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漳州陈天定与“西来孔子”艾儒略

林金水

漳州又称“霞漳”“清漳”，隶闽极南，介泉潮二州山海之区，明万历时辖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南靖、漳平、平和、诏安、海澄、宁洋等十县。此地曾受朱熹教化，又蒙阳明学熏陶，故漳州士君子自溢为“大贤过化之邦”，“君子重礼节而博书记，野人力耕而作而尚谨悫驯”[1]。迨明代，儒家文化繁盛，“一以礼宗显，一以儒学称”[2]。明季“同志重文社，多者数十人，少者十数人，按期拈题，呈能角胜。虽穷乡僻壤，亦汇集邮致，以证先辈竟以此为乐事焉”[3]。可见，偏居一隅的漳州儒士好交结社，并不乏登庙堂之人，在晚明政局的纷争之中亦见其身影。“漳虽风土不殊”，但“壤接岭南，海山环抱，扼厦门、澎湖、台湾之险，其控制抚驭比他郡为重且难”，[4]成为晚明中外商贸及文化交流、冲突的中心之地。

陈天定，字祝皇，号欢喜道人，世称慧山先生，僧名圆慧。陈天定与同乡大学士林釬本为同胞兄弟，林釬为长。因其母舅膝下无子，天定过继，改姓陈。[5]他与林釬曾在龙溪梧浦村岐山上的瑞竹岩读书。“林釬在瑞竹岩上筑‘介石云巢’为八角形凉亭；陈天定凿山通道，门径幽绝。悬岩之上，镌有‘海日江春’四个大字。陈天定后任吏部郎中，曾在岩上大殿的石柱上题写‘风静潮初满，山空月正中’。林釬也题刻石柱联云：‘夙根有慧皆森发，上善无声自广长’。”[6]陈天定天启甲子年（1624）中举人，次年“会试中式。时魏忠贤方炽，不对策归”，迨“崇祯四年（1631），始补试成进士。授行人，迁文选主事，屏绝尝例，时称开门吏部”。[7]陈天定在朝在野，于中于外都有所参与、建树，但终究难逃易代浩劫，以致归隐了世。

一、御寇救荒：陈天定与郡守施邦曜

从1625年至1631年，近七年时间里，陈天定在乡慧眼山房闭户著书，“日与友人谈经史，操时艺。选政海内，操觚家宗之”[8]。时值海疆不靖，“终明之世，龙（溪）之兵乱无宁息焉”。海上之祸接连不绝，“海盗、奸民、凶徒、逸囚、罢吏、黠僧、不第书生以及不逞之人，尚在横行海上，骚扰沿海城乡”[9]。当时海防松懈，海防士兵滥竽充数，武备松弛，“战舰如草棚，衣甲如破被”，“海盗一来，军民争道走逃”。[10]

辞官不就的陈天定并未弃守经世之责。居家期间，陈天定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解困乡民厄境。天启六年（1626）春，陈天定返乡之初，叛军海盗“据海岛，载商栗。闽中洊饥，望海米不至，于是求食之民多往投之”[11]。七年（1627），“龙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大饥，斗米四百钱，饿殍遍地，天定挺身而出，到处捐资劝赈，活民无数，民为立祠勒石记其事”[12]。漳州天灾人祸与时局动荡交织，内乱不已。尤其是郑芝龙海上武装集团卷入明廷、荷兰争斗的漩涡，不仅陷漳州于战乱之中，还累及在朝施政的林釬。

