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易图和他的藏书事业
龚易图字蔼仁，号含晶，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出生。
龚家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嗜好藏书从龚易图的玄祖龚一发开始。高祖龚景翰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聚书三万卷，无锡诗人秦瀛的《为龚海峰题载书图》，记录了其痴迷购藏图书的程度：“海峰来京师，不羡官爵美。日向坊间购异书，夜就灯前翻故纸。前身应是老蠹蟫，性命总不离文史。典衣竟买三万卷，堆案盈籍富无比。”龚易图的曾祖、祖父皆有积书，但屡聚屡散，不成规模。传到龚易图父亲龚耀孙时，家道式微，图书散失殆尽。
龚家花园里，龚景翰所留藏书尚在。在家风熏陶下，龚易图“尽读之，史学略知端倪，至兵书术家各书，苦无师传，莫能审其句读”。年仅11岁时，龚易图无师自通，能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购买自己心仪的书。在“凤池书院”就读，龚易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因为好学，他把得到的“膏火”积蓄起来，用来购买书籍。但此时的龚家，已是度日艰难，把祖屋典当于梁章钜家，令年幼的龚易图倍感凄凉。所幸龚易图勤勉努力，咸丰三年（1853年）应闽县试，名列第七；翌年，应福州府试获第一名。
1851年，龚易图带上祖传的千卷以及自己购买的图书，前往武昌大伯父处，想在那里继续学业。不想太平军攻下武昌城，藏书毁于战火，龚易图如同剜肉般心痛。无奈，他只得返回福州。无书可读，他便跑世交陈乔纵和冯缙家借读、抄录，后又稍稍有了点藏书。
1855年，龚易图得中举人，1859年高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北京时，龚易图还是无力买书。他出入琉璃厂肆，借书翻阅。同治七年（1868年），龚易图知济南府，家庭经济情况大为改善。这时，他四处收购古籍。同治十二年，龚易图在烟台任兵备道兼海关监督，有海宁陈氏持祖上遗书来售，计3000多种。龚易图深知其中价值，但一直等到光绪二年（1876年），才以重价得之。龚易图把陈氏3000多种遗书再“复益以历年所积，共计五万卷有奇”，经分部标目后，由海道运回闽。他还作诗两首，表达自己买得好书的喜悦心情。其中一首《购海宁陈氏书三千余种》是这样写道：“封侯食肉寻常事，得作书痴亦大奇”。“收藏岂仅儿孙计，有志都教读此书”。
1877年，光绪三年五月，龚易图任满应召进京。离京后，请假回乡修祖茔，并在乌石山麓构建“双骖园”藏书。园中乌石山房、袖海楼、净名庵等错落有致。
1879年，光绪五年春，龚易图在“双骖园”内对图书加编次。次年，与江西杨希闵合撰《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并在年谱中载：“六年庚辰四十六岁，刊《乌石山房诗集》成，与江西杨卧云撰《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
1888年，光绪十四年，龚易图告老归乡。1892年，赎回位于福州北后街“三山旧馆”的龚家花园，又把老宅大修一回，名唤“环碧轩”，寓意是“故居还璧”。
同年，龚易图又得闽县刘家镇（字奂为）的“翍均尻”藏书2万余卷，其中多为徐 兄弟、林佶、郑洁的藏书。长乐谢章挺与龚氏世交，故知之甚深。他在《课余偶录》中记载：“方伯归田，携所得海宁陈氏书数千卷，其后又购闽县刘奂为教谕书亦不下数千卷，刘龚本戚属，教谕家中落，故书归龚方伯。”郭白阳在《竹间续话》卷四亦有载：“时其戚刘奂为聚藏经籍甚富，后人向之贷款，久无以还，乃将所藏书二万余卷偿之”。龚易图自订年谱也载：“家庙于前，即于其左右设义仓义塾，复得刘氏书二万余卷，藏其中。”次年，龚易图又得“检石芝山馆”的藏书近两万卷。获得这么多珍藏十分不易，龚易图自是满心欢喜。
龚易图将“乌石山房”的5万余卷连同“翍均尻”、“检石芝山馆”的藏书都收藏进“大通楼”。藏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分贮54橱，接近9万卷。龚易图的藏书至此达到顶峰。
就藏书而言，龚易图与陈宝琛齐名，被称“福州二老”。福建省图书馆原馆长萨兆寅先生曾在《福建藏书史话》中说：“近数十年来，福州藏家，保存较好的当以龚易图的‘大通楼’、陈宝琛的‘沧趣楼’为巨擘。龚易图‘大通楼’藏书来源，除购自海宁陈氏3000余种外，颇多‘红雨楼’和‘汪韩居’的旧藏。他的珍贵在于元明之前刊本和旧抄本”。
龚易图去世后，谢章挺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赞曰：“其才卓荦其气英，出手有字胸有兵。长城屹立登莱青，河清海晏民不惊。循良后裔宜菩缨，雄心未以哀九京。稼轩后身无乃真。”
民国三年（1914年），福建省通志局聘请陈衍领衔编撰《福建通志》，因需要大量文献资料，于是求助龚家。龚家热情协助，允许编撰者借出与修志有关的书籍。
上世纪20年代后期，龚氏家道逐渐中落，“大通楼”藏书的管理渐怠，福建省通志局编纂者为了自己取阅方便，除了悉数借用，还贿赂管理员把与修志无关的书借出，藏书遗失不少。龚家人自己借出书籍亦不见归还。更有甚者，管理员竟盗卖16部古籍与“汲古阁”，10万卷藏书的管理成了龚家一项沉重的负担。
1929年秋天，陈宝琛的外甥兼女婿、台北板桥林家后裔林熊祥从福州返台北，携带一套《乌石山房藏书简明目录》，与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文学部的久保天随、桑田六郎、神田喜一郎教授等会面，居中介绍“乌石山房”藏书让售事宜。
熟悉汉文化的神田，带着史学科助手前屿信次，前往福州联络、察看该批藏书，以16800美金买断保存完好的书籍2099部、34803册，于夜间搬运，用商船悄悄地运往台北。
售出“乌石山房”旧藏之后，“大通楼”剩下的藏书亦散失不少。1931年，福建省立图书馆收购到一批自“大通楼”中流落出来的图书。如今，藏在福建省图书馆的乌石山房印谱钤有“福建省立图书馆民国二十年度购置之书”的印记。
为了不负先人，妥善管理藏书，龚易图的孙子龚纶重新检点楼内剩余藏书，再次抄录一份《大通楼藏书目录》，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共计38000余卷、10000余册，其中多为元明刻本和明清名家的抄本、稿本。1952年，“三山旧馆”被陆续征用、改建，“大通楼”的藏书无处可放，龚纶在《移居书事》中说，“住屋入公迁移，颇以藏书为累”，藏书还差一点再遭焚毁。
1955年，龚纶代表龚氏，将部分藏书捐献给福建省图书馆，获得人民政府奖状。如今，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库中藏“大通楼”古籍15000卷4000余册，这些古籍多是明代的刻本和明清两代名家的抄本、稿本，还有不少元刻本，都是“大通楼”藏书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