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无二的翻译家林纾

楚   欣

据《圣经·创世纪》载，初始，住在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平原上的人计划造一座城，并在城中建通天塔。他们拼命赶工，塔建得很快，几乎快接近天的时候，上帝发现了。这位主宰人类的神很不高兴，觉得建这么大的城与塔，人都住进去，并讲同一种话，就会为所欲为，于是决定加以制止。上帝采取的办法是让原本说话一样的人类发生剧变，变得各自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这么一来，彼此间谁也听不懂谁在讲什么，纠纷不断，工作无法进行，通天塔也就被迫停工，并最终倒塌。

上述记载属于神话，是否有过此事自然不必细究，也无须考证，但其中提到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存在多种多样的语言，则乃千真万确。

语言不同需要翻译。翻译是精通不同语言的行家里手，他们为人类彼此间的沟通做出了贡献。然而，近代中国有位翻译家，外文一窍不通，却堂而皇之地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并产生巨大影响。

这位独一无二的翻译家，正是福州台江的林纾。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很值得介绍。

     创办苍霞精舍  提倡新式教育

林纾，清咸丰二年（1852年）出生于闽县莲塘乡（今福州市水部莲宅村）。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笔名很多，最常见的是冷红生。晚年的他又用了一些别称，如“春觉斋主人”。

翻开林纾的家史发现，其先祖世代为农，父亲林国铨始而从商，于闽北经营盐务，还曾到过台湾做生意，可惜不幸早逝。

在较长时间内，林纾家的经济来源全靠母亲和姐姐的女红收入，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人穷志不穷，刻苦学习，每天读书至深夜。为了自我勉励，他于墙上作了一幅画，画面是一具棺材，旁边站着一个小孩子，并附文字注解“读书则生，不读入棺”，表达其认真读书的决心与意志。

虽然有心学习，却无钱买书，林纾只得四处向别人借阅，特别是结识沈葆桢的外甥、藏书家李宗言、李宗祎兄弟俩之后，借阅量大增，累计达三四万卷。对此，他日后曾言：“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杂书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正是多年来广泛接触各类书籍，他的知识得到不断丰富，学问大进。

林纾18岁那年结婚，娶的是同里刘有棻的长女刘琼姿。婚后夫妻互敬互爱，日子过得甜甜蜜蜜。21岁那年，林纾在龙潭精舍执教授徒。尽管年纪轻轻，但学问渊博，教学认真，深受弟子的欢迎。10年后，即清光绪八年（1882年），林纾参加乡试，中了举人，随即乔迁于台江苍霞洲。双喜临门，让他兴奋不已，欣然题诗云：“道人种竹满霞洲，七月新凉似晚秋。记得四更凉雨过，居然披上木棉裘。”之后，他广交朋友，组织福州诗社，专赋七律，互相唱和。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刊印《福州支社诗拾》，并为其写序。然而，在苍霞洲的那些日子，林纾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即中举后，他曾连续7次赴京赶考（会试），虽然每次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次次名落孙山。

科考场上的失意，让林纾对八股取士制度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深感这一封建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腐败透顶，必须加以改良。从此，他潜心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制度，产生创办新式学校的想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林纾与几位朋友合作，把自家的旧居改建成苍霞精舍，招生讲学。这所学堂虽然没有冠以“书院”或“学校”之名，但教学内容却焕然一新。其中，国学有经、史、时务等课；西学有英语、算学、地理等课。林纾受聘讲授古文，并任总教习。

苍霞精舍的规模不大，但意义和影响深远。它的创办，堪称是当时维新派推行“新政”在福建的演习，也可以说是福建放弃旧教育制度，实行近代教育的发端，开了风气之先。这所学校，摆脱旧教育体制的束缚，向着现代新教育体制转化，当时走在全国的前面。其后，福建各地涌现出一批新式学校，如全闽师范学堂、福州官立商业学堂，等等，以及随之组织起来的闽省教育总会。这一切，无不得益于它。这所学校，后经多次扩充与变更，影响力进一步增大。1936年，是为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工”。新中国成立后，是为福建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改革开放后，升格为福建工程学院。