由于明廷海防废弛，抗荷入侵的中坚力量是地方武装郑氏集团。郑芝龙原从颜思齐为盗，“至齐死，结十八芝，渠为首，名芝龙”[13]。芝龙势力由此崛起壮大，引起明朝政府的恐慌，并派兵围剿。“天启七年丁卯正月，芝龙从粤回闽铜山。沿海戒严，全队泊漳浦之旧镇。”福建巡抚朱之凭“檄骁将都司洪先春，会把总许心素、陈文廉等合剿。”[14]漳州地区一时陷入战火，郑芝龙部显然占绝对优势。崇祯元年（1628）二月，在芝龙大队合攻之下，明军溃败，“春首尾受敌，坐潮而遁。诸船无帅，咸星散焉”[15]。六月，芝龙再败明军之围剿。芝龙对他们“不追、不杀、不掠者，实有归罪之萌”[16]。九月，“芝龙举其众降”。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准芝龙招安，候旨定夺，遂以“义士郑芝龙收郑一官功”题，委为海防游击。[17]招安之日，芝龙重赂当道缙绅林釬，时“林釬五十大寿，郑芝龙派人奉上千金为寿礼，以表示谢意”[18]。“独林釬不见其使、不受其礼，反其牍背署之曰：‘人有向善之心，而不与人为善者，非也；与人为善，而又因以为利者，亦非也’。遂以‘义士郑芝龙收郑一官功’题报，授职。后釬拜相，一日侍讲，崇祯偶问及。釬以有人密奏其事，不敢对，附会其说。”[19]崇祯所问及的是：“‘芝龙、一官，是一人耶？或是二人？’釬愕然不能对。奏曰：‘臣待罪京师，梓里之事不能详知。容查实回奏’。出，遂服药死。”[20]远离梓里，在朝当政的林釬仍难逃故里旧事的羁绊，他所言的“查实回奏”不过是聊胜无言之举。林釬清醒地知道，无论如何“查实”都不会纠正“密奏其事”，也不会打消崇祯的猜疑。其自尽之举，或可作畏罪伏法，或可视以死明志。“亦有言其清者，得谥文穆”[21]，于君于臣算是一个体面的结局。

郑芝龙招安，“不但安民生，且为国家得人用……愿充辕门犬马报效，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以赎其罪”[22]。从此沿海地方稍得宁靖。但漳州地区仍受“海寇横行”之患，以刘三老、刘香等“二十四将”为首的海盗蹂躏海澄、龙溪一带，地方当局组织乡贤和民间力量联合擒灭诸盗。值此，漳州知府施邦曜和陈天定同商共事，“郡守施邦曜与共商捍敌之策，天定缮乡兵，轻衣治戎，自城以东皆主之，筑堡于镇门两岸以固郡，圉贼尝一夜以轻舟泊浦头，天定乘月黑要之，贼几不得出，自是不敢内犯”[23]。可见，陈天定对于军事、御敌亦有经略，并得到施邦曜的肯定，称天定所筑城堡为“陈公城”：“谓镇门南北二城，在郡东三十里。明万历末，邑绅陈天定筑，知府施邦曜易以石，记曰：镇之有城也，自陈公祝皇始也。余因而廓焉，名其城曰陈公城。”[24]

施邦曜，字尔韬，号四明，余姚人。“举万历四十年（1612）浙江乡试，四十一年赐进士，明年授顺天府武学教授。天启元年（1621）升工部营缮主事，四年为云南考试官。归，晋员外。”[25]施邦曜是东林党人，天启六年党派之争炽热，魏珰政盛。“魏忠贤一手障天，以泰山压卵之势，逆之者辄糜。人当时一繇正道，则死辱随之，智士达人如欲苟全性命，虽刚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况彼伊阿龌龊者乎？”[26]时为工部员外郎的施邦曜，负责皇宫修缮工程，屡受魏珰刁难，后“擢稍迁屯田司郎中，太监涂文辅奉命督户工二部，邦曜耻为之屈，亟请外出为漳州知府”[27]，时在天启丁卯（1627）。[28]在对待魏珰的态度上，施邦曜与林釬、陈天定立场一致，这为他主政漳州时，能同天定合谋处事奠定了基础，以致在漳政显。邦曜“明爽廉干，被服布素，而丰仪峻整，人不敢干以私。下车首锄诸豪强不法者。赈旱荒，平盐政，威惠并行，漳人呼为施青天”[29]。

崇祯二年（1629），邦曜采石筑万松关，额曰“天宝维雄”，“关隘险峻，素有‘麟蹲凤翔，襟带中原’之说”[30]，成为漳州城东的屏障。这座为防御海盗而兴建的军事堡垒很快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时值海盗刘香、李魁奇猖獗，施邦曜“筑万松关，起镇门（今镇头宫处）两炮台护以城，募勇士出其不意攻之，香自刎，魁奇大恐，请抚求如郑芝龙故事。邦曜谓巡抚邹维琏曰：闽蠹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卒与维琏讨平之”[31]。见下图：

