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纪念的一位语言学家

———写在黄典诚教授诞辰100周年之际

林丽珠

黄典诚教授《语言学论文集》封面

 我出生的前一年（1937年），黄典诚（字伯虔）教授已在长汀时期的厦门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毕业并留校当助教了。虽然时空的差距大，无缘当他的门下弟子，但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忘年之交。

其中原因大概有二：

第一，黄典诚教授的治学精神令我折服。

1975年我刚从下放地福鼎县调到厦大学报编辑部，每天被一大堆大批判稿件围困，令人厌倦。好在不久“文革”结束了，遭受到残酷迫害、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陆续从学习班、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积压多年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绚丽绽放。其中，年逾花甲的黄典诚教授是突出的一位。他一次性抱来一大摞手写本、油印本的论文稿，约有四五十篇之多，并且全是原创首发，而作者的署名 则是“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可见，当时他连冠名权和开课权均尚未恢复。尽管坎坷磨难，尽管紧箍、戴帽，他依然尊严地活着、工作着、科学研究着，最大限度地追回了十年浩劫流逝岁月的损失。然而，编辑他的稿件我遇到几个难题。

一是审稿。可以说，黄教授的稿件是在校内审不了的。为什么？一是图书馆无从提供资料；二是当时由各科系学术带头人组成的编委会皆是方言音韵学之外行，即便內行也无从下手。因为黄教授所提交的论文都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基础知识之上，所研发论题、所涉及的领域皆已融会贯通成为自己著述的体系，旁人无从查证。而且他所研究的重点都属学科冷门、填补空白和带开拓性的学科创建的新思维。为了解决黄教授的稿件审定难题，我特向校党委书记、校长曾鸣申请免审权，获准。即凡黄教授的稿件审稿栏只见执行编辑签发即可。

其二是用稿。为了照顾到全校师生发表科研成果机会均等，厦大学报自创办以来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本校师生每年在学报发表论文以一篇为限。这与正处于研究成果丰收期的黄教授的实际需求量相距甚远！1985年，学报曾借故拟发表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论文为由，向校方争取到一次稀罕的增刊机会，才得以为黄教授多发了一次稿。好在不久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语言刊物纷起，黄教授积压的文稿很快被疏通出去了，积压在我心头的歉疚之情也才慢慢得以销解。

黄典诚教授与夫人蔡恩喜摄于长汀厦门大学

其三是出版。当时还处于铅字印刷阶段的厦大印刷厂承接出版方言论稿，难度很高。工友们表示，宁可排十版其它文稿，也不愿意排一版黄教授的方言音韵稿。因为在同样的行文空间，方言音韵稿要排进国际音标、拼音符号、标调、轻重音、平仄标志，闽南方言还有半音等等，工序要留白窝工……而当时又实行产量定额工资，所以特别计较。好在不久车间调来了一位青年女工林映虹。既敬业又聪明，一上岗就加班加点把黄教授的稿排出来了，一清二楚，误差率极低。此后，黄教授的稿就由她一人包干了。黄教授方言音韵稿的排版难度，即使已广泛使用电脑排版的1990年仍很为难。厦大出版社早已决定出版黄教授的《切韵综合研究》一书，这是他音韵学重要的代表作。但就是找不到电脑排版打字员，原先古老的铅印车间又已经无影无踪。所以，书稿被搁了好几年。最后，只好决定用手写本。经黄先生同意，出版社认可，我请来了挚友、厦门蝇头小楷书家曾谷芳老师当写手。黄先生看了试样非常满意。可是很遗憾，曾老师虽日夜赶工，还是来不及。当此书出版时，黄教授已辞世半年了！

第二，黄教授当时所处的境况相当艰难，令人牵挂。

黄教授因为解放前填过一张表格成为特嫌，坐过三年大牢；因为去北京参加语言学会曾与胡风握过一次手，被打成胡风分子，隔离审查又抄了家。他的生活基本上是处在监禁、隔离和劳改状态下，只有周日才可以回家。“文革”开始，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游街批判斗辱。闲聊间，他会指着对面的芙蓉3宿舍底层靠东的那间说，这就是当年的隔离室。我不禁产生了疑问：“隔离时间这么长，用什么时间写那么多论文呢？他们知道吗？”他说他撰稿只能用周日。但是，他每天都在思考着所要写的文章。这样的客观条件逼着他严格地按照程序思维：大纲、中纲、细纲。一层层落实。想好了就提炼成一个字，记在火柴盒或报纸的白边上收藏起来。周日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铺开稿纸疾书，唯恐丢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文革”后，黄教授推出的学术成果终于感动了上帝。1986年，黄教授被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以非常手段，全票通过，直接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后，通知学校补送材料，并在他名下建立中文系第一个语言学博士点。他即被任命为中文学科组的召集人、文科分会评委、校评委。三十几年来他首次受到领导的重视并委以重任，他获得从来没有的殊荣。     