多年后的林纾，曾写下《苍霞精舍后轩记》一文予以回忆。他先是介绍精舍的环境：“建溪之水，直趋南港，始分二支。其一下洪山，而中洲适当水冲，洲上下联二桥。水穿桥抱洲而过，始汇于马江。苍霞洲在江南桥右偏，江水之所经也。”继而叙述办学之情景：“孙幼穀太守、力香雨孝廉即余旧居为苍霞精舍，聚生徒课而学，延余讲《毛诗》《史记》，授诸生古文，间五日一至。”“学生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治通鉴，迨夜燃烛复治算学。”其中还有对亲人的追思，等等。虽然全文仅五六百字，却写得情真意切，而且把一些具体的事项交代得非常清楚，是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

林纾不仅热心教育，还是一位爱国思想很浓的“狂生”。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于马江的中法战争，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林纾与友人林崧祈知道后十分伤心，在大街上相拥而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林纾与友人陈衍、高凤歧闻讯后非常愤慨，联衔上书，坚决反对割让辽台。

    翻译外国名著  影响几代后昆

上面提到，不懂外文的林纾，竟然翻译起外国名著，乍听起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不过这是事实，并非虚构，而此中的原因，则要从他丧失爱妻说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纾的妻子刘琼姿因肺病大量吐血，不幸身亡。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痛苦不已，精神恍惚，以泪洗面，甚至借酒消愁，整天疯疯癫癫。他的好友、时任福州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的王寿昌看到后，觉得再这样下去，将毁掉一个难得的人才。为了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便劝他到马尾魏瀚家小住几天。魏瀚是马尾造船厂工程处制船总教习，与林纾交情深厚，但两人已经有相当一段日子没有见面了。因此，王寿昌一提到魏瀚，林纾当即同意去马尾看一看老朋友。

林纾在魏瀚的引导下，先是参观马尾造船厂，看到正在建造中的大型军舰，以及马江上来来往往的舰船，接着去罗星塔，仰观这座古老而独特的建筑，还听了柳七娘为夫建塔的故事。参观回来后，情绪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过了一两天，兴奋劲过去，想起亡妻，情绪又低落下来。怎么办？魏瀚和王寿昌商量，觉得应该找个事让林纾去做，转移其注意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心境。

说来也巧，那时王寿昌正在阅读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他把这本书拿给林纾，林纾一看是法文本，就将它扔到一旁去。王寿昌连忙说，对不起，我忘了你不懂法文。这样吧，我把故事讲给你听。于是他侃侃而谈，说妓女玛格丽特，人称茶花女，长得非常漂亮，是巴黎许多公子哥儿追求的对象。其中有个叫阿芒的年轻人，对她一见钟情，玛格丽特也为之倾心。两人真挚相爱，并住到了一起。然而阿芒的父亲却坚决反对。这个商人为了拆散儿子与玛格丽特，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巨大的压力，玛格丽特不得不违心地断绝与阿芒的关系。不明真相的阿芒以为玛格丽特负心，狠狠地骂了她一顿。玛格丽特精神上受到严重折磨，一病不起。临终前，已经知道真相的阿芒来到了她的身旁，两人拥抱在一起，表示了至死不渝的忠贞爱情，玛格丽特也在阿芒的怀中安然离开人世。虽然王寿昌讲的只是这个故事的梗概，但听故事的林纾已经被感动得肝肠寸断，泪如雨下。此时，王寿昌萌生想法，说道：“何不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让国人借此打开眼界，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林纾一时没有考虑好，默不作声。王寿昌见状提出具体意见，说是小说的翻译由他口述，林纾执笔记下，然后加以整理。魏瀚当场表示，如能译成，他愿意出资刻版印刷。此时林纾也点头同意。于是三人商定，立即行动起来。

就这样，《茶花女》的翻译工作“拉开了帷幕”。虽然其间因林纾想念亡妻情绪波动，曾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最终还是获得成功，付梓刊印。小说公开发表后，更是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不胫走万本”，一时洛阳纸贵。著名思想家严复曾这样写道，“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可见其反响之大。

