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土改兵”

全国解放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福建省与全国一样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二十八军在全军抽调一批官兵，组建闽北土改大队，奔赴农村支援土改。我是当年被抽去支援土改的志愿兵。

1950年10月下旬，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八军教导团毕业后，分配到83师247团后勤处任宣传员。10余天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执行新的任务，即与部队抽调的官兵支援地方土改。命令如山倒，数百名指战员立即到军部报到集中编队，转为“土改兵”。

第二天，凌晨4点20分起床，6时全体“土改兵”全副武装出发，一路风尘一路歌。从闽南沿海前线急行军，3天后辗转到建瓯，再经过半个月土改集训，政策“练兵”，学习土改方针、政策、任务和华东地区土改暂行条例，以及农村阶级成分划分界线，重温革命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使自己很快适应新的任务。

那时候，建瓯到松溪不通公路，我和李家庚、叶鸿端、魏本玉、戴义芳等战友们一道，随身携带步枪、子弹、手榴弹、米袋和被子等，负荷约20千克，翻越一座又一座崇山峻岭。行军途中，有时睡稻草地铺，有时夜宿庙宇、祠堂或借宿学校，3天步行到达松溪。

松溪地处闽浙交界偏僻山区结合部，周边有多股武装土匪和大刀会的匪徒。他们白天躲藏，晚上“夜猫子”似的出动抢劫，破坏土改运动，当地群众称他们为“茅匪”。我们土改队领队的王教导员说：“枪是革命军人的第二生命，如武器被抢是军人的耻辱。无论如何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武器。”土改队进村后，人不离枪、枪不离人，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匪徒的突然袭击。

参加地方土改，首先从发动群众入手，召开诉苦大会，同时抓剿匪反霸，没收地主五大财产。接着，开展评定阶级成分。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土改队全心全意依靠农会组织做好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那时，对地主成分中有民愤罪恶的划为恶霸地主，还有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征收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多余部分土地。中农成分中，上有富裕中农，下有佃中农、下中农。斗争恶霸地主，打倒不法地主，孤立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下中农、雇农，是土改政策、路线和方法。对农村乡镇中失去劳力或是从事其他职业，占有少量土地出租，评为小土地出租者，乡村教师、医生、律师等划为自由职业者；从事工商业的，分别评为小贩、小商、工商业者、资本家、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对没有耕地又没有固定职业的评为贫民，乞丐、游浪汉定为游民。阶级成分划分后，土改队还将征收的轮教田、祭田、庙田，列入国有土地统一计算面积分配给农民。从此，贫下中农、雇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贫下中农、雇农除了分到耕地外，有的还分到房屋、农具，不再受地主、富农的剥削。翻身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翁。

剿匪，是土改的胜利保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土改兵”们先后在大布、前洋、后洋、渭田、溪东、花桥、水南和旧县等乡村参加剿匪斗争。土改大队在当地县武装大队、区中队和村民兵队的密切配合下，先后抓获了土匪数十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凶器。那些通匪分子见到土改队在松溪、政和取得剿匪战斗一回合又一回合的胜利后，纷纷登记自首。 到了1951年3月的一天，松溪县城召开千人群众公判大会，宣判10余名匪首、惯匪和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死刑，大大威慑了残余的“茅匪”，保障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但也有一些“茅匪”铤而走险，比如在政和，一位土改队员夜间就遭埋伏的土匪袭击而光荣牺牲。还有一次，一个通匪分子，与股匪里应外合杀害了一名区干部。烈士的鲜血进一步教育了群众，发动了群众，为松溪土改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我也在剿匪中荣立二等功，受到了松溪县土改委员会的嘉奖。

1952年6月，松溪县土改任务胜利完成了。当我们这些“土改兵”离县时，县里召开了千人欢送会，群众敲锣打鼓，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沿街百姓燃放鞭炮，欢送参加土改运动的人民子弟兵。“土改兵”们则唱着“我们永远是战斗队”等革命歌曲，依依不舍地向松溪人民挥手告别。

时光流逝，弹指一挥间，59载春秋一晃而过。现在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我已退休了。然而，当“土改兵”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