漳州江东万松关古关隘

施邦曜建关之举同样得到了林釬的肯定，并专门著文《施公新筑万松关记》给予赞誉：“施使君来守吾郡，拮据于寇警腾沸之日，内戢民心，外循捍卫，两镇城址既定，爰履斯关，谓可以固漳郡。”[32]崇祯四年（1631），陈天定、林釬等本乡官宦、乡绅、盐商为施邦曜立“施郡侯镇门功德碑”。[33]其后，施邦曜擢升福建巡海道，这不仅与他在漳期间御寇安邦的举措直接相关，也得益于陈天定等闽漳儒宦的认可和支持。时正值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漳州传教，他认为艾儒略与入侵的荷兰“红毛”是同类人。后以福建最高官员，颁布禁教《告示》，要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外族人，“驱逐出境”。然陈天定反而视艾儒略为辟邪扶真的度化之人。

二、南国磨杵：陈天定与艾儒略

明朝厉行海禁，漳州却因海外私人贸易而兴。隆庆开关（1567），在漳州海澄月港设对外贸易市场，“准贩东西洋”。万历年间，漳州百姓家殷户足，“甲第连云，朱甍画粱，负妍争丽”[34]。明代漳州经济繁荣，也招来外来宗教对漳州的关注，是天主教在华传播最早的府县之一。葡萄牙耶稣会士、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先后前来敷教，而龙溪后坂严氏是漳州最早接纳天主教的家族之一。[35]明清之际艾儒略在严赞化（字思参）、严谟父子的伴随下，多在漳游历。艾儒略足迹遍及八闽，受到闽地儒生的敬重，有“西来孔子”之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晚明闽地儒宦之首、东林党魁叶向高的加持。1624年底，致仕归家的叶向高延请艾儒略入闽，后多与艾儒略论学并赠诗称赞他“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并表示“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36]这其实让艾儒略不自已地沾染上了党派的色彩。在叶向高的示范带领下，具有东林、复社背景的闽地士子、官宦多与艾氏交友、唱和：

若吾闽则张令尹夏詹（笔者按：张赓）、柯侍御无誉（柯士芳）、叶相国台山（叶向高）、何司空匪莪（何乔远）、苏司徒石水（苏茂相）、林宗伯季翀（林欲楫）、蒋相国八公（蒋德璟）、黄宪副友寰（黄鸣乔）、学宪孙凤林（孙昌裔）、铨部周公日台（周之训）、陈公祝皇（陈天定），当道则前兴泉道令冢宰曾公一云（曾樱，号二云）、前漳南道令司徒朱公未孩（朱大典），此数十公者，或谊笃金兰，或横经北面。[37]

上述士人中，陈天定是闽漳本地士子，而朱大典则是在漳州为官的儒宦，他们均与艾儒略友善，这表明漳州天主教有了长足的发展。艾儒略两次抵漳州。第一次在崇祯六年（1633），“越六年癸酉春王二月，艾先生有清漳之行，从严子思参请也”[38]。第二次之行是在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9月20日）“秋八月三日先生之清漳，尔宣从”[39]。在漳州活动一个多月，10月28日后离开漳州，陪同弟子有严思参、张赓、颜维圣等，而问教的信徒有吴任恒、徐羽伯、孙儒理等。在此前后，艾儒略也注重与当地官宦交接，以获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这得到陈天定的积极回应，并赠诗曰：

汗漫来南国，辛勤欲度人。

苍苍原有主，墨墨奈何身。

把认金针颖，敲磨铁杵尘。

    吾忧斯未信，辟谬汝扶真。[40]

天定于崇祯四年离乡，他与艾氏相识早于艾氏首次漳州之行。陈天定是艾儒略抵闽后早期（1625—1628）支持他传教并赠诗的五位福建士大夫之一，其余四位分别是叶向高、何乔远、林欲楫、黄鸣乔。故此诗当作于1625年至1628年期间，恰逢天定居乡。此诗表达了艾儒略历尽千辛万苦，远航来南国漳州传教之情，把艾儒略描述成一位不辞劳苦的度化之人，以去邪扶正，金针度人，希望漳人能敲磨铁杵洗去异教的尘埃，对外来文化与本地漳人信仰之间的相撞击，东西文化之间孰真孰谬，表明了他鲜明的态度。在此诗中，陈天定显然赞赏艾儒略，因为他不仅拥有“金针度人”的诀窍，还有“磨杵成尘”的毅力。

