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翠而挺拔的“绿竹”

——回忆和思念舅公张连

张 连

舅公张连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小时候我和外婆生活在一起，舅公每次从乡下进城来看望外婆，一进门，就把我抱起来，亲热地叫：“安琪儿，安琪儿。”舅公衣着随便，夏天汗衫短裤；冬天披着一件褪色大衣。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壮实敦厚的农民，并不知道他担任泉州地区行署专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员。

舅公苦难的童年，是外婆告诉我的。舅公小时候随他爸爸在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逃避官府追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把他带到厦门交给他姐姐（即后来我的外婆）抚养。姐弟年龄相差18岁。外婆说：“舅公初来时，十分可怜，衣衫褴缕，身上长满虱子，头发已经很久很久没剪了，像枯焦的野草。”外婆看到小弟弟这般模样，抱头痛哭。

外婆（林质）家是殷实的华侨家庭，在厦门市厦禾路繁华地段有一座很大的四层楼房，沿街还有一片大商场。外婆没有辜负他父亲的嘱托，把弟弟送去读小学，中学，抚养成人。后来，舅公参加地下党，外婆家又成为闽西南地下党的活动据点，地下党人常在那里开会。外婆对舅公从事秘密活动从来不过问。她把来家的地下党人当作舅公的同学、好友，热情招待。直到厦门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分子毛森在厦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三舅周景茂（厦门大学学生，地下党员）为掩护战友逃离，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第二天厦门解放了，五星红旗在厦门上空高高飘扬。这时候，外婆才知道舅公的身份。解放后，外婆把三个子女送去参军，成为厦门市著名烈军属，并经常被请去为学校、部队作传统教育报告。舅公特别敬重外婆。妗婆洪惠（1942年入党）不止一次对外婆说：“老大姐，你是张连的大姐，也像慈母一样把我们抚养成人。”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福州教书，有机会常去看望舅公。每次见面，除拉家常外，更多的是听舅公对往事的回忆。见面多了，一个片段接一个片段，渐渐清晰起来——这是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走上革命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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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同部分战友合影

苦难的童年，造就了舅公反抗精神和刚强性格。还在集美学校读书的时候，舅公就积极参加学生进步活动，并成为进步活动的中坚分子。1937年，舅公跟随林降祥、林成茂等爱国人士（以后都成为共产党员）在安溪龙门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舅公组织“半斋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在几个小学开办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秘密组织农会，建立发展秘密武装，宣传抗日。那时，他们的活动还没有得到党的领导。因此，舅公不止一次戏称自己曾经是草莽人物，应运而生。后来，党组织认真考察他们的工作，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正确的，有成绩的。于是很快发展他们成为党员。

舅公入党后，组织纪律性很强。不管党交给什么任务，总是千方百计，出色完成。党要他从事学运工作，他就进入集美学校高中部，筹备集美学校自治会，并很快成为学生会主席，和兄弟组织的同志团结合作，为党培养一大批骨干力量。他还二度进入暨南大学做学运工作。1945年12月下旬，当昆明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消息传到暨大，舅公和他的战友马上领导学生开展罢课运动，开追悼会纪念昆明“一二·一”运动的死难烈士，通电声援昆明爱国学生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这次学运是福建学生民主运动的先声，在全国也有影响。1946年10月，舅公重回暨大（学校已从建阳搬回上海），参加上海市委直接领导的中国学联（对外名称为全国学生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工作，任常委兼宣传委员。“全国抗暴联”在《大公报》、《文汇报》刊登的公开宣言、文章均为舅公起草的。此外，舅公还参加“全国学联”的“北、津、京、沪、杭”等多地代表会议。由于负责宣传工作，多次召开记者会，并单独与美国大陆报编辑谈“中国学生运动的意义”。在这段期间，舅公既保留福建党组织在暨大的党籍，又取得上海市委组织的党籍，属双重党籍，双重领导。这就为后来福建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遭破坏时，重新找到党组织创造条件。舅公二次奉命东渡台湾，建立发展党组织。他先后在台湾台北、台东、台南、新营、高雄等地建立党组织，并主持台湾工委成立。舅公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和战友敬重。

