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的一次“再出发”
——黄乃裳在福建辛亥革命中
黄乃裳
黄乃裳是辛亥革命起义的福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走上革命道路，经过漫长的上下求索过程。
黄乃裳（1849-1924年），字绂丞，号慕华，闽清县六都湖洋（今坂东镇湖头村）人。父庆波，务农，农闲时兼做木工，育有四男一女，乃裳居长。因家境贫寒，乃裳少时就常帮做家务和农活，稍大后开始上私塾，半耕半读。
清同治三年（1864年），基督教传入闽清。1866年，黄乃裳洗礼入教，供职于教会。他聪颖勤奋，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从中逐渐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开阔了眼界。他与美国牧师薛承恩合作翻译《天文图说》《圣经图说》《卫斯理传》等书作，还独立将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翻译成福州方言读本。1869年，他考入福州基督教年议会，被派到福州东街福音堂当传教士。黄乃裳希望借助教会多办学校，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1874年，由美以美教会主办的福州第一份中文报纸——《郇山使者报》创刊，黄乃裳被委以主笔。当年，他就在报上发表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文章，第二年又与人合作在报上连载刊出关于革除缠足陋俗的5篇文章，洋洋万言，后来还加印1万册单行本，广为发行，影响很大。
从关心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推动社会风气变革进步做起，这是黄乃裳早期改革维新的思想和实践。他还与友人在福州开办福音、培元和英华三所书院，兼任教务长，使福州有了第一批新型学校，培养出一大批爱国志士和科学文化英才。
黄乃裳早在1877年就考中县秀才第二名，但他不热衷科举，直到20年后的1894年才中了举人。他希望多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让自己有所作为，为拯救落后的中国做出贡献。他看到“外强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希冀有所效力于国家”。他认为，“中国之积弱由于民智不开，而开民智有治本、治标二法：办学为治本之图，办报为治标之计”。
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洋务派苦心经营近20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黄乃裳强烈地感到“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他一方面潜心研读顾炎武、黄梨洲诸学说，树立民族意识；一方面阅读新学史地译本，了解世界强国先进潮流。1889年，在黄乃裳的鼓励影响下，三弟乃模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致远”舰副管带。1894年，乃模在黄海大东沟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北洋水师重蹈覆辙全军覆没，中国因战败而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恨家仇，黄乃裳悲愤至极。
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黄乃裳深思后选择维新变法道路，第二年他赴京会试，毅然加入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行列。在京的二个多月里，他经历了轰轰烈烈，催人奋进的激动场景，感受到浓烈的维新变革气氛。他结识了乡亲严复、林旭等一批革命新志士，大有相见恨晚之慨。这时，黄乃裳的维新变革思想更臻成熟，目标更为明确，意志更加坚定。他奋笔撰文在《闽省会报》上发表《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指出：“今日而欲振兴我中国，非格致之学不为功。”“格致之盛于西瀛也，此欧美新以富且强，而为之民智熙熙然，乐逢其盛而精益求精。”
为大力鼓吹维新思想，宣扬民主风气，推动社会变革，打破福建沉闷的局面，黄乃裳于1896年4月斥家财在仓前山创办福建人自己的第一份中文报纸《福报》。《福报》关注社会时事，针砭时弊吏治，倡设学堂实业，反对守旧，破除迷信，文章说理透彻有力，对唤醒民众起很大作用。《福报》除在福州、厦门发行量较大外，还在全省各市县以及上海、台北、台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发行，是当时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报刊之一。
1897年春，黄乃裳入京参加会试落第，留京不归，参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协助林旭筹建“闽学会”。1898年6月，光绪帝接受康梁维新派变法主张，下《明定国是》诏书，发出数十道改革令，林旭等四卿入值军机章京，开启了闻名中外的“戊戌维新变法”，黄乃裳大为振奋。由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追查通缉维新人士。黄乃裳虽被列通缉名单第11名，仍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祸。康梁逃到日本后，非常感激黄乃裳的义胆忠肝，撰写一副对联赠黄：“英雄自古多肝胆，豪杰直堪托死生”。黄乃裳当时还设法营救林旭，但林旭决心赴国难，苦劝无果。后来，当他得知林旭等六君子壮烈献身时，悲痛不已。“百日维新”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他觉醒，认识到，维新道路行不通，“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从此，他开始了从改良主义走向革命的思想转折，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
福州市鼓楼区南街花巷3号的基督教尚友堂，是1911年11月9日福建辛亥革命起义军的司令部旧址。当天清晨，黄乃裳率领学生炸弹队、桥南社体育会、南台商团等人员共300多人，由仓前山出发，进驻设在城内花巷3号的革命军司令部，然后分头奔赴各战场。学生炸弹队队员机智勇敢，在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重大战绩，为辛亥福建革命光复起义战役立下汗马功劳。