朱大典，字延之，号未孩，浙江金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进士，东林党人。“天启二年（1622），迁兵科给事中。客氏、魏忠贤假保护功予阴袭，大典抗疏谏。转工科兵科左。五年，忠贤用事，出大典为福建副使、进参议，以病归。”[41]同治《福建通志》记载，天启年间，朱大典任福建左参政、左参议，分守漳南道。[42]正是在此期间，大典与艾氏交接。大典与陈天定的政治抉择多有相似。他们都避让魏忠贤，耻于共事。崇祯朝，大典得到黄道周的极力推荐，称之“人才难得”。大典亦不负所望，在弘光、隆武两朝受到重用，后因阮大铖叛变而殉国。“初，阮大铖在金华，大典与之阅城，至西门，语大铖曰：‘此门新筑，土未坚，有事备御宜严。’乃是，大铖专用大炮攻西城，城遂塌。”为报复东林党人对他为逆党余孽的指控，城陷后大铖“焚戮甚惨，以报讨檄之恨”[43]。朱大典与守城官兵近四十人环坐，自点城中火药，同死而烬。“隆武赠大典文华殿、沛国公。”[44]可见，党争之恨甚于国亡之忧。

此外，漳州士子刘履丁、柯而铉亦曾赠诗艾儒略。刘履丁，字渔仲，漳浦人。崇祯十一年（1638）以荐辟为广西郁林知州。作为黄道周弟子，刘履丁被归为“福党”之列，在黄道周案中与陈天定一并下狱。在此之前的1633年，即艾氏首次入漳之时，刘履丁与艾氏相逢，颇得艾氏所传之道，并把艾氏比为隐士不就的巢父、许由；或者不为钱财折腰的颜回、闵损。在刘履丁看来，“西儒”艾儒略颇具古风之雅。这其实也是刘履丁个人的人格追求，故赠诗曰：

相逢白首国交深，不为无弦废鼓琴。

绕桂欲寻公子意，和匏喜得道人心。

巢由入世犹辞聘，颜闵凭谁来铸金。

    独有髓毛堪共证，却离山水亦清音。[45]

柯而铉赠诗二首曰：

教铎从天振，灵槎自海来。

身贞偕白玉，世劫等浮灰。

引接婆心苦，弘扬帝力开。

谭真实理，昭事信无猜。

学到知天处，前修道每因。

祗怜劳阐绎，为幸得参询。

盛世文同治，大原理一均。

    殷勤席未暖，怅别此江滨。[46]

此二首赠诗除表达漳人对艾儒略个人的友情与赞誉外，特别提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兼容并蓄，有资治国。不过陈天定赠诗隐约透露出，在当时艾儒略并非受到所有人的认可接纳，对其说亦有“辟谬”者。晚明之世，漳州既为天主教传布的中心之一，亦是反天主教运动的风暴眼。而指名道姓艾儒略并给予驱逐的正是曾与陈天定共事的施邦曜。在艾儒略第二次入漳游历甫结束，施邦曜升任巡海道，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初一在福州发布《告示》，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斥责天主教，“此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人道而禽兽者也’。其为邪说惑人，明白易见”，并指责“青衿儒士，投诚礼拜，坚信其是而不可移易”。[47]其后福建提刑按察司徐世荫、福州知府吴起龙亦同时发告示，将艾儒略辈驱出境外。[48]

与施邦曜相呼应，漳州儒生黄贞更是“不远千里，呼朋辟邪”。他之所以如此激烈反对天主教，与漳州天主教的发展盛况直接相关。他尝言，艾儒略“到吾漳，而钝汉逐队皈依，深可痛惜。更有聪明者素称人杰，乃深惑其说，坚为护卫，煽动风土，更为大患”[49]。据黄贞言，自艾儒略首次入漳的崇祯癸酉（1633），黄贞就开始辟天主教，并奔走“吴越之间”，“极力激劝，乞同扶大义”。对此，同为漳州士子且为黄贞老师的颜茂猷有切身之感，“不审此秋季（按：丁丑年，1637），艾妖辈踵至吾漳，既已归人如市，又欲买地构堂，几令人目击心怖”。[50]另一位漳州士人苏及寓指传教士藉技艺器物“使公卿士大夫相率歌咏之，文赞之，疏荐之”。清漳王忠亦言“应其书札为之吹嘘，使中国之士大夫共相传说，称扬其美，因亦以书札为之往来”。显然，这些反教的漳州士人对与艾儒略交好晋接的陈天定、刘履丁等人颇有微词，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在科场、仕途上同舟共进。颜茂猷、陈天定以及另一位辟教的福州士人周之夔均是天启四年中举，而施邦曜与陈天定有金石之交、战友之谊。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此应黄贞之邀反教著文的蒋德璟、周之夔“向与西士游”，并赠诗艾儒略。

