬。
妈妈之所以56岁就提前退休，是因为厦大军宣队答复，只有办理退休手续她才能回户籍所在地厦门。妈妈放心不下孤苦伶仃在“监督劳动”中等待历史结论的爸爸，只得申请退休。
贤妻良母擎天柱
尽管妈妈重回人民教师岗位，还被评为厦大的“三八红旗手”，但她坚守贤妻良母的本色：主理家务，关注孩子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上世纪50年代，一家人围桌吃晚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光。
每个孩子都能津津乐道母亲做的几道拿手菜。我们家的几道“妈妈菜”已经在三兄弟的小家里传承到第三代，成了“奶奶菜”。我最难忘的是建国初期爸爸一人执教，少有稿费，家庭经济拮据时，为了保证三兄弟营养，饭后有水果吃，但买的是质地差的桔子。有个冬天，妈妈带我上街，破天荒地买一小袋糖炒栗子，至今仿佛感觉得到糖炒栗子在她大衣兜里的热度，我的手和她的手一直插在那个大衣兜里。
然而家庭发生变故时，妈妈会勇敢地一步向前，成为缜密思维和果断决策的擎天之柱。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爸爸因历史错案被关进“牛棚”，脸上涂墨挂牌游街批斗，妈妈被赶出家门，坐在楼梯口听红卫兵们在屋里乒乒乓乓打砸抢，她心痛，却扪心无愧。那时我刚分配到福州一中教书，虽然没有受到运动的“冲击”，心里却日夜挂念杳无音信的双亲。我穿带着用一套崭新卡其布中山装换来的旧军装，投入革命师生大串联的洪流中。一到厦门在接待站安顿下来，就把一封早已写好贴了4分钱邮票的信投进邮筒。我化名一个外地高校朋友来厦门大串联，向妈妈致以问候，征询某日几时能否来市区思明电影院门前一晤？我相信如果妈妈收到信，一定会认出我的笔迹。
在约定时间，我躲在公共汽车站附近等候，的确也怕自己被抓个“甘当×××孝子贤孙”的现行。妈妈提前几分钟出现了，将近半年的“大风大浪”后，第一次见到亲爱的妈妈。她穿一件淡色风衣，头发好像很久没有烫过，梳直了，苍老了许多；但是表情、语气没有哀怨和伤悲，反而开导说，那些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干部都不能幸免，你爸爸又算得了什么？妈妈告诉我，她已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爸爸的历史疑点还不能澄清，要相信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事实一定会弄清楚的。你爸爸是上海滩有名气的抗日英雄，会做又会写，日本投降第二天国民政府的《告上海市民书》就是他起草的。他只是国共合作时期在上海沦陷区加入了三青团抗日地下组织，抗战胜利不久就脱离了，一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工作到上海解放。妈妈说，我无论到哪里、哪个时候都可以为他作证明。她还说，你们可以和家庭划清界线，揭发批判都无所谓，只要不无中生有。要分手时，妈妈好似想起了什么，建议我既然大串联方便，就到各地亲戚那里走走，但是千万别贸然写信。这是妈妈对我进行的唯一一次指令性的重要谈话。这次谈话，使得支离破碎的家庭、家族渐渐黏合，联系上了大伯、大舅、外公等几家主要亲戚。
1967年初，革命师生全国大串联接近尾声，徒步大串联却方兴未艾。妈妈来信告知，年过半百的她和几个去年同在“牛栏”里关过的外文系老师成立了一支“战斗队”，将从厦门徒步走到广州去过春节。我急忙乘火车赶到广州打前站。让他们在广州市中心一家香港同胞家的大客厅里得到了妥善安置，房东对“毛主席的客人”相当热情。
妈妈告诉我，爸爸的问题尚未审结，不过，他已经可以回家居住，可以通信了。妈妈要我陪她找个邮电局，给爸爸拍份报平安的电报，电报比信件快，安全；果然，除夕夜之前，房东家收到并转交了爸爸的回电。我和妈妈一起在陌生的广州过了个沉重而欣慰的农历新年，还逛了遐迩闻名的岭南花市。
下半年，我们弟兄仨，被革命运动“遗弃”的逍遥派先后溜回厦门家看了看。两房一厅的家已被造反派瓜分，两个房间都搬入了外人。我们回家，就和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床上睡。
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第二次真正的解放，我们家双喜临门，最重要的是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福建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过问下，爸爸的冤假错案终于彻底纠正，重新做了历史结论；其二是妈妈从在香港病故的二舅身后获得了一笔遗产。妈妈用这笔钱设立了家庭教育基金，凡我三兄弟乃及孙子辈有条件出国留学的，无论攻读学士、硕士以至博士，学费全包，但在外生活费自理，鼓励勤工俭学。这个基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三个小家庭的教育素质和发展路向。
