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宁德故事条议

林校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和家乡有关的历史人物，觉得亲切。名满天下的陆游，初仕宁德县主簿，时间不长，其缘不浅，陆游的仕途从这里出发，走过千山万水，老了还把这偏僻之地认作魂萦梦绕的第二故乡。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应不同场合的需要，曾几次写过陆游，近日翻检旧书，起念欲并合前此各篇，汰重纠误，稍作补苴，重新逐条陈述评议，是谓“条议”之意。其旨不在追求完美，但求真实而不失有趣。当否，诚望识者指教。

    一、陆游赴任宁德的时间、路线及任期

陆游曾任宁德县主簿，并见于《宋史》卷395与钱士升《南宋书》卷37二书本传，其事自无可疑。其具体年代，则明清诸版《宁德县志》《福宁府志》《福建通志》以及《艺林丛录》卷9《放翁集外诗》辑者按，均标明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准确说，都只是指他在宁德任职的一个完整年份（详下）。

《剑南诗稿》收陆游由浙入闽途中所写的三首诗：

使君千骑驻霜天，主簿孤舟冷不眠。也与史君同快意，卧听鼓角大江边。（《戏题江心寺僧房壁》,诗末附注：“是夕新永嘉守亦宿此寺”。）

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正（止）要一帆风。（《泛瑞安江风涛贴然》）

江路轻阴未成雨，梅花欲过半沾泥。远来不负东皇意，一绝清诗手自题。（《平阳驿舍梅花》）

从诗题与诗末附注可以看出，陆之赴任，当由家乡绍兴取道浙南温州市的永嘉、瑞安、平阳诸县进入闽东；从“孤舟”“霜天”“冷不眠”“梅花欲过”诸语可以看出，陆之赴任，当在冬日或初春水陆兼行。检读陆氏《渭南文集》中写于前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云门寿圣院记》,仅署“吴郡陆某记”,尚未系衔。如此，陆游最可能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冬季至次年正、二月间受命启程。欧小牧《陆放翁先生年谱（补正本）》（成都：天地出版社，1998年），根据绍兴二十七年夏四月，陆游的老师、台州知州曾几被推荐赴临安，曾几“至则以老病辞，加直秘阁，仍（还）知台州”；冬十月，守秘书少监。陆游各有诗、文表示祝贺。陆诗没有存世，但曾氏的答诗收录在他自己的《茶山集》卷1中，题作《还守台州次陆务观赠行韵》。另，陆氏写的《贺曾秘监启》收在《渭南文集》卷6。陆游绍兴二十四年（1154）至二十七年十月间皆居绍兴云门寺（云门草堂），故于十一月赴任宁德。欧小牧之说可从。

于北山先生的《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宋《嘉泰会稽志》卷2、清乾隆本《绍兴府志》卷26关于王师心(字与道)绍兴二十八年八月知绍兴府的记载和《剑南诗稿》卷37《王与道尚书挽词》有“昔遇开藩日，尝叨下榻茶”的诗句，可以推断陆游初仕当晚于王师心“开藩”(知绍兴府),因而把他赴宁德主簿之任系于绍兴二十八年冬；疾风先生《陆放翁诗词选》在《泛瑞安江风涛贴然》诗注中，也认为陆游是绍兴二十八冬才从浙东前往福建上任的。这个时间判断失之太晚、也失之太短，未能与绍兴二十八年五月宁德县重修城隍庙、同年八月竣工并请陆游写记的时间相合。这个推断不能成立。又，《渭南文集》卷29《跋盘龙涧图》称“绍兴己卯、庚辰之间，予为福州决曹”，己卯、庚辰即绍兴二十九、三十年，决曹为一州主刑法之佐吏。那么，陆游在宁德任职不满两年（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末旬至二十九年上半年）便调官福州了。

