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的六渡南洋

一代僧楷圆瑛，从1907年至1948年，先后六次远渡南洋，足迹遍布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马来西亚、锡兰（今斯里兰卡）、泰国等东南亚各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不仅为促进海内外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努力，而且广结善缘，为抗日救国、兴办社会慈善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始终秉持“爱国爱教”的宗旨，成为海内外佛教界的一代楷模。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对他评价说：“和尚很有骨气，一见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 1907年7月，圆瑛奉寄禅和尚之命，自宁波乘搭轮船，第一次远涉重洋，途经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缅甸仰光，而至印度，恭请舍利、玉佛回国供养。1914年11月，圆瑛第二次再涉重洋，先后在新加坡弘法利生，至槟榔屿讲经说法，途经暹罗（泰国）、锡兰，到达印度，请佛舍利三粒，复回锡兰、缅甸，又请得贝叶经、玉佛，最后于1916年迎请舍利、玉佛、贝叶经，经缅甸回国安奉于宁波永宁寺。圆瑛这两次远渡南洋的重要贡献，就是迎请佛门三宝回国供养。特别是第二次远渡，历时两年，通过沿途讲经弘法，增进了中国佛教文化与东南亚佛教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提高。不仅深受佛教界的崇敬，而且备受国内地方官员的欢迎，并给予高度评价。 1922年10月，圆瑛应请再度下南洋，先后赴仰光朝礼大金塔；途经新加坡受转道和尚与普觉新舍主人郑雨生居士之邀，在专场组织的普觉讲经会上讲《大乘起信论》；应槟榔屿极乐寺（福州鼓山涌泉寺下院）之请宣讲《阿弥陀经》，示人以修净土法门；至槟城谢氏宗祠讲经，与谢自友倡议成立槟城佛教研究所；应台湾基隆灵泉寺善慧和尚邀请前往演讲，并到台中慎斋堂、台南开元寺讲经；到新竹州金刚寺等处弘扬佛法……至1924年3月回国在泉州开元寺任住持，历时两年。1948年1月，圆瑛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偕明旸法师再赴南洋弘法，途经香港时，受到香港佛教联合会同仁的隆重欢迎，并在东莲觉苑讲《楞严大纲》三天，满堂听众，充满法喜。此行沿途受到吉打坡莲德堂、星洲僧伽策进社，新加坡中华佛教会，吉隆坡大茨山崴镇宫，槟榔屿极乐寺，槟城宝誉堂、海客园观音阁、华严寺，吉隆坡观音亭、妙香林连生道场、洪福寺、菩提学校等同仁和广大信徒极其热烈的欢迎，并一场接着一场演讲，不仅讲演《楞严大纲》，而且传授三皈净法，佛陀教义，开示法要，并传皈依。此时圆瑛已七十一岁高龄，槟城极乐寺僧众为大师特开千佛寿戒。台北佛学院院长慈航法师，吉隆坡千佛山明妙方丈，星洲宏船、广洽大师、达明和尚等各方大德高僧，专程赶来会同极乐寺首座云海法师、戒期大师为圆瑛大师祝贺七十一寿辰，规模宏大，法幡高登。直至临回国前夕，他仍不辞辛劳，频频为吉隆坡惠元亭和槟城菩提学院讲经开示。圆瑛这两次远涉重洋，前后历时长达两年半。其巨大贡献，就是他竭尽全力，把由印度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儒、道长期融和的中国佛教文化推向海外，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仅以新加坡为例，不仅保留中国风格的佛教文化场所星罗棋布，而且信众广及政府官员，商贾巨子，社会名流和普通民众，甚至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这就是他之所以在生前最后一次远渡南洋时，深受海外广大僧众信徒尊崇与景仰的根本原因。

1926年4月，圆瑛为筹募创立开元慈儿院基金，专程重渡南洋，将筹募所得之款，于马六甲组织基金董事会，保管本息，得之息金，分期汇交慈儿院，冀垂永久。他并为此感慨地写下“沧溟浩淼水天连，为与孤儿解倒悬，瓶钵远飘呼将伯，禅灯午夜不成眠”。其间，圆瑛在新加坡普陀寺得知该处有一河每年溺死数十人，便毅然应请以素食超度之法，令放生埠中一被关笼中待杀的大蛇，获释大蛇腾跃入河，居然去而复还，翘首向大师致谢，此河从此也就太平无事。大师此举便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佳话传说，不管这是否巧合，以佛教“不杀生”之戒律，理应是一种善举。圆瑛此行历时九个月，一路都在为募化慈儿院基金奔波讲演，并在鹤山极乐寺获佛舍利四颗，于当年12月奉请回国。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难当头，为挽救民族危亡，圆瑛于11月率徒明旸往南洋筹赈。他应雪兰莪千佛寺明妙和尚等之请，启建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息灾法会，在新加坡天福宫、总商会，巴生坡华侨筹赈会、观音亭，槟榔屿福州会馆，槟城普陀寺等处讲经，呼吁侨亲关注支持祖国的抗日救国，并应请亲任槟城极乐寺住持。1938年6-7月，应中国佛教会之召，回沪视察各收容所与佛教医院，深悉经费困难，旋即再返南洋，奔走于新加坡天公坛，棉兰苏岛佛学社、观音亭，以及菲律宾等地。在侨领陈嘉庚等的合力推动下，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赢得华侨华人的热烈响应，至1939年6月，先后历时一年半，筹得十余万元，为祖国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了贡献。圆瑛这两次远渡南洋，是专程为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和抗日救国，向东南亚各国侨亲筹募资金。这正是他一生弘法，追求“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强调菩萨行的真精神。圆瑛的言行如一、表里如一、严于律己，始终为僧众所恭敬肃然。

此外，圆瑛还有两次短暂出国。一次是1929年9月，出席朝鲜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一次是1931年2月，专程赴新加坡工商学校讲演《佛法之精神》。

统观圆瑛的六渡南洋，一以贯之的是他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他把中国佛教文化远播海外，使之成为广大海外侨亲永远无法割舍故土之情的文化纽带。特别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把筹募善款，筹募抗日救国经费，作为出行海外的突出任务，并竭尽全力地付诸实践，以致遭受日军逮捕，在日军严刑拷打审讯中，从容镇定，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并连续打了三个静七，绝食以示抗议，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他虽六渡南洋，先后住锡海外历时近七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基础。但在全国解放前夕，人心未定之时，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多次来函来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他到南洋安度余生。大师却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住”而婉言谢绝。

圆瑛的六渡南洋，一丝不苟的是他为法为人的爱教风范。他视弘法为家务，在海外所开大小讲席无数，皈依到他座下弟子之众多，影响之深远，深得国际佛教界的广泛尊敬。他注重净化自心与和乐人群的统一，除以法布施，使佛理深入人心，成为人之精神依托外，特别重视福利国的施好，以救助人的物质困迫，解救众生之苦。不但救心，而且救身。当今东南亚风行的人间佛教，实际上与圆瑛这种弘法不忽略社会，不忽略自己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