此一复杂态势反而给予艾儒略从容的斡旋空间。此后近一年时间，艾儒略为躲避政府禁教告示，不见行迹。1638年9月23日才现身，过莆田，而泉州，寻求礼部尚书朱继祚和大学士张瑞图对耶稣会士的庇护，“十一年（1638）戊寅八月既望（9月23日），艾先生过莆，访朱宗伯”[51]。“越明年己卯春正月主日（1639年2月6日），先生在温陵”[52]至1639年返回福州，“（十二年）夏六月，艾先生至三山”[53]。在闽地士大夫的保护下，艾儒略终究躲过此场风波，得以继续安居福建。围绕着西人西教，即便有誉教、斥教之歧见，当面临鼎革之变、存亡之际，这些闽地士子多秉持气节，要么殉国成仁，要么隐居不仕，写就了悲壮的篇章。陈天定的人生旅程亦伴随此一巨变而走向了终点。

三、“井里春深”：陈天定与隆武朝

甲申之变，三月明亡。五月十五日（1644年6月19日），福王朱由崧在京即位，是为弘光。南方诸省科举并不因之而中断，陈天定“弘光时，转考功员外郎，与林明兴（原名林明顺）同主广西乡试”[54]。弘光元年（1645）五月，弘光帝被捕身殉。在郑鸿逵、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拟奉唐藩监国于闽省。闰六月二十七日丁未，监国朱聿键即皇帝位于福州，以本年七月以后为隆武元年，“以福建为福京，改福州为天兴府，定布政使司署为行殿（司为王审知故宫），额鼓楼门为行在大明门”[55]。时隆武政权仍辖“云贵、两广和福建，兼有湖南及湖北、江西的各一部分，版图非不广”[56]。

隆武帝任命的崇祯朝旧臣，多可见与艾儒略交好者，如蒋德璟、黄景昉，礼部尚书林欲楫、朱继祚，兴泉道曾樱、漳南道朱大典等任大学士，曹学佺任礼部尚书，还有温陵周廷鑨任太常卿、李佺台任光禄卿，福州孙昌裔代光禄卿。陈天定升任太卜卿。阁臣共有三十多位，“然而或就职，或不就职，一切谕旨，多由皇帝自己起草”[57]。如蒋德璟以足疾辞。[58]隆武政权诸臣“皆雍容矩度，应含吕钟，固盛世鹓鹭之列也”[59]。有的“以儒雅显”，如周廷鑨、陈天定等；有的“以节概称”；有的“以干翮着”，如李佺台等。后人对隆武政权用人作这样评价：“绍宗稽古右文，福京草创，汲汲辟四门，兴贡举，临雍讲经，开馆修史，追东京之轨迹，成一代之大典。”[60]隆武即位，抗击清兵武事是第一要务，郑氏颇多倚重。郑芝龙是天主教徒，握有海上的私人舰队，“非领有郑氏令旗，不得航行海上”，在家乡安平“拥兵自卫，军饷自筹”，宛如“一个独立的王国”。[61]“郑芝龙据海滨立唐王，唐王败□，与弟之豹、叔鸿逵，郑联、郑彩，各拥兵自树，十邑纷纷，城池屼峗。”[62]郑芝龙长子郑森，隆武元年八月十四日，随芝龙朝见隆武帝，“赐森朱姓成功”，时仅22岁，被任命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并兼宗人府宗正，[63]是南明抗击清兵的中坚。此外，不乏南明遗臣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隆武元年（乙酉）十月，陈天定在龙溪县步文镇蓝田村建石城楼，“花岗岩砌，平面呈四方形。石楼残墙长53.5米，宽48米，残高3米”，并为楼门额手书，正面门镌刻“溪山日丽”，西门额镌刻“井里春深”。现城楼已毁，城门和镌刻保存完好，当地文保部门命名为蓝田楼。[64]

西门额镌刻“井里春深”