    二、陆游在宁德的政绩和评价

陆游在宁德的政绩在地方志中有一定的反映。乾隆本《福宁府志》卷17《秩官志·循吏·宁德》载：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以荫补登仕郎，有司荐试礼部，在秦桧前列，桧嫉之。桧死，绍兴二十八年授宁德县主簿。有善政，百姓戴之。后以宝章阁待制致仕，终年八十有六。三子，皆六十以上。游才气超逸，与范石湖(成大)、萧东夫(德藻)、尤延之(袤)三人齐名，著有《剑南诗集（稿）》。花下吟曰：“脱巾莫叹鬂成丝，六十年来万首诗。”临终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忠君爱国之心，垂死不忘如此。

这则记事之末又附按语：

郡守李拔曰：予读《剑南诗集》万余言(首)，慨然想见其为人。及守长溪，考其设施、经济，体用兼备。南渡后文人范、陆、萧、尤，陆其首哉！

李拔于乾隆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759—1761）任福宁知府，关心文治，好吟哦，多著述，闽东山水间常见其题咏石刻，是纂修乾隆本《福宁府志》的组织者和执笔者。他的说法对后代颇有一些影响。乾隆四十六年刻本《宁德县志》卷3《秩官志·宦绩·主簿》陆游条即基本抄撮李氏府志。后来有些文章也引李拔语以证明陆游政绩是“有口皆碑”的。但李拔之“考”云云，本出于文章家行笔之巧饰与积习，未必确有实据。

明嘉靖刻本《福宁州志》(闵文振修)卷十《名宦》载：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以父荫调县簿。锁厅荐送及试礼部，俱在秦桧（孙埙）前列，由是为桧所嫉。桧死，始于绍兴二十八年赴宁德簿，有善政。后以宝章（谟）阁待制致仕。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

                                                                         宁德南漈公园陆游像

同年刻本《宁德县志》卷4《名宦》陆游条所载与之相同，惟“以父荫调县簿”作“以荫补登仕郎”。这是现存最早的《福宁州志》和《宁德县志》，原藏宁波天一阁，今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本）摘引。试取李拔主纂的乾隆本《福宁府志》卷17《秩官志·循吏·宁德》相比照：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以荫补登仕郎，有司荐试礼部，在秦桧前列，桧嫉之。桧死，绍兴二十八年授宁德县主簿，有善政，百姓戴之。后以宝章阁待制致仕，终年八十有六。三子，皆六十以上。游才气超逸，与范石湖、萧东夫、尤延之三人齐名。著《剑南诗集（稿）》。尝花下吟曰：“脱巾莫叹鬓成丝，六十年来万首诗”。临终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忠君爱国之心，垂死不忘有如此。

四种方志真正写陆游初仕宁德之事都不过二十个字左右，李拔等人记事，全本明志，“善政”实际内容如何，“百姓戴之”具体表现如何，并未道出，所添加的只是有关陆游一般情况的说明，且“宝章阁”当为“宝谟阁”之误，“秦桧前列”当为“秦桧（孙埙）前列”之误，也未能校改。“考其设施经济”云云，纯属虚文一句。按，《宋史》卷395《陆游本传》已将“宝谟阁”误作“宝章阁”，陆游《渭南文集》卷1有《除宝谟阁待制谢表》，卷12有《宝谟阁待制谢丞相启》。据《宋史》卷162《职官志二》，宝谟阁设于嘉泰二年即1202年，时陆游78岁；宝章阁设于宝庆二年即1226年，时陆游已亡故16年。

陆游在宁德的具体政绩的确于史有征的，仅见如下几则。

其一，明代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卷18载：

陈嗣光，字朝倚，宁德人。处己廉，事亲孝，宗族乡党称焉。因朝廷举孝廉,县以嗣光应诏。邑簿陆游为立孝廉坊以旌之。

乾隆本《宁德县志》卷7《人物志·敦行》亦载此事：“邑簿陆游立孝廉坊以旌之,且赞曰：吾观朝倚,孝著闾里,报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孙。”陆氏在宁德扶持淳良之士,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清道光重纂本《福建通志》卷186《宋儒林·宁德县》载：