1947年11月，闽西南白区党组织负责人陈华被捕叛变，台湾和内地部分党组织遭破坏，部分党员被捕。其时，舅公还在台湾巡视工作，虽然身陷险境，仍沉着应对，带领暴露身份的十几位党员撤离台湾，回到上海。福建所属党组织派林文芳、白冲、庄牧、林敬平等到上海找到他，要求他出来领导斗争。白冲同志生前对我说过:张连同志对革命的最大贡献是闽西南白区党组织领导人被捕叛变后，党组织处于危急之中，他临危受命，被推出来领导，不孚众望，把同志们凝集在一起，重新找到上级党组织，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舅公在暨大搞学运时，直接受上海市委领导，有事向市委请示报告。李纯青同志（1934年党员）是福建安溪人，对家乡年轻共产党员是十分关心爱护，但白区工作危险性大，容易暴露身份。李纯青同志向市委报告这一情况。上海市委很快研究决定，并由他传达：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由市委安排到苏北解放区工作，但张连和林文芳两人不宜到解放区，应回根据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在南方分局指导下，舅公和他的战友们很快恢复闽西南白区党的领导机构，把台湾方面、龙门、厦门方面各单位领导合并为一个领导机构，叫“泉厦临工委”，公选他为领导人，代替原来领导人陈华。“临工委”决定在安、南、永、德地区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决定得到热烈响应。当时闽西南白区党所属的学生党员、干部几百人，分批奔赴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1948年，福建发生“错杀城工部”事件，厦大城工部的同志失去党的联系，部分同志希望转到闽西南白区党组织。舅公和他的战友出于对他们的了解和信任，承担巨大政治风险，请示南方分局后，和厦大城工部负责人郑坚、石益一起研究，逐个了解审查，然后采取自愿原则，个别吸收，重新入党。这样，就有100多位同志转入闽西南白区党组织，并到安、南、永、德地区参加游击战争。此外，还接收50多位海外回来的同志，到安、南、永、德参加武装队伍。一年多的时间，闽西南白区党所属游击武装队伍得到蓬勃发展，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第四团番号，拥有2500人枪。在解放闽南6座县城战斗中，击毙国民党第5军副军长汪志竟，迫使国民党96军副军长肖续武率亲信28人投诚，取得辉煌战果。

舅公在参加革命过程中，也曾有过失误。1949年2月，原闽西南白区党组织负责人陈华被捕入狱，叛变革命。出狱后，欺骗组织，谎称自己在狱中英勇不屈，无罪释放，并亲笔上书华南分局领导，要求恢复其领导职务。舅公当时不了解其人在狱中的表现，又不愿意在无证据的情况去怀疑，便在他的上书信写下按语：“根据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确实如此”，并把信转交给南方分局领导同志。南方分局领导立即指示，同意陈华所请，恢复其领导职务。后来这个叛徒为革命队伍带来了厄运。

解放后，1950年福建省委从敌档案和审讯敌特人员材料中,发现陈华被捕期间投降敌人的证据。当时这个叛徒，还手书“小小计划”，请求敌人释放他，表示可打进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工作。据此，省委认定陈华领导的闽西南白区党是“内奸红旗”组织，并准备以“红旗反革命”组织处理。600多名区以上干部集中审查，我舅公和王新整被关进监狱。经过八个月严格审查，除陈华个人叛变问题外，党组织无其他重大问题。因此，负责审查的领导同志认为：经过八个月的内外调查，认定闽西南白区党组织是“红旗反革命组织是没有根据的。”这个意见得到省委书记张鼎丞的支持。因此，审查结论是：闽西南白区党组织是我党组织一部分，有13年斗争历史，并在配合大军解放福建作出贡献。然而在当时政治气候下，也作了一些不公的结论，如认为这支队伍知识分子多，海外关系多，关系复杂，埋藏着危险。尽管后来省委作了更正，但这个组织成员还是背上痛苦的包袱。我舅公则在“文革”中又一次被关进监狱。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省委认真落实福建地下党政策，指出福建地下党（包括其他系统组织）队伍知识分子多，文化程度高，其中有些人有较丰富的科技、经济方面知识，有广泛的海外联系，在改革开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支革命队伍中较为年轻的同志陆续走上各级新的领导岗位，有的还到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对此，舅公从内心感到欣慰。至于他本人，上世纪50年代就担任专员，离休的时候却是个副厅级待遇的干部（晚年享受部级待遇）。在我们看来，舅公命运多舛，官越做越小。但他安之若素，坦然处之，从未听过他有什么牢骚、怨气。离休后，他依然关心福建的发展，提出发展核电解决福建电力不足问题。他曾经任核电筹备小组负责人，为福建核电发展作了大量前期基础性调研工作。他生活一贯俭朴，住房破旧，狭小、阴暗、潮湿。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真可谓家徒四壁。中央领导曾指示省委派人和他商量改善住房问题，都被他婉言谢绝。我曾劝他换个地方住，有利健康。他说：“习惯了，住房条件虽然不太好，但比起打游击的时候，居无定所，食不裹腹，已经好多了。”

舅公原名叫林绿竹，除家人、亲人，恐怕没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我妈妈、舅舅、姨姨谈起他，总是以竹舅称呼。对我来说，我更喜欢舅公林绿竹这个名字。舅公是个平凡的老共产党人，犹如莽莽林海中的一株青翠的绿竹，品德高洁、拔节凌云。雪压不弯，风吹不折。不管身处顺境或逆境，他总是坚持理想、信念，不忘革命初心。现在舅公走了，回归生他养他的大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则生机勃勃，郁郁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