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敏学与贺子珍兄妹情深

贺敏学是大革命时期的永新县中共县委书记，战争年代叱咤疆场，先后7次负伤,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他是贺子珍的哥哥，毛泽东的至亲，但从没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有过任何索取，甚至连一张和毛泽东的单独合影都没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绝无仅有的以副部级之职(逝世后追授为正部级)被中央盖棺论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与贺子珍的兄妹亲情更为人称道。

贺敏学（1904—1988年），江西省永新县人，早年在就读永新县禾川中学期间，与后来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成为同窗挚友。1927年3月，贺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胞妹贺子珍、贺怡同为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委员，时称“永新三贺”、“贺氏三兄妹”。

1927年7月，永新暴动后，贺敏学被推举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宁冈、安福、莲花和永新四县农军组建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贺敏学任副总指挥，贺敏学还兼任党代表。

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千余人上井冈山途中来到永新三湾，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贺敏学派人和他们取得联系，并向袁文才作了通报。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来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的同志也一起到了山上，为迎接毛泽东率军到达做准备。

10月27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后，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茶陵，把已在工农革命军一营任宣教科长的贺敏学调至井冈山。贺敏学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贺敏学被毛泽东留了下来。不久，毛泽东答应了袁文才的邀请，搬到茅坪八角楼居住。

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百来步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来往很是方便。贺子珍因疟疾未愈，未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此时仍住在袁家。一来二去，毛泽东与生性活泼的贺子珍熟悉起来。

1928年6月下旬，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永新塘边结为革命伴侣。在一些人眼里，贺敏学也随之成了特殊人物。但他却平静地说：“子珍和谁结婚，那是她的婚姻自由，我还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党员。”

1933年3月中下旬，贺敏学任新成立的红二十三军参谋长，指挥部设在会昌。红二十三军转战于粤赣和闽西大地，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成为赣南战线最有力的主力军”，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在军事上又胡乱指挥，战争陷入危局。9月底，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华夫)来到瑞金，以中革军委顾问身份行使指挥权，积极推行“左”倾教条错误军事路线，使得战争形势越发严峻。看到红军连战皆北，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在毫无胜利把握的消耗战中倒在前沿阵地上，贺敏学忍不住对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发表了不同看法。谁知，他的这些话马上被上报，随即，一场政治斗争便降临到了贺敏学身上。他受批斗的理由是：支持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不久，贺敏学被撤销职务，调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学习。

此时，毛泽东一家已搬到瑞金城西的梅坑云石山上居住，距“红大”不远，贺敏学不时前去看望。当贺子珍牵着3岁的小毛出来迎接时，贺敏学一下子兴奋起来，抱起孩子就用胡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这甥舅相聚的欢乐气氛，也深深感染了赋闲的毛泽东。

在贺敏学与毛泽东谈话时，天真活泼的小毛在两个大人中间快乐地转圈圈，使得这场谈话一点也不沉闷。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贺敏学的近况，而后缓缓地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贺子珍和弟弟贺敏仁都在转移人员之列，小毛跟随部队行动肯定是不行的，可交给谁好呢？贺子珍和奉命留在苏区的兄长贺敏学商量，两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也只有托给妹妹贺怡了，因为她和毛泽覃也是留下来的人员。

送走贺子珍后，贺敏学马上到瑞金梅坑马道口，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报到，参加中央军区的筹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从华东防空司令员的任上脱下军装，转入地方建设。1954年6月，时任华东建筑工程总局局长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建工部召开的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

星期天，外甥女娇娇(李敏)到饭店看望舅舅。贺敏学利用会议空当陪她玩了半天，还在莫斯科餐厅请她吃西餐。秘书孙海林受命送娇娇到公交车站，娇娇却提出要再走一段路，孙海林觉得奇怪，便问为什么？娇娇说，买了两本书，坐车的钱不够了。孙海林回来告知此事后，贺敏学鼻子一酸：“毛主席管孩子太紧了!”

