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遂一生革命
一、军校高材生
何遂，字叙甫，福清港头镇占阳村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官僚的家庭。他的祖父当过四川泸州知县，父亲是南昌试用知县，对穷苦老百姓颇有同情心。
不久祖父在四川任内病逝，父亲也在奔丧的途中暴卒，何遂一家孤儿寡母的，只好投靠二叔家过日子，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回福州，第二年入福建武备学堂第二期读预科。在学堂里，何遂读了许多书，诸如《革命军》、《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等，当时这些都是禁书，学校当局不让学生们看。有一次，他写一篇《诸葛亮出师表书后》的文章，学校以“文理荒谬，行止欠谨”为由，宣布开除他的学籍。何遂不服气，团结许多同学一起到闽浙总督衙门和将军衙门去申诉，但都吃了闭门羹，只好离开福州到上海找林森想办法。
林森是福州人，当时任上海海关秘书、上海福建学生会会长。林森一口气替何遂写了几封介绍信，让他到南京去找也是福州人的林述庆和林之夏等人。林述庆时任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三营管带，便安排他在左队里当排长。以后他又得到徐绍桢的赏识，调升第九镇司令部三等参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以三等参谋的资格考入河北保定陆军随营军官学堂。因为学习成绩好，段祺瑞特别找他谈话，勉励他“要忠君爱国”。就在这个学校里，他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军咨府大臣载涛选用为禁卫军队官，集中在北京等待皇帝引见。但同班的同学都被派到广西去，他不愿意当脱群之马，便打了一张辞呈交给禁卫军办公处，自己单身南下。
二、响应广州起义
在广西督练公所，何遂任参谋处筹略科长兼陆军干部学堂教官，又任边防调查长，离开桂林向越桂边境进行军事调查。他到过镇南关、越南、云南、香港，接触过许许多多的人，诸如陆荣廷、方声涛、李根源、唐继尧、蔡锷、赵声、黄兴等。用他的话说：调查是次要的，联络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调查回来，何遂深感应该有一个组织，于是成立广西同盟会支部，他为参议，在福棠街2号租一幢房子，出版《南报》。他以“贱夫”为笔名，发表《边防调查纪实》，宣传革命思想。宣统三年（1911年）2月，香港同盟总会通知：4月1日将在广州起义，届时希望广西响应。接着有关方面的同志都先集中到桂林来，其中福州的有陈更新、严汉民、冯超骧、刘元栋、王印芗、方君瑛、方声洞、曾醒等。这一年的2月中旬，来的人都先后陆续到广州去。3月30日，香港电报：“何叙甫、耿鶡生、方韵松：父已死，毋庸来港。”何遂知道广州起义失败了，心里非常难过。偏偏这电报又出了问题。原来被清政府当局破译，巡警道派兵来把耿鶡生带去，追问电报是打给谁的？三个人中，究竟是谁的父亲死了？好在耿鶡生非常沉着，承认电报是打给他的；死的是方韵松的父亲；只是在他的名下漏了一个“转”字。
方韵松就是方声涛，平时不入城，随学兵营驻在郊外的李家村，平时函电皆由住在城里的何遂、耿鶡生转。他们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遍，还算能自圆其说。巡警道虽说还在怀疑，但也拿不到证据，只好让耿鶡生回去。
不久，从广州传来消息，起义果然失败了，方声洞英勇牺牲，牵连到他的兄弟方声涛也被罢了军职。但没发现何遂有什么把柄，督练公所仍然派他到北京去参加“永平秋操”。
三、山西起义
何遂到了北京，武昌起义的枪声已经打响，全国的形势都很紧张，“秋操”自然也“操”不下去了。第六镇统制吴禄祯找何遂谈话。吴说：“山西已经宣布独立，涛贝勒要我派一协人到山西镇压。你跟队伍去，担任十二协参谋。马上走！”十二协的统领叫吴鸿昌，是何遂在保定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他们急急忙忙带了三营的部队从保定向娘子关进发。可是，要是拿下娘子关，山西的革命就要被消灭。这时候的何遂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想：要先阻止部队的前进！便建议说：“行军切忌冒进。我们应该先到前面去看看。”吴鸿昌听他的话，果然跟着他到前面去绕了一圈，又回到石家庄来“从长计议”。