从镌刻书写时间“乙酉岁孟冬谷旦”看，根据一般建造石城的习惯，石匾上的日期就是建城的时间。陈天定作为隆武官员，乙酉（1645）建造石城楼，主要是为了抵抗清兵，保护一方百姓。乙酉九月八日清兵入泉州，十九日入漳州。“取漳州时，漳南道傅云龙、知府金丽泽、知县涂世名死难；取泉州时，大学士蒋德璟死难。”[65]清军入漳后，天定遂遁迹龙溪花山（华山），建华山书院，授徒讲学，与方进、吴公布等人善交，“福京（按：隆武政权）亡，偕门人方进为僧，名圆慧”[66]。“同邑又有吴公布者，字大生。幼孤力学，工诗文。隆武元年恩贡。福京亡，隐北溪罏山，共天定、进为方外游，世号罏山三逸。”[67]

天定等人作为肥遁志士，敛迹山林，俨然“戢影方外”。他们不问政治，但以诗为乐事，以寄所思。陈天定为吴公布《江蒨居集诗》[68]作序。其诗淋漓激荡，善写胸臆，极镵刻之，思而归于沉雄，比之谢翱、郑所南（按：郑思肖）云。作为明遗民，归隐的“罏山三逸”与南宋闽乡志士谢翱、郑思肖隔代相交，他们对故国的恋念是一脉相承的。吴公布后因隐居罏山之穷苦，自罏山出而寓九龙潭[69]，有感赋并寄讯陈天定、方进云，描述了他们在罏山的生活场景：

羁迹罏山亦岁余，梦魂何苦绕穷庐。

多缘作赋思皇甫，又为同舟德子鱼。

白月千潭犹共镜，苍云半亩与谁锄。

    今年积雪宁如昨，风雨潇潇问起居。[70]

龙潭离漳州三十四公里，“龙潭以山高涧窄，兵法所谓死地”，陈天定《北溪纪胜》至郡守施邦曜书稿序云：“龙潭有日中之市，上下游舟次鳞集，北溪熙攘者以此为最，潭水深缓不流。梁天监间，有九龙群戏于此，故邑号龙溪里名九龙，概称北溪为仙乡。”[71]陈天定隐居花山，漳浦布衣张士楷作《春日怀花山陈先生栖隐处》，描述了陈天定由入世“金马客”到避世“事玉华”的人生巨变：

博山罏上妙香焚，白鹤青鸾各一群。

避世昔为金马客，移家今事玉华君。

霜清百丈龙潭水，日薄千盘鸟道云。

    才到人间花落尽，何由春信共相闻。[72]

陈天定诗交的另一明遗民是龙溪的方文耀[73]。陈天定与方文耀为同志，并寄诗曰：

离黍荒荒泪不干，蕨薇人老未凋残。

最怜佳句何从录，又领深心到处安。

海阔但凭舟一叶，天空漫叱剑双丸。

归来且筑桃花坞，路接龙津拂钓竿。

又云：

处世如今总汗颜，君行度岭我依山。

坚持七尺纲常事，万里来归鳄海湾。

从诗中不难看出，二人“悲离黍，慰蕨薇，以坚持七尺相敦勉”[74]。“泪不干”“未凋残”“剑双丸”表明了作者满腔的抱负，但又不得不“筑桃花坞”“拂钓竿”，报国无门，无所事事，难免“总汗颜”。亡国之痛，溢于言表。不仅如此，更令天定痛惜的是人将相食的“亡天下”之恨。

明郑据海守险，不时兵扰沿海。曾经的出海门户漳州海澄成为明郑反攻的前哨。在漳州一带，清军与明郑对峙、拉锯，陷漳州于绝境，人寰惨烈，不可胜书。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漳州之围给当地人带来灭顶之灾。三月，“角尾所战役”郑成功大败陈锦清军。四月，郑军进攻漳城。七月，围困漳州，“时城中乏粮，至食人肉，百姓多饿死”。八月，城内“粮米益尽，百姓饿死过半。虏（清）兵有至食萍充饥者，有逃出降者，俱称欲夺路共逃，亦有欲降者”。清兵“不敢遁，只得饿守”。[75]康熙《龙海县志》记载亦云：“（郑军）顺治九年败我陈锦于江东，遂围郡城。三月总督陈锦以大师救长泰，战于江东大败，其奴库成栋刺之，以降成功斩之，遂围漳城。四郊居民各逃入城依所亲，城门坚闭，后悉饿死。逢知来援，食人炊骨，幸而古县告捷，重围乃解，即墨之守虽固，睢阳之城已空。”[76]对于这场郑、清军之战残酷的场面，陈天定特作《壬辰围城》三首，以“人命关呼吸”的人道主义，流露出了他对这场惨绝人寰围城之战的悲悯与无奈：