然而不久，一封匿名信对黄教授进行人身攻击，不干不净的谩骂。黄教授的确是老“运动员”，对此， 他不屑一顾地说：“这像文革大字报没有新东西”。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数天后，区法院送达传票，通知他四天后上午九点半到法院接受起诉书。莫名其妙地被人告上法庭，无端的恐惧让他坐立不安，血压冲高失眠。当时，为了开《中国美学史纲》课程，我已辞去学报编辑部工作调到中文系上课了。见状，我自告奋勇表示将陪老先生上法院。他的眉头舒展开了。那天，当我们来到法院，庭长已等候在那里。一见面直呼其名，斥责道：“你的反动本性到现在还不改，还敢欺压贫下中农子弟，把你自己写的恐吓匿名信嫁祸于人！”此刻，我再也忍不住了，抢先插话道：“庭长啊，这位是刚刚由国务院点名颁发下来的中文系唯一博士生导师。过去的许多运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他很多时间，老先生现在有许多文稿要写都来不及了，哪里有时间给自己写恐吓匿名信？再说，他已是七八十岁的老教授，怎么会去做这种小顽童的事情呢？我想不通你们法院为什么会受理这种无聊的案子？”庭长听完态度立刻缓和，很客气地请坐，倒茶，然后说：“那我们就通知他撤诉好了。否则你们也可以反诉。……”折腾了一个星期的“传票门”就这么了结了，差一点要老先生的命。

可是，还未等他缓过神来，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向他袭来。有一天，黄教授从系里办公室的信箱里收到了一本匿名打字油印传单。题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典诚1988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14万字专著——〈训诂学概论〉是如何抄窃的》。此传单已散发，上至中央有关部门，下至全国高校语言教研组、各省市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和各大出版社报社、媒体直至厦门日报社和本系。黄教授愤然而起，不顾疲劳，不顾血压正在攀升，频繁奔走于校系有关部门寻求帮助，仍然无果。

正当赴告无门的情况下，忽然间，我若有所思地像是在茫茫的大海上捞到了一个救生圈，自问道：“此书有黄寿祺教授和郑朝宗教授特为撰写的序，已经有如此公正而周详的定评，何必在乎那种不学无术之徒、连名字都见不得人的无稽之谈？”

那么，二位大学问家为黄教授著作写了什么呢？请看：

黄寿祺教授序云：“是书冶古今于一炉，合中西于一体，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竹帛辞例，于焉大明；词义递嬗，有条不紊。盖以普通语言之道，驭兹声音训诂之科，用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理故籍者置之座右，可备发凡之需；教语文者手此一编，则有解惑之用。吾知是书之出，承学之士必不以余为阿其所好也。爰书所见而为之序。”

郑朝宗教授序云：“今伯虔之书凛尊师说，而又多所阐发，如谓先秦坟典，规范未具，列国殊制，假借特多；汉魏以降，凡有述作，[离]　藻多方，既古今之兼收，亦方国而并录。训诂之书，不可或缓。他若据《草虫》之“忧心忡忡”， 《击鼓》作“忧心有忡”，证“有”为重写符号，至其释《鹑之奔奔》之“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为“何以为兄”、“何以为君”，谓为连音变读，诚为卓见。庶几高邮，并堪解颐。”……

我开玩笑地对黄老说：“如果谁又为此把你告上法庭，我将带上本书的这两则序去对簿公堂！”黄教授的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此时年关已近，我们预祝他过个好年。

但是，想不到春节未过半，黄教授就发生了第一次脑血栓！

老先生在病床上全然不顾那么多，他仍坚持研究，为博士生授课、出考题……终因心力交瘁，再次大面积脑血栓，走完历尽苦难、奋斗不息的人生之路。

 为了纪念这位学养深湛，成就卓著的语言学家，我曾于黄教授逝世十周年之际写了一首悼诗《黄典诚教授十周年祭》(古风)寄给《海燕》副刊，想借此刊一角引起社会良知的怀思。

黄典诚教授十周年祭（古风）：

    一生多少劫？忧愤何由说！贱者赞其贤，

    贵者言其劣。治学无厌倦，秉笔不知歇。

    身处樊笼里，心藏万卷帙。疾恶性难改，

    年差近耄耋。学术痛腐败，狂澜挽力竭。

    传单诬告起，围追加堵截。污水当头泼，

    雷轰複电掣。纵然大树倒，薪火焉能灭！

    遗著今传世，智慧光华结。唯有未竟事，

    複代同悲切！好人生世上，难免遭磨折。

    为要伸屈直，代价何惨烈！古今同此道，

    叹息肠内热。

在黄教授逝世20周年之际，终于争取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借于2012年8月24—26日在厦大召开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七届学术研讨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之际，隆重举办“中国音韵学暨黄典诚学术研讨会”。黄教授本应享有的学术地位得到了肯定。黄教授的学术成就正在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继承。

注：黄典诚字伯虔（1914年10月20日-1993年6月6日）福建漳州人，193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并留校任教56年。专著有《语言学概要》、《训诂学概论》、《切韵综合研究》、《汉语语音史》、《诗经通译新铨》等三十余部。主编：《福建方言概况》、《普通话闽南方言辞典》等论著上百篇。

黄典诚著《切韵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