高颐,字元龄。祖确,与陆游为诗友,邑称善士。

乾隆本《宁德县志》卷7《人物志·名贤·理学》也有类似记载。陆游在宁德的诗友,除高确以外,还有朱孝闻。孝闻字景参,浙东处州（今丽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时任宁德县尉,常与陆游诗酒相乐。

其三,陆游曾登霍童山,游支提禅寺。清人崔嵸《支提寺志》卷6《逸事》“越王紫袍”条载：

陆务观笔记云：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钱俶紫袍一领,寺僧升椅子上举其领,而袍犹拂地；两肩有汗迹。

据《宁德县志·建置志·寺观》所载，霍童旧有支提禅寺和小支提禅寺,前者为北宋开宝四年（971）钱俶建,后者为唐咸通九年（868）建。此称大支提山,或是为了与“小支提寺”相区别。陆游曾到寺访僧留宿，此事值得一议，详见下文。

其四,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

予为福州宁德县主簿,入郡,过罗源县走马岭,见荆棘中有崖石,刻“树石”二大字,奇古可爱。即令从者刈除观之,乃“才翁所赏树石”六字,盖苏舜元书也。因以告县令项膺服,善作栏楯护之云。^[1]

《老学庵笔记》书影

南宋福建路下设五州一府二军,宁德县辖属于福州,所谓入郡,此指为公务由宁德赴福州。这是当时闽东的官员、举子、茶商及部分百姓来往福州、福宁之间多选择陆路官道的一条显证，也见出陆游保护地方文物的素养。于北山系其为陆游赴任时路经罗源所为，不必是也。

用今天的眼光看,此数条皆非意义重大之举。但陆游在宁德的仕宦活动，应当都在当时一个“循吏”职务规限的范围内，所以，乾隆本《福宁府志·秩官志》将他列入“宁德循吏”；又载嘉靖年间当地将他入祀“名宦祠”（《宁德县志·建置志》）。至于其日常事务，朱熹《建阳县主簿厅记》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中肯的启示：

县之属有主簿,掌县之簿书。凡民租之版,出纳之会,符檄之要,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迟与财之亡失,以赞令治。

朱熹与陆游时代相同,建阳与宁德地境相近,陆氏在宁德任上所作,大体与朱氏所说相类。又，南宋何恪（绍兴三十年进士）《祭灶斋记》云：“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权则远出尉下。自簿书程督勾核外，于县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传于部、郡刺史，仆仆道涂无宁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于老、佛氏之屋。”元人吴师道《敬乡录》甚至说“矧簿职簿书外无可书。故今吏部选，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骤责之以吏道所难，姑薄假之禄，使习于为吏尔。”^[2]这些记载都可与朱熹的说法相印证。

旧文人修史撰志，虽标榜征实，而具体行文每追求笔头爽利，笔脉贯通，笔势雄豪，有时难免以辞害意，特别是记述对象为享盛名居高位的衮衮诸公，对其早年行状，更喜作锦上添花之美誉。后来读史志者，不得不常常鉴察纂修者善夸饰，喜造作，逞意为文之处。关于陆游初仕宁德的这段案语，正是我们今日修志工作者下笔也须时刻警戒防范的一则生动事例。

    三、陆游笔下宁德信俗的泛宗教倾向

陆游在宁德笔墨所著,传世者寥寥，但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宁德自然、人文面貌的一些特点，其中，陆氏于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一日作有《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收在《渭南文集》卷17，颇能表现当时这一地区基层民众信俗的一个重要特点。全文如下：

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义而称,揆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啬,衣帛而祭先蚕,饮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犹以为未则。凡日用起居所赖者皆祭,祭门、祭灶、祭中溜之类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通节内外,其有功于人最大,顾以非古黜其祭,岂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谨。守令谒见,其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则其礼顾不重欤！