一

举国吹沙眼尽迷，凭谁细语与悲啼。

画兰底事无些土，归燕同心有独栖。

秋后蝶飞花已老，宵中鸟唤月全低。

凄凉未敢呼天阙，一卷骚文乏酒携。

二

日望长驱眼欲枯，夜间不寐听啼鸟。

始知人命关呼吸，谁把流民入画图。

着饭吃衣空有术，毛风血雨更无肤。

繁华卷地弥天恨，多少姬姜泣路隅。

三

扶杖邅回步不前，满城人鬼共号天。

迟来旬日看沟壑，缓死须臾羡壤泉。

果有肉糜供鹄面，绝无火色称鸢肩。

    哀今郊草青垂尽，空忆农皇着赭鞭。[77]

这次围城战是由清军入漳直接引起，而漳州地区群雄鼎峙，如汤沸火。战争使人丧失了理智，民间百姓的“细语与悲啼”无人关心。以抗清为己任的明郑反而杀民养兵，征收粮饷。对此，陈天定和同仁林明顺并不认同，但郑军并没有拘捕他们，“入郡，诸富绅以征饷故，累囚相对，独明顺、陈天定两人不与云”。此时，陈天定和林明顺一样也“隐郡北桃林，不出”。而漳州城陷入因围城带来的饥馑之祸，导致“满城人鬼共号天”。陈天定昼夜关注，目睹惨相而无可奈何，眼见衣食无着的百姓“毛风血雨更无肤”，只能寄希望于“农皇”的垂怜。“繁华卷地弥天恨，多少姬姜泣路隅”，出于对生民哀怜而满怀弥天之恨，但却无力解救，只能著文寄托，“凄凉未敢呼天阙，一卷骚文乏酒携”。

对于壬辰围城，陈天定立场鲜明地给予鞭挞，“弥天恨”超越了“亡国恨”，陈天定的遗民气节得以升华，而心中的愤懑苦情又何人来解？陈天定把人生最后的一程寄托于佛门，在朝天岩为僧，取名圆慧。不久卒，葬鹤鸣铺（今步文乡蓝田社）。[78]“陈慧山墓：陈天定葬鹤鸣铺，学者表其阡曰‘慧山陈先生墓’。其墓道碑阴纪御寇救荒功德文，李宓书并刻，字甚工。”[79]李密，字义民，明代后期漳州著名书法家。清人陈常夏后祀天定遗像，留诗纪念：

自装野艇养衰残，时放江流百尺宽。

来吊先生无恸哭，喜于遗像见衣冠。

人尊标格思元礼，我爱风期诵幼安。

    世上猯狸都啖尽，芳名独得久相看。[80]

天定虽为明遗民，其为人清介，仍获清人的肯定，康熙《龙溪县志》评价天定：“慧山出处几于和矣，不隐贤，不枉道。迨于晚节褒衣自费，其闻柳下之风乎!”[81]著有“《陈氏说书》及《慧山诗文全集》《太极说参论》《松石轩读史》《慧眼山房书抄》《古今小品》十七种，几若千卷”。《古今小品》“网罗唐虞以来，下逮朱明之季，始赋歌乐府，迄杂着散抄，分类二十有四”。原书久佚，民国中华书局，兹从藏书家借得善本，“重加选择，严事校雠，得文合三百七十余首，分上下两卷，圈点评骘，悉仍陈氏原书。一展卷间，不翅染指于汉魏六朝三唐两宋元明诸作家之鼎，尝其脔而噬其胾也。持此以饷学子，可不谓精之又精，约之又约乎！故名曰《古今小品精华》”[82]。后辑入《四库禁毁书丛刊》。