第六镇一团团长曹进看出何遂演的戏，劈头就骂：“你是革命党！你把队伍搞成什么样子？”何遂不怕他，“火”了起来，冲着他也骂：“你懂什么？你们凭什么来对我说话？”曹进气急败坏，向吴禄祯告状，说何遂有“助敌”的嫌疑。好在吴禄祯没有听曹进的话。他本来的主张就是剿抚兼施。因此他反而表扬何遂说：“何参谋做得对！”还特别派朱鼎勋、刘文锦为正副宣抚使，到娘子关去对起义部队进行宣抚。
刘文锦是石家庄车站司令部参谋，也是革命同志。但朱鼎勋则是山西混成协参谋，反对革命。何遂悄悄对刘文锦说：“朱知道的山西内情太多了，到那里先请山西的人把他扣下来。”刘文锦到了娘子关果然依计而行。何遂也带几个随从赶到娘子关，说明吴禄祯要联合山西的队伍，直捣北京的计划。山西都督阎锡山很高兴，通过何遂，请吴禄祯到山西协商事宜。吴禄祯果然到山西去，对山西的将领说：“现在北京授我做山西巡抚。我是革命党，这对我真是笑话。”阎锡山在一旁举手高呼“我们拥护吴公禄祯做燕晋军大都督！”一时欢声雷动。山西的问题可以算顺利解决了。
可是当晚吴禄祯回到石家庄，却被他的属下马蕙田营长谋杀了。这时，何遂在晋军慰劳正赶着回来，到石家庄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倒下便昏昏睡去。朦胧中，一阵枪声响，他随手抓一把短剑冲门而出，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脚，定神一看，正是吴禄祯的尸体，全身血污，头已经没有了，只有他穿的那件军大衣和胸前闪烁的一颗双龙宝星才能显示他的身份。何遂一边喊着：“快来人呀，统制被人刺死，赶快跟我去报仇！”一边向郊外的晋军宿地奔去。路上有人骂：“这家伙乱喊什么？杀了他！”何遂不理他们，一直向前面冲去，可是到了郊外，晋军已经撤走，不敢逗留，一口气又跑回石家庄。一个小兵把他扶下马来，安慰他说：“请大人放心，我们都跟着你，保护你。”这时候的石家庄部队也已经起义。上尉副官齐燮元手臂上缠着一块白布，向他报告：“我们预备好了，请你训话！”他跟着齐燮元走，只见前面有一个连的人马，手臂上都缠着白布，齐声地喊：“吴统制故去了，何参谋就是我们的领袖，欢迎给我们讲话。”何遂定下了心，找一个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对士兵们说一些再接再厉的话。不久，山西方面，由仇亮率领一支队伍赶来支援，吓得还没有起义的一团禁卫军旗兵夹着屁股往北面逃溃。
仇亮力荐何遂接替吴统制担任燕军大都督，并请何遂发表训话。何遂说：“革命是一定要流血的，吴统制先走了一步。我们要踏着他的血迹前进！”当下收到两份电报：一份是滦州二十镇张统制和混成协蓝协统拍来的，文曰：“本军已经整装待发，请与山西军前来会师。”另一份是吴鸿昌统制发出的，电文是：“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都是最好的消息。何遂顿时有了信心，指挥把石家庄的物资全部运到太原去。阎锡山亲自来接，并请何遂当燕晋联军副都督，自己当大都督。自此，山西全境光复。
四、二次革命
山西起义后，何遂建议训练一团敢死军，自任参谋长，负责练兵。但张锡銮和曹锟的队伍已从石家庄向娘子关推进。山西的晋军被打散，何遂则化装成和尚逃到南京，见了黄兴。黄兴说：“你来得正好！”遂委任何遂为扬州军总参谋长，克日赴任。扬州军司令叫徐宝山，盐枭出身，人称他为“徐老虎”，不太容易与人合作。于是，何遂改任淮扬联军总参谋长兼江北兵站分局长，不久又调任“调查京、津、保兵变特派员”。
这时清帝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有些部队，连黄兴都指挥不了。为了改变时局，黄兴下力气经过一番整顿，以广西的两支人马为基干组成第八师，作为中心队伍，何遂为代理参谋长兼第三十二团团长。袁世凯知道黄兴的意思，乘机向第八师开刀，强令第八师分出一团兵，交王芝祥带到湖南去。接着又撤销黄兴的南京留守府,主谋派人刺杀宋教仁。
孙中山忍无可忍，忙从日本赶回上海，发动第二次革命。何遂欣然响应，他的工作主要是沿长江一带联络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均以及九江镇守使耿毅（即耿鶡生）、徐州镇守使冷遹等人。当时，袁世凯撤免李烈均、柏文蔚、胡汉民等的江西、安徽、广东职务。李烈均等人则纷纷发布讨袁通电。何遂赶到山西大同，策划晋北镇守使孔庚通电反袁，并亲自拟写电文。但讨袁失败了，孔庚被捕，何遂也被山西警备司令胡谦“陪送”出境。接着第八师又发生兵变，何遂没有了退路，遂同第八师的部分将官，经日本军医须藤（原第八师军医处长）的布置，东渡日本，以图东山再起。何遂到日本后，还到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等国家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况，写成《欧洲观战记》。直到民国6年（1917年）才回国，任陆军大学战术教官，不久赴广东参加护法战争，任靖国军司令，并回福州在台江太原街日本洋行内设立一个秘密机构，密谋用炸弹炸死福建督军李厚基。但事机不密，没有成功，只好避入日本领事馆，化装后逃到上海，再次东渡日本。