宁德为邑,带山负海。双岩、白鹤之岭,其高摩天,其险立壁,负者股栗,乘者心惮。飞鸾、关（《宁德县志》引文作“官”）井之水,涛浪汹涌,蛟鳞出没,登舟者涕泣与父母妻子别,已济者同舟更相贺。又有氛雾之毒,鼋、鳌、蛇、蚕守宫之毒。邮亭逆旅,往往大署墙壁,以道出宁德为戒。然邑之吏民独不得避,则惟神之归,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绍兴元年,知县事赵君诜之始迁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权县事陈君摅（《宁德县志》引文作“泽”）复增筑之,高明壮大,称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属某为记。

某曰：“幽显之际,远矣。惟以其类可感,故名之祭者,必思其嗜好。夫神之所以为神惟正直,所好亦为正直。君倘无愧于此,则采涧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丰豆硕俎,是谄以求福也,得无神之意异耶？”既以励君亦以自励,又因以励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陆某记。

这篇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论色彩的应景之作，对于反映当地之风土人情，却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陆文生动地记述了古代宁德险要的地理形势和落后的交通面貌,记述了古代邑民重祭滥祀的习俗信仰。这种基源于特定自然环境的传统民族心理特征,影响十分久远。至今闽地巫风（今曰民间信仰）仍要比其他地区盛行得多,妈祖庙、临水宫、林公宫等各种宫观,随处可见。宁德民间称人之住地为“街”、为“村”,称“神”之住地为“境”。市区城郊,各“境”鳞次栉比,“迎神”之风,屡禁难止。欲推察其原,陆游的记文算是从一个侧面道出个中委曲。

记文中所谓“蛟鳞出没”，或即鲸鱼、海豚一类海上哺乳动物，并不能兴风作浪，一般也不伤人，旧时的文士墨客不明就里，以为凶险，这其实倒是良好海洋生态的表征。笔者儿时尚常有所闻，偶有所见，那个年代的近海污染、环境破坏还远未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地步。

宁德民间巫俗，其祈禳报赛诸项活动，一般不影响老百姓生活的气氛，有时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和平安定的装饰。但明教是个例外，往往带有若干“魔教”色彩。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10载：

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予尝诘之：“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则对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妇人所作食则不食。”然尝得所谓《明教经》观之，诞漫无可取，真俚俗习妖妄之所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读徐常侍《稽神录》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则明教亦久矣。

陆游在绍兴二十七年末到二十九年上半年任宁德县主簿，再到福州任决曹，掌一州刑法事务，对闽东明教信仰流行的情况很了解也很担心，所上《应诏条对状》称明教之害甚于盗贼之兴，应严加取缔。^[3]可见南宋时期包括宁德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明教徒的活动很盛。近年在霞浦县发现林瞪墓、乐山堂等明教遗址及记录明教史迹的碑刻多通、族谱多册，亦可借斑窥豹。^[4]把陆氏几篇文字联系起来看，对古代宁德的特定山川形势下的以为凶险信俗泛宗教倾向，会有更加深切的体会。

当然，宋代一般的民众、官员（包括一般的文士）中广泛流行的是佛教。特别是唐代以来，禅宗影响愈来愈大。闽东北山岭崎岖多瘴，海上风涛险恶，自古寺院繁兴，寺田广布。乾隆本《宁德县志》卷4《赋役志·粮税》载：“自唐迄元明，膏腴田尽为僧有。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患，兵食不足，取给于寺田。什六充饷、四还僧。”宁德寺院之多、释教之盛，由此可见一斑。上文述及陆游到宁德任职，曾登霍童山造访支提寺，适遇住持“僧道升”，遂留宿寺中与作竟夕之谈。陆游有诗记之，陆诗《访僧支提寺》云：

高名每惯习凿齿,巨眼忽（或作悉、适）逢支道（或作遁，误）林。共话（或作语）不知红烛短,对床空叹白云深。现（或作观）前钟鼓何曾隐（或作忍）,匝地毫光不用寻。欲识天冠真面目,鸟啼猿啸总知音。

