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目录学

郑振铎（1898－1958年），字警民，又字铎民，小名木官。为文作诗，常署名西谛、C.T、郭新源等，福建长乐县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他不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藏书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和历史考古学家，而且是版本目录学家，尤其是在目录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文献的收藏与传播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收藏的目录书籍

郑振铎收藏的目录书籍，占他藏书的很大一部分，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涉及古今中外，贯穿各个学科。后人把他捐献的藏书编成了《西谛书目》。在《西谛书目》中，目录方面的书大约有300多种。比如《七录不分卷》、《清学部善本书目》、《赵定宇书目》、《医藏书目》、《文渊阁书目》、《陕西经籍志》、《艺风藏书再续记》、《苏州府艺文志》、《安徽艺文志》、《黄州府艺文志》、《续查应毁各书名目册》、《违碍书目》、《宝礼堂宋元本书目》、《金石书目》、《昆曲粹存书目》、《百衲本全唐诗所用刻本书目》、《滂喜斋藏书目录》等等。其中的部分书目，像《续查应毁各书名目册》、《违碍书目》、《宝礼堂宋元书目》、《百衲本全唐诗所用刻本目录》等等，都是郑振铎先生亲笔抄写的。可见郑振铎先生收藏古籍时，对目录书籍的重视。

另外，郑振铎的一生还编纂了数量可观的书目，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该领域是开风气之先的。郑振铎最早撰写的书目，是一份关于西方社会学著作的书目，这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最早的书目（可惜这份书目今已遗失），在社会学领域开其先河。他精心撰写的《关于文学理论的重要书籍介绍》的书目，介绍了国外五十来种文学理论著作，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最早的书目。他撰写《俄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等书目，是我国研究俄国文学方面的第一份书目。民间文学方面，郑振铎先生撰写了《佛曲叙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开民俗文学研究的先河。郑振铎发表的《宋金元诸宫调考》，开列了诸宫调方面的书目，也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发端。版画方面有《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的书后所附目录，《长乐郑氏所藏版画史目录》（未刊）、《中国版画史引用书一斑》等，是版画方面的开山之作。此外，郑振铎先生还编纂了大量的文集目录，像《唐人文集目录》、《宋人文集目录》、《明人文集目录》、《清人总集目录》、《元人文集目录》、《清词集（附清词话集）目录》，以介绍主要内容为主，为后人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对书目的利用

郑振铎在实践中收藏书籍，并对收藏的书籍进行整理研究，编成有郑氏特点的书目。郑振铎利用这些书目进行访书、求书以及学术研究。

利用书目访书、求书。郑振铎将已购的书编有“善本目”、“征访目”。“征访目”大致“以《四库标注》、《邵亭书目》、《四库存目》及《贩书偶记》（此书甚佳，专收未入《四库》之书）为主，先行剪贴成一‘总目’，并就见闻所及，加以补充；然后在此总目上，随时将已购之书注明。如此，则所缺何书，应购何书，亦可一目了然。……”这是郑振铎先生根据目录来求书。另外，郑振铎先生在购书之前，都要对藏书家的书目仔细研究，他曾对沈氏《海日楼书目》、刘氏《嘉业堂书目》，邓氏《风雨楼书目》都进行过严谨的研究。

郑振铎借助书目来确定版本的年代。他在《艾子杂说传》的跋文中记载“明末刊的《艾子杂说》，类多每条各立名目。兹以顾氏本为主，不复另列条目。《直斋书录解题》已著录《艾子》，可见此书至迟是南宋时代的东西。”他还通过《直斋书录解题》来印证《艾子杂说传》产生的时代，这是郑振铎利用书目进行的学术研究。

把目录的“实用性”引向更广阔的领域，是郑振铎在目录学领域的又一成就。郑振铎身体力行地利用书目从事学术研究，他编纂的大量书目，处处着眼于实用。如他早期开列社会书目时，贯穿了“实用性”原则，根据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列了深浅不同的许多书目。

郑振铎对图书的分类，是以“实用”为本，他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说：“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明了而妥当的分类。”他曾对邵瑞彭等人的《书目长编》进行批评，批评他们“强列名目”“破碎无当”的分类缺点，以及把“图书馆经营法”一类的书，硬塞进书目之书目中的不恰当分类法。他自己编写的《西谛书目》（稿本），也是完全从“实用”出发，为了方便自己的查找，就没有按类编目，哪一类有哪些书，全按收藏的顺序编排的。他对古书的分类，有自己的看法“古书的分类编目，大可不必中外统一”。他认为“古书的分类，还是不要多生枝节，老老实实地按照‘四库’编目，先行编出，供给需要使用这些书的人应用为是”。可见处处是以“实用”为指导原则。

著录图书，郑振铎从“实用”出发，主张向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要求从详记录。他曾对沈乾一编写的《丛书书目汇编》发表看法，批评该书体例不纯等缺点，并且一一指出了误收非丛书之书、漏收丛书部分书目及不著录作者的缺点。同时他对沈氏《书目长编》中的“篇幅很省”、“易于检查”以及“增加了一部分索引”、“便于阅者不浅”的优点进行了肯定。最后他告诫后人编纂丛书目录时应注意：“将丛书收罗完备，分为书名索引、著者索引等等，并见收于几种丛书的各书之下，注明哪种丛书所收的最完备，或哪几种本子有何不同，这当然是不很容易的工作，然其‘有惠于后学’，却要比因陋就简的‘沈编’胜过千百倍了。”此外，郑振铎先生在整理书目时，也讲究“实用”原则，他认为整理书目应该是“‘卑之无什高论’，不要高谈什么式的‘分类法’，只要能找到书就行”，还指出“应该学习别的国家的大图书馆的排书上架的办法。小型的图书馆当然应该分类编目，但大型的图书馆则不妨先行按大类上架，甚至全不分类即行上架，然后再编‘著者’、‘书目’、‘分类’三个索引”。

阐述目录的功用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由刘向、刘歆开创的，经过郑樵、章学诚等发扬光大的传统目录学，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张。郑振铎的目录学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把中国目录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郑振铎在为孔另境辑录的《中国小说史料》一书作的序言中说：“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变迁”，接着说“所以‘版本’、‘目录’的研究，虽不就是学问的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而对于初学者，这种‘版本’‘目录’犹为导路之南针，照迷的明灯。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可以省掉许多人暗中摸索之苦。”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谈到参考书目时说：“关于每个专门问题，每件专门学问的参考书目的例示，乃是今日很需要的东西”，再次指出了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建立“索引”与“互见”理论

“为用至大”是郑振铎的索引价值观。他编撰过《缀白裘索引》等大量索引，对索引功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索引’的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古书的难读，大都因没有‘索引’一类的东西之故。”他把“索引”的作用论述得很明白。郑振铎还撰写专文《索引的利用与编纂》，集中体现了他的索引编纂理论，提出为方便学术研究索引应直接附于书后、索引的编纂应有专家负责并提倡建立专门的索引机构以及索引使用笔画检字法的好处。这些编纂索引的理论对今天的索引编纂仍有很大的影响。

“互见”作为著录书目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郑振铎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引用郑樵《通志·校雠略》的有关论述，再三提到“互见”的重要性，指出“今天的编书者，很少用到‘互见’之例”。郑振铎把“互见”应用于学术研究，运用“互见”来处理类目和学科交叉的现象，特别是他在自己编写《中国文学史大纲》里曾多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