尝到甜头的林纾，从中受到了鼓舞，当翻译的劲头一发而不可收。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他分别与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大量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林纾译书的速度极快，自己曾经这样形容道：“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据统计，他一生翻译过11个国家90多位作家18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鲁滨逊漂流记》《哀吹录》《恺撒遗事》《玉楼花劫》《迦因小传》《贼史》《鬼山狼侠传》《伊索寓言》《歇洛克奇案开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梅孽》等等。由于译作多，稿酬滚滚而来。他的好友陈衍曾戏称其书房是“造币厂”。

不懂外文的林纾，靠着别人的口述将原著的大意记下而后润饰，成了翻译家，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例。对于林纾这方面的成就，中国文学界始终持肯定的态度。即便是与林纾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被对方称为“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胡适，也从来没有否认过林纾对翻译的贡献。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指出：“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人的成就。”其对林纾翻译上的成就概括得相当到位。

实事求是地说，林纾翻译的外国名著影响了几代人，鲁迅、沈雁冰、郑振铎都很欣赏林纾的文笔。周作人说过，“他（林纾）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郭沫若也说过，“林琴南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是有决定的影响的。”钱钟书甚至说，林纾比哈葛德强，他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也不愿读哈葛德的原著。当然，林纾的翻译也有不足之处，甚至是误译。对此，他作了自解：“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话的意思是，译得好是他林纾笔达之故，有错讹之处是别人没有告诉他所致。虽然有推卸责任之嫌，却也堪称直言不讳，很是耐人寻味。

    晚年趋于保守  功过贯穿人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林纾举家迁至北京。先是担任金台书院讲习，继而受聘五城学堂（北京师大附中前身），任总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职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1906年被聘为教员，讲授经学。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为北京大学，林纾继续在该校任教，1913年4月离开。

曾经思想激进的林纾，晚年却趋于保守，其表现主要反映在新文化运动中。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思想的策源地，集中了许多富于进取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林纾对他们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常不满，尤其是胡适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评论更让他反感。胡适鼓吹白话文，说它是“活文字”，贬低文言文，称它是“死文字”。林纾激烈反对此说，并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意思是，如果说话写字都采用白话文，那就什么人都可以当大学教授了，这还了得。林纾接着在《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强调必须尊重国人对文言文与白话文的选择，不应一刀切。他甚至上纲上线，说保留文言文就是保存中国文化，否则国未亡文字先亡。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林纾对北大人士的意见更大。1917年，他于《新申报》发表讽刺小说《荆生》，攻击胡适、陈独秀等“伤天害理”“禽兽之言”。接着又刊登小说《妖梦》，把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比作“无五伦之禽兽”。随后，他又在《公言报》撰文，指责北大，称其“覆孔孟，铲伦常”，大逆不道。对于这些指责，蔡元培没有沉默，而是予以回应。他给林纾写了封信，声称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是当今世界各大学的通例，北大无权干涉部分教员的言行。言下之意是，您老先生该好好休息，别多管闲事了。

林纾不仅在学术上与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政治上也是一位保皇派。辛亥革命后，他每年都要去光绪陵祭拜，以示对前清的不忘。宣统大婚时，他绘《四锦屏》进呈。溥仪收到后很高兴，书“贞不绝俗”四字回赠。林纾生前还表示，死后坟头要立个碑，上书“清处士林纾墓”，可见其对清王朝的感情之深。

1925年，林纾病逝于北京，他的遗体安葬在福州新店白鸽笼山。

林纾离开这个世界已经91年了，关于他的是非功过也早有定评，即他在革新教育尤其是翻译外国文学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之后在对待新文化运动与使用白话文方面，则呈现保守与落后的倾向。

我对林纾的认识，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北大读书时，以后陆续有些接触。此次随团到台江区采风，很想去林纾的故居苍霞精舍看看。遗憾的是，当地的同志告诉我，这座有着一百余年历史的古建筑已经不复存在。

故居不在，声名犹存。台江人没有忘记林纾这位老乡。他们说，清末民初，福州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林纾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有很大的成就与贡献，也有某些不足与过失。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不能忘却，而需记住，并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纪念。

善哉斯言！诚哉斯言！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