结 语

陈天定生活的“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学界多认为始于万历朝，至明亡后的弘光政权。[83]陈天定跌宕起伏的人生就是一部晚明史的生动写照。他科举出仕，结社士人，多番出入朝野并敢于与魏珰抗忤。鼎革之际，陈天定自甘归隐为僧，面对生灵涂炭含“弥天恨”而逝。晚明恰好是“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被”相交汇的重要时期。天定胸襟开阔，善于接纳远人西教，与艾儒略唱和相交。陈天定的生涯不可谓不坎坷，而品性不可谓不特立。这正是那个时代士君子的风貌风骨。西儒艾儒略也受此一时代风潮的影响。艾儒略接触的人与事，无不与福建士大夫在崇祯、隆武政权供职、聚集有关。他们或为东林、复社之人，抑或作明遗民。艾氏虽力图皈化中国士人，但在易代变革之际，这位身居耶稣会中国副会会长的西儒并没有像京廷耶稣会士那样供职新朝，以获得继续在华传教的允诺。而是犹如南明遗民一样，到闽北山区僻处隐居，放弃了回福州继续传教的机会。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艾儒略殁于延平。艾儒略虽有意度化陈天定，天定却由儒入禅。两人走向了不同的信仰之路，但却殊途同归，均以身殉晚明，其气节是相通、相连的。这也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最为珍贵的历史遗产，虽然有信仰上的差异，但在归宿问题上作出了一致的人生择取。正因如此，他们互为欣赏、美美与共的唱和咏调永留八闽山水之间，值得后人品味、景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福建天主教文献整理与研究”（13AZJ007）阶段性成果，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4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注：

[1]陈洪谟修、周瑛纂，张大伟等点校，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大明漳州府志》，中华书局，2012年，第747页。

[2]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90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104页。

[3]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八《纪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9辑，《卷之首旧序》，上海书店等，2000年影印本，第1147页。

[4]光绪《漳州府志》卷首，第16页。

[5]林群明：《回望来路》（未刊），第128页。

[6]龙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龙海村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7]钱海岳撰：《南明史》卷四四《陈天定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2135页。

[8]李清馥撰：《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三《黄石斋先生道周学派·陈祝皇先生天定》，徐公喜等点校，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847页。

[9][10][12]黄超云：《陈天定传略》，林群明：《回望来路》（未刊），第101页、第101-102页、第102页。

[11]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六《郑芝龙受抚》，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1页。

[13]江日昇撰：《台湾外纪》卷一，陈碧笙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页。芝龙曰：“我今为首，取名芝龙，季弟蟒二为芝虎，四弟为芝豹，从弟莞为芝鹤（后改名为芝莞），族弟香为芝鹏，余者芝燕、芝凤、芝彪、芝麒、芝豸、芝獬、芝鹄、芝熊、芝蛟、芝蟒、芝鸾、芝麟、芝鹗等，各写就放盒内，告天拈著者，即名之，以应十八日之数。”（第14页）

[14][15][16][17][19][20][22]江日昇撰：《台湾外纪》卷一，第18页、第19页、第27页、第29页、第13页、第12页、第28-29页。

[18]黄超云：《明朝东阁大学士林釬》，第131页。

[21]《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第6495页。

[23]康熙《龙溪县志》卷八《人物》，漳州市图书馆影印本，2005年，第160页。

[24]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第941页。

[25][27]陈鼎辑：《东林列传》卷十《施邦曜》，收入周骏福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3》，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5册，第493-494页、第495页。

[26]张岱撰：《石匮书》卷一九六《逆党列论总论》，第1页b。施邦曜在漳知郡八年之久，在历任之时，于崇祯八年（1635年）刊刻出版《阳明先生集要》一书，在闽漳儒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28]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二十《施邦曜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页。

[29][31]光绪《漳州府志》卷二五《宦绩》，第503页。

[30]黄剑岚主编：《龙海县志》，明代彩色照片。

[32]林釬：《施公新筑万松关记》，康熙《龙溪县志》卷九《艺文》，漳州市图书馆影印本，2005年，第260页。

[33]此碑现存，参见龙海市政协文史委编：《龙海文史资料》《碑文专辑·西溪卷》第26辑，2017年，第344页。

[34]张燮：《清漳风俗考》，乾隆《龙溪县志》卷二三《艺文》，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90号，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351页。张燮著有中西交通史名著《东西洋考》，与何乔远、曹学佺齐名。人称“闽中著书三家，侯官曹学佺、晋江何乔远、龙溪张燮也。佺有友徐亦尝游漳与燮往来，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数万卷，以布衣终”。（光绪《漳州府志》卷五十《纪遗下》，第1196页）曹学佺与何乔远均与艾儒略相交。

[35]据新修《龙海县志》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后坂村严世同举人在南京接受西班牙教士罗如望施洗入教，后严回乡，全家信教。万历四十四年（1616），政府禁传外教，罗如望曾逃匿到严世同