从女儿那里得知贺敏学来北京了，毛泽东很高兴，让女儿转告贺敏学，请他于翌日晚7点来丰泽园做客，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司机去接贺敏学。

贺敏学在娇娇的带领下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毛泽东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盈盈地上前同贺敏学握手，请他落座，并给他递烟。

这是贺敏学和毛泽东自中央苏区分别后相隔20余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作为战友和亲属，他们的交谈亲切而坦率。

毛泽东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贺敏学一一作了回答。他首先向毛泽东谈了中央苏区分别后的个人经历，在部队中担任的职务和参加的重大战役。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事后，贺敏学告诉妻子李立英，毛泽东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武装暴动第一，指贺敏学在1927年领导的永新暴动。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写道：“暴动队始于永新。”上井冈第一，是指永新暴动后，贺敏学即率暴动队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解放后，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人。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亲自指挥二十七军八十师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最早渡过长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的话题很快转到了贺子珍身上。

自贺子珍在上海生病后，毛泽东十分牵挂，派女儿娇娇前去看望。与女儿重逢，贺子珍大喜之下，不停地向女儿打听毛泽东的情况，情感上无法放开，精神也高度紧张，接着便是发病。毛泽东曾向上海市市长陈毅提出，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悉从其稿费中开支。但陈毅回答：“我们偌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她的开销由我们上海包了。”

毛泽东问了贺子珍各个方面的情况。贺敏学告诉他：“子珍妹在上海生活得很好，地方上对她很照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她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你和娇娇，这次来京开会，她还嘱咐我，代她向你问好。”

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一丝伤感，半天没有作声。良久，他才从沙发上站起，在会客室踱着方步，扳着手指头数起了贺子珍的年龄，尔后对贺敏学说：“子珍现在该44岁了，叫子珍再婚，成个家吧!”

乍听毛泽东这话，贺敏学一时怔住了。贺敏学当然知道，这是毛泽东替贺子珍着想，但他也知道，在贺子珍发生情感变故后，苏联的同学曾向她表示过倾慕之情，回国后仍有人希望能获得她的爱情，但她一概拒绝了。当李立英关心她今后的生活时，她说：“我一生只爱一个人，我已经把我的感情给了毛泽东，不可能再爱第二个了。”针对毛泽东的这个提议，贺敏学努力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他理了理思路说：“主席，子珍妹跟我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毛泽东轻轻叹了口气：“这个事也不好强加于人，‘花开花落两由之’吧。你回去告诉子珍，娇娇在我身边很好，已经读中学了，今后每年都让娇娇到上海看望妈妈。让子珍安心治病，好好生活，你和立英要多照顾照顾她。”

贺敏学离京前，娇娇又到饭店见了舅舅一面，照样是坐公交车来的。贺敏学塞给娇娇一些钱，她不肯要。贺敏学说：“孙秘书跟我说了，你就收下吧，就算是舅舅送你几本书看看。”可见，贺敏学十分疼爱娇娇。

195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和贺敏学长谈时，特地叮嘱他和李立英要多照顾贺子珍。贺敏学对贺子珍自有深切的兄妹情感，但他知道，毛泽东还如此相托，另有他的苦心。于是，他对妹妹的情感里，还包含着毛泽东的重托，由此更是事事想着妹妹，处处顺着妹妹。

1955年，贺敏学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受命率建筑工程部队支援大西北建设。李立英也想把13岁的女儿小平带去。贺敏学虽然喜欢孩子，却说：“小平懂事了，还是让她留在上海陪子珍妹。”于是，夫妻俩只带4岁的小女儿汪洋去了西安。贺子珍和兄妹们的4个孩子住在一起，也不那么寂寞了。她挺喜欢孩子，还教他们学说俄语。至于买菜、做饭、洗衣服一类的家务，全由李立英的母亲包了。李立英每个月的工资悉数寄回上海，寄给母亲，用以支撑这个大家庭的生活。