2003年6月，我前妻病逝，87岁高龄的妈妈奋不顾身，无视非典的威胁，急急忙忙赶来北京。一到家，精神抖擞替我把家务掌管起来。我经常公务出差，妈妈每次都帮我列一张出门物品清单，帮我把衬衫的扣子一个一个扣好，叠好，装入拉杆箱。我至今珍藏着一张妈妈为我亲笔写的清单“睡衣，衬衫2，内裤2，棉毛衫裤2，袜子3，外衣，西装，领带，药3-4天，充电器……”，15年来，每当我看见这清单都激动得很，在右下角注了几个字“慈母手中线2003”。
自强不息晚景美
爸爸妈妈都老了，尤其是爸爸，长达16年里神经高度紧张的申诉，把冤屈痛苦只埋在自己心底，更加上自己栽培的后进居然利用“审干”把他打倒，取而代之，还无耻地剽窃了他的重要学术成果，从而平步青云。妈妈理解爸爸，生活上细心照料，精神上多加慰抚，继续帮他整理应邀外出讲演的资料，抄稿子送稿子，爸爸在台上讲，妈妈在台下听，生怕他思维忽然中断，“掉了链”。后来看看健康情况实在难以为继，和我商量之下促成了爸爸的退休。妈妈陪他到美国二弟那儿去住了半年，回国后就和我同住在我的北京家中。我到了知天命之年，才与爸爸妈妈朝夕相处，才更加了解了妈妈自强不息、不断追求新鲜事物的两大生命亮点。
妈妈在家，要求我为她订三份报纸《CHINADAILY》、《参考消息》和《北京晚报》，可是每天报纸送来她总要等我先看，说佐洱今天见人谈事可能有用。她才开始早上读报，不但讲给爸爸听，而且把她认为有关注价值的画了圈画了线，留给我回家参阅。
妈妈晚年的健康状况总体不错，91岁时跌倒致胯骨骨折。妻子和专家研究的根治方案，冒着风险实施了高龄股骨头置换手术，三天后就能在病床边站起来。晚报为此登了条新闻，更加激励她克服困难，顽强完成康复训练过程，又能行走如常。
妈妈喜欢接触新鲜的事和物。93岁开始学会用电脑，每天在网上浏览天下大事，关注热门话题的讨论，建立了自己的邮箱，希望多多益善地收到和回复子孙们和厦大老同事们的e-mail。
2008年农历年初一，在杭州林隐寺烧过头香后，妈妈开始研究禅学，从600卷般若经的核心《心经》入门，几星期都埋头在260字的经文里。
3年后，妈妈视力弱了，信笺的横格太窄，就改用电脑打字，每天在Word文档上打一遍《心经》。
妈妈98岁时停止在电脑上敲打《心经》了，因为手指在键盘上不听使唤，错别字增多，但她始终欣赏厦门南普陀寺义工们的一句口号“我愿做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一只眼一只手”，那些义工有不少是厦大的师生，她愿意和他们一道修学，一道为社会尽心，做一点一滴好事。
每个人都有这一天
2015年6月，妈妈虚龄百岁、周岁99的生日将要来临。某夜，她起床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满屋子各个房间走了一遭。小李问奶奶在找什么呀？妈妈说找你的爷爷，他刚才还睡在我身边，怎么不见了呢？
我们为妈妈筹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小型百岁生日会，所有能来的亲戚、后辈都来了。堂兄伉俪送来一个寿字大红包，里面是用100元10元5元1元和角票集成的1000元新钞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陈书记和负责俄语专业的副院长也都拨冗赶来，代表学院赠送了一幅厦门工艺金丝漆雕的百寿图。妈妈很高兴，也很淡定，和大家合影拍照，吃饭时还举箸为客人们夹菜。
妈妈的听力终于完全退化，配最好的助听器、调到最大音量也无济于事。妈妈的牙龈全部萎缩，与其让上下两排假牙套在口腔里滑动，不如取出来，取出后嘴巴明显瘪了，口齿比较含糊了。小李为妈妈准备专门的早午晚餐饮，通常是肉末熬汤，用汤下米煮粥或煮剪短了的厦门线面，快熟时再加入菜末、调料；餐后的水果主要是香蕉、猕猴桃、苹果泥，以利通便。小李一餐餐一口口地喂，妈妈津津有味地品咽着，吃到好时弯弯大拇指，“点头”表示谢意。
妈妈对于人生走向最后一程——死亡，很坦然。说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她年轻时爱美，重视自己的仪表，出门前得化化妆。晚年问她需要什么化妆品，她点名要二件，一去老年斑的进口面霜，二花白的合适发套。可是百岁过后，她不再提这二件，连发套也摘下了，原本稀疏的头发反而越长越密，而且一半以上呈黑色，比戴发套更加好看。
妈妈离世前约3个月，我74周岁生日那天。一大早，我走进她的房间，先扶正她歪坐的姿势，下跪三磕头，感谢母恩，儿子生日就是母亲受难的纪念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给妈妈磕头。妈妈睁大眼，双手合十，然后双手与我紧握，很有力量，要拉我起身。她端详着我说，儿子啊，真好真好，很好很好。忽然又指着我穿的羽绒背心笑说，漂亮。但是你的衣领，后面，后面……这时我才发现没穿利索，衣领的一边卷在了背心里。
春寒料峭的一天，妈妈呛咳了，导致吸入性肺炎并发症，急诊住院。妈妈甚为平静，连呼吸机都不想用；但为了帮助吸氧，还是为她戴上了面罩。病情反复，回天无术，两天后妈妈取下面罩，尊严、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有位哲人闻讯，如是说：“寿终正寝，欢喜相送，老人，莲界有位，将乘愿再来。”
1946年的陈佐洱和爸爸妈妈
李荷珍为陈佐洱出差整装时写的备忘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