五、革命到底
民国8年（1919年），何遂奉命回国，任曹锟军官教导团教育长。民国13年（1924年），他参与策划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组建国民军，历任国民军第三军参谋长、第四师师长、北京政府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
北伐时期，他到河南策动直系军阀和曾属国民军系统的军人倒戈响应北伐。民国17年（1928年）春，到广州任李济深的参议，5月，改任黄埔军官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年底，又到西安任十七路军总参议。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和朱庆谰等人组织“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任副会长兼主任干事,奔走呼号，发动募捐支援抗战，还毁家纾难，自捐大洋4万元，并多次到热河前线慰劳抗日义勇军。民国26年（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拥护中共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南京，何遂很高兴地结识并靠近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还热情地派儿子何世镛和何世平，回京郊栖霞山何家别墅，把看家的6支长短枪用麻袋捆好，赠送给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不久，抗战全面爆发，何遂任第一战区高级幕僚室主任，陪同周恩来由河南前往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并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交谈抗战之事。民国29年（1940年），他促使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同意，以花马池盐换取陕甘宁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冲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第二年“皖南事变”，他亲自驱车到曾家岩的周公馆面见董必武，资助一大笔资金，帮助八路军办事处解决经济困难。解放战争时，他又帮助中共做好统战工作。他家的3个儿子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年的三儿子何康是重庆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曾任国家农业部部长），经由叶剑英指示，成立一个“兄弟支部”，通过何遂的关系，做好争取“中间派”的工作。何遂自己则也身体力行，亲自联络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等人参加民联组织，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遂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把所收藏的全部文物和图书分别赠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仅1950年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古文物就达6895件。为此，陈毅市长和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专函致谢，国家文化部还给予很高级别的褒奖。1968年何遂病逝，享年8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