贺敏学不负众望，带出一支10万人的建筑大军，为国家“一五”计划的建设立下殊勋。1958年，原拟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的贺敏学进京报到时，忽被告知南下福建，就任福建省副省长。他二话没说，立即离京入闽。数年间，他这个身兼省建委主任的副省长，呕心沥血，为福建的工交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贺敏学调福建后不久，贺子珍也离开了上海，迁居南昌。一是因为陈毅已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上海市的新领导对她显得较为漠然，二是由于朱旦华(原毛泽民之妻)的丈夫方志纯(方志敏之弟)在江西任副省长，他们和江西方面都能提供照料。贺子珍到江西初期，情绪不错。孰料，1959年在庐山和毛泽东的见面，造成她的大喜大悲，并因此重病一场。贺敏学得悉，心急如焚，却因工作无法脱身，便委托妻子李立英从上海赶去南昌照看她。

1960年，贺敏学得知不幸偏瘫的李立英病情大有好转，便想接妻子到福建。李立英想让女儿小平和老母亲也一起来福建。贺敏学考虑到，贺子珍现在虽在江西，但还要经常回上海，如果岳母和大女儿小平也到福建，妹妹回上海后怎么办？为了让贺子珍在上海有个温暖安定的家，还是把岳母和小平留在上海，有她们陪伴、护理着，妹妹回上海后才不会感到寂寞。李立英同意丈夫的想法，为了让贺子珍在上海的家不至于散掉，她宁愿牺牲自己小家庭的团圆，把小平和母亲留在上海。

在江西，贺子珍的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症状越来越严重，体质急剧衰弱下来。贺敏学对妹妹心疼不已，提出要把妹妹接到福州来调养。

得知贺子珍到福州和兄嫂同住，毛泽东十分欣慰，派女儿李敏常去看望。毛泽东还托人送去好烟，有时不明说送贺子珍，是送贺敏学抽，但大家心照不宣。贺敏学把烟交给贺子珍，贺子珍也分一些给哥哥抽。

随着贺子珍心情的好转，贺敏学和李立英慢慢了解到了庐山见面的那一幕。贺子珍一直盼望有人帮她向毛泽东传话再见面。

贺子珍住在福州时，李敏来福州的次数也多了。李敏每次到上海、南昌、福州，几乎都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而且信的抬头不是“子珍”就是“桂妹”。这是因为贺子珍是在中秋桂花飘香的日子出生的，小名就叫桂圆、桂花，取意“蟾宫折桂”、“花好月圆”。

毛泽东终究不是神，而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据李敏说，每次都是父亲让她去的，而且总要带些妈妈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从娇娇那里，贺敏学、李立英还了解到：贺子珍把自己的全部情感都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心里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但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许多，也不能无视江青的存在。一次，毛泽东曾对娇娇说：“江青对我不好，嫌我老了，是个土包子，不上我这儿了，她不爱我，同你妈妈完全不同。”说到贺子珍，毛泽东当着女儿的面流了泪。娇娇说：“那让妈妈来北京吧。”毛泽东叹了口气，搂着女儿说：“不行啊，李讷也长大了，她会怎么想？全国人民会怎么想？”

从那次谈话中，贺敏学感到，毛泽东在家庭纠纷中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说不出的苦衷。

1975年1月中旬，新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贺敏学赴京参加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粉碎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贺敏学一度冷却的心被重新点燃起来。贺敏学回到福州后，重新筹组建委，抱着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在艰难中开展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贺敏学盼望能到北京参加告别仪式，但江青一伙怎么能让他去呢？贺敏学为此颇为恼火，他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一个月后，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贺敏学十分激动，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

贺敏学退居二线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让他最感慨而高兴的事，是妹妹贺子珍在被冷冻数十年后，重见天日，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并敬献花圈，以了却兄妹俩心中的夙愿。

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病逝于福州。中共中央追授他为正部级，在悼词中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