1911年春，黄乃裳出任福州的英华、福音、培元三所书院的教务长，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同时，他主办的《左海公道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接着，又开始组织训练学生炸弹队和桥南社体育会，以晨练为名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辛亥光复起义作思想、军事上的准备。11月5日，在闽江下游台江的江面夹板船里，黄乃裳、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福建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与驻闽新军孙道仁、许崇智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商定起义的具体作战方案，包括学生炸弹队配合大部队作战等事宜。孙道仁提出要付给20万元的军饷才答应参加起义，谈判陷入僵局。在这关键时刻，黄乃裳答应紧急筹集先付给5万元，其余待起义后再付给，并晓以大义，孙道仁才点头答应。福建光复后，黄乃裳被推举为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兼筹饷局总办，除补足孙道仁的20万差额外，因军政府刚成立经费十分困难，黄乃裳以自己的名义通电南洋各地华侨，请求对新政权给予援助，总共筹得捐款70多万元。不久，他又向福州商界筹捐100多万元，使新成立不久的新政府渡过财政难关。闽清华侨志士许逸夫等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回国联合福州籍的学生500多人，组成北伐军，其所需经费也由黄乃裳筹措备足，得以成行。
11月8日夜，黄乃裳在仓前山对湖路住宅集合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的学生炸弹队队员41人，组编成以李藩为队长的学生炸弹队。9日拂晓总攻打响，起义军主力首先一举攻占于山制高点，并将前线总指挥部设在于山顶观音阁大士殿。清晨5时，黄乃裳高举由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刘元栋、冯超骧的三位遗孀秘密精心绣制的铁血十八星旗，激昂地对大家说：“旗手不用选了。我今年已经63岁，剩下的日子不多，就让我为大家当一回旗手吧！”说完，他就走在队伍的前面，率领学生炸弹队队员、桥南社体育会会员、南台商团团员共计300多人，由仓前山出发，浩浩荡荡向城内行进，沿途两边街巷路口挤满了群情激奋、鼓掌欢呼的市民百姓。队伍迅速进驻花巷3号革命军司令部，简要宣布战斗任务后，分头奔赴战场。同时，黄乃裳到附近津泰路福建武备学堂操场，把崭新鲜艳的十八星红旗高高地升起。接着，他身先士卒带领炸弹队几个小组，守候在于山和旗汛口一带前线阵地，以配合大部队作战。
战斗打响，黄乃裳穿梭于弹雨炮火之中协调指挥作战。学生炸弹队队员个个摩拳擦掌，斗志高昂，“无不效力前驱，尤不怕死”。在这次战斗中，有三位队员壮烈牺牲。
下午，起义军取得全线胜利，旗兵节节败退，在起义军宽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纷纷缴械投降。当天下午4时，清驻福建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逃到渡鸡口吞金自杀。5时，清将军扑寿走投无路，慌忙易服乔装躲到蒙古营巷民房，被正在巡逻的学生炸弹队队员发现并生擒。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福州成为全国辛亥光复起义时间最快、伤亡人数最少、社会治安最稳定的省会城市。
1911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成立，简称福建军政府或闽都督府。为表彰学生炸弹队在起义战役中的杰出贡献和功绩，福建军政府都督孙道仁授予参战队员勋章、奖状和奖金。队员们既感到欢欣荣耀，又想到刚成立的新政府还面临财政困难，一致表示只接受勋章和奖状，不收奖金。这一义举深深地感动了政府和广大民众，被传为美谈。后来，都督府特制作金牌颁发给他们，金牌上镌：“闽省光复，将士同心，奖金不收，其志可钦”。
黄乃裳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地为追求强国富民的真理而不断探索、实践、奋斗，从办教育办报开民智到维新变法，从远涉重洋诗巫垦荒到辛亥革命光复起义，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艰苦卓绝的“再出发”。而使他感到最难忘、最激奋畅快的莫如1911年11月9日福建辛亥革命军光复起义，从花巷革命军司令部的这一次“再出发”。正如光复胜利后不久他写给陈楚楠的信中所述：“裳平生最得意之事则此，十九日（指旧历，即公历11月9日）从后迄今，为最踌躇满志之时，虽死无憾矣！”
他还自撰一副对联挂在书室中以“抒情善志”：“专制已摧，大伸素抱；共和待建，何得安居。”联中：“专制已摧”指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福州也于农历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经过于山战役得到光复。“大伸素抱”指封建王朝垮台，民主革命达到目的，平生多年为之奋斗的最大愿望得以实现。“共和待建，何得安居”指刚建立的民主政权，还有许多尚要做的工作，不能说已安逸无事。果然不出所料，民国刚成立不久，胜利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随后就有“洪宪”复辟帝制之变。联语寓含居安思危警意，料事极有远见。几乎同时，黄乃裳又撰写了一副对联：“新民事业图无逸，福地人家产有恒。”新民：使民更新，教民向善之意。产有恒：即恒产。他认为际此更新的人民民主事业还得勤奋事之，不可贪图安逸，如果懒惰逸豫就会前功尽废。建设一个幸福家园，须不断经营创业，才有可能拥有稳固恒久的事业。
花巷3号花厅，是福建辛亥革命军司令部旧址,1992年被福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门口立有文物保护石碑，是体现福州近代革命史的重要文物遗址。这里是黄乃裳先贤一生革命生涯中无数次“再出发”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再出发地，值得后人永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