此诗虽然《剑南诗稿》未收,只在明中叶以来相关地方文献如嘉靖版《宁德县志》卷2《寺观》和万历末年王应山写的《闽都记》卷33《郡东北福宁胜迹》中始见存录，但颇得学界认可，钱仲联先生校注《剑南诗稿》，便辑入《放翁集外诗·逸稿补遗》。清同治本《支提寺志》卷5题作《雍熙寺与僧夜话》；乾隆本《福宁府志》卷41《艺文志》题作《霍林与僧夜谈》,乾隆本《宁德县志》卷3《建置志》。据明谢肇淛《支提寺志》、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支提寺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九年（1154—1159）的住持僧正是道升禅师。而据《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和《寒岩升禅师塔铭》载，道升就是慧升，有时也只称“升”，因数度隐居武夷山大王峰下之寒岩而得号“寒岩”。俗姓吴，俗籍建宁府建安县。他14岁出家，19岁受具足戒为僧，法名“道升”，亦作“慧升”。一生中前后住持过福建泉州延福寺、福州宁德支提寺、泉州承天寺、江西洪州黄龙寺、筠州高安洞山泐潭寺、福州鼓山涌泉寺等六大名刹，淳熙三年（1176）四月卒于鼓山，世寿79，僧腊60。 

宁德南漈公园“亘古男儿一放翁”石刻

陆游少年常居云门山寺读书，曾自建云门草堂，后出行亦多旅宿禅院，濡染佛禅之学，有“儒释并通”之誉。绍兴二十八年，宁德县在任主簿陆游闻名造访支提寺，住持僧道升向其展示该寺藏宝“吴越王钱俶紫袍”，“椅子上举其领,而袍犹拂地”。晚间二人在僧房共语投契，乃不觉夜深红烛渐短。陆氏在诗中推许对方（道升禅师）的才情风度和禅学造诣可比东晋名士支遁（支道林)。道升比陆游年长27岁，陆氏《渭南文集》卷26《跋佛智与升老书》中尊称道升为“升老”或“升公”，跋文曰：

此一编，佛智禅师与其法子寒岩升公书也。议论超卓，殆非世儒可及。三复叹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双清堂书。

淳熙己亥即淳熙六年（1179），在此前三年即丙申年三月，“寒岩升”即道升禅师已经去世。佛智禅师即佛智端裕，寒岩升正是他的法嗣子。明代徐的《雪峰志》卷五记载，约当绍兴二十六、七年，福州知州（李姓）向辖境诸山长老征询佛智端裕的法嗣子中谁最杰出，雪峰寺第二十二代住持慧忠乃举荐慧升即道升。知州于是延请道升住持宁德支提寺，又于是有陆游对道升进而对其法嗣父佛智禅师有所认识、了解的善缘。绍兴三十年（1160），道升禅师移锡泉州承天寺，三十二年被延请住持江西洪州黄龙山。道升禅师驻锡黄龙山，努力弘法，重兴崇恩禅院。乾道三年（1167）陆游闲居山阴老家，为其撰《黄龙山崇恩禅院三门记》，并赋诗《寄黄龙升老》。诗中有“快哉天马不可羁，开口便呼临济儿。诸方蹴踏莫支持，吾州一老偶得之（指道升嗣佛智公）”“弟子不必不如师，黄龙所立尤瑰奇”等句。陆游严重不满于“世衰道丧士自欺”的时代，热诚赞扬以佛智、道升为代表的临济宗同道敢怒、敢破、敢于任事的痛快淋漓的精神气质。周必大《寒岩升禅师塔铭》说：“故人山阴陆务观，儒释并通，于世少许可，独与‘僧道升’游，爱敬之如师友。”此非虚言也。^[5]

    四、陆游思想、性格的复杂性

仔细玩味“于世少许可，独与‘僧道升’游，爱敬之如师友”之句，不但见出陆游与禅林高德道升“爱敬”情谊之深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他对自己一般儒林交游的不满和失望。陆游本是世家子弟，祖父陆佃，神宗元丰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父陆宰，北宋末直秘阁、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南宋藏书家；外曾祖唐介，北宋仁宗朝名臣，拜参知政事。这样的家族成员很容易继承或者说被赋予为国事勠力的雄心壮志，也比别人多一些从政的机会和条件。但实际上，陆游初仕前即诸多消极变故麇集乎一身，尤以婚变创痛最深。继而是门荫乏力，迟至29岁应浙漕锁厅试，30岁试礼部，俱遭秦桧势力打压，至宋孝宗时才赐他进士出身，任官的起点低。另一方面，朝廷国策倾向议和、偏安，主张“恢复”的陆氏和其好友常受主和派的排挤，难得一路同心，难得有所作为，甚而难得领受实职。宋代五品以上官员年老不能任事或退休多被任为宫观使等官，实无职事，只领俸禄，称为“奉祠”，陆宰陆游父子常被朝廷以安排奉祠为名到处流荡。陆游诗中自嘲“不为挂冠方寂寞，宦游强半是祠官”。由初仕县簿（从九品）到奉祠多地，经过几十年官场沉浮而饱尝宦味，陆游实际上已不再充满功业幻想，但他也不可能就因此结束自己的仕宦生涯而从此消沉下去。这里引钱锺书《谈艺录·073》（含订补）和《宋诗选注·陆游》评说陆游诗歌作品的特点做个例子。先观钱氏总评：

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材，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盖生于韩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时风气也。（《谈艺录·073》）

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到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宋诗选注·陆游》）

对于陆游爱国诗之“好谈匡救之略”，钱老主要指摘它的两个突出缺点：一曰“诗中功名之念，胜于君国之思”；二曰“放翁爱国，铺张排场，危事而易言之”；“放翁谈兵，气粗言语大”“若示其真有雄才远略、奇谋妙算，殆庶孙吴，等侪颇牧者”。这里的“孙吴”“颇牧”指春秋的兵家孙武、吴起和战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对于钱老的批评，读者各有衡量尺度，自是众说纷纭。大致上都承认陆游的功名心确实很强，理政、从戎也的确没有多少实际经验。但有人仍然认为不能因此就否定陆游鼓吹坚持抗战、恢复故土的热血诗章。这些不同说法，有一点差可成为共识，就是必须承认事物的复杂性，例如，宋金对峙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抗金派、和议派众多当事人的复杂性，包括人物所处地位、利益的差异及其认识、表现（又可分言语和行为）的差异，其中包括不同场合对言语、行为的强力牵引，还有经历重大变故前后的改弦易辙，等等，非浅陋本文所能、所欲置论，今仅聚焦陆游诗的爱国思想试加一粗浅的按语。

按：陆游在《答刘主簿》（《渭南文集》卷13）中回忆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说：

某才质愚下，又儿童之岁，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几二十，始发愤欲为文学。然方是时，无师友渊源之益。凡古人用心处，无所质问，大率以意度。

这里陆游用亲身经历，总结了自己早年读书环境的两大缺陷，一是虽然家中藏书甚丰，但儿时身处战乱，很晚方有条件系统学习文字，弱冠之年才得立志从事文学写作。二是没条件得到名师指导，也没有同学互相质疑论难，许多古人用心下大功夫的地方，自己却浑然无觉地轻轻放过。“以意度”就是“以己意度”，闭门苦思而不敢自立门户，缺少从不同意见中提炼既定条件下最优解的训练和经验。

再看成年后的陆游，虽才华纵横，到底不过依违于诸大门户之间。前引城隍庙记，作者于记末提出：（神、人）幽显之际远矣，惟以其类可感；人之祭神，必思神所嗜好。神之所以为神，惟正直；神之所好，亦为正直。祭神者倘无愧于正直，则自然界一切最便宜、最易得之物，都可以用来祭神。否则，祭物再贵再丰富，其根本性质，都是通过贿赂以求福报，那不是与神的心意、神的本性正相反了吗？

这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明快的“祭物”论。然而细审之，此说乃直接建立在范围很有限的感性认知基础上，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论证，所以它只能在半径不大的“当地”有一定传播。^[6]

《剑南诗稿》卷27收录《癸丑七月二十七夜梦游华岳庙》诗二首，其一：“驿树秋风急，关城暮角悲。平生忠愤意，来拜华山祠。”其二：“僧碑伪正朔，祠祝虏衣冠。神亦岂堪此，出门山雨寒。”癸丑年为光宗绍熙四年（1193），陆游69岁。这里作者对道教深度介入宫廷矛盾有所批评，但表现比较软弱。这与他家藏两千卷道书，长期和方外人士交游，热衷于读道经、炼金丹，以及与道升禅师亲密交游、“爱敬之如师友”的影响等，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关系。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放翁自身的性格与环境的互动。着眼于这方面的话题尚不多见，这里略述一二，供作进一步探讨的参考。医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由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人类身上有四种液体即血液、黏液和黄、黑胆汁，依其比例不同，而分为四种气质（性格）类型：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和忧郁质。陆游的气质性格，若依照此说可归入多血质（外向型）。

陆游性好奇险，我行我素，表现欲比较强，善于交友，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宋史》载：“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检读《宋会要辑稿》之《职官·黜降官九》，此事发生在孝宗淳熙三年（1176）九月。“新知嘉州陆游罢新命，以臣僚言游摄嘉州燕饮颓放故也”。但52岁的陆游并没有因为一班同僚的误解而退却，索性自号“放翁”，流连山水，赋咏自适。在《和范待制秋兴》中写道：“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尊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根据四种气质的说法，多血质外向型的人，有时颇会走极端，最鲜明的性格特点是“放不下”。陆游无奈屈从母亲之命休了他的爱妻唐氏（未必名婉，此不赘），但直至唐氏离世也没有结束陆游的沉痛回忆，他到81岁、82岁、83岁还几次提笔写录沈园往事和沈园梦境。这大概就是气质性格特征论所说的“放不下”。陆游“放不下”的还有归隐田园，写了许多咏叹田园村居和美生活的诗。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承认“恢复”也是陆游的“放不下”，念兹在兹无日或忘，成了他生活中尤其是吟咏中的主旋律。但纵然如此，我们仍不当也无须要求陆放翁每天仅能做或仅能言同一桩事。你既有志“恢复”，就不能再有儿女之情；你既然还存有浓厚的田园之思，怎么还要倡言北伐。这当然不是人格分裂，这是人的复杂性，是人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性和表达选择的多角度，我们后人对前人和前人世界的复杂性，宜当有足够的理解和宽谅。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5期，作者为宁德师范学院教授，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参考文献：

[1]据中华书局1979年版引录，原文“宁德”二字误乙。

[2]均据《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80主簿条转引。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载：予少时为福州宁德县主簿,提刑樊茂实以职状举予曰：“有声于时,不求闻达。”陆氏升任福州决曹，或亦与樊茂实的赏识举荐有关。

[3]参见陆游：《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 第27 页。

[4]参见陈进国、吴春明：《论摩尼教的脱夷化和地方化——以福建省霞浦县的明教史迹及现存科仪文本为例》，台湾佛光大学（承办）“民间儒教与救世团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会期2009年6月9-10日。

[5]本节关于宁德支提寺住持道升禅师相关事迹的介绍，主要根据王荣国先生：《南宋杭州灵隐寺慧升禅师生平研究》载：杭州文史研究会编：《杭州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感谢笔友杨鉴生博士提供线索，王靖女史帮助寻访相关史迹。

[6]笔者儿时见宁德县城关船头街墙上一处小祭龛中供黑白无常泥塑，墙龛边的对联为：举止奸邪，任你烧香无益；存心正直，见我不拜何妨。联意与前引庙记“某曰”相结合，其他地方未见。近来民间自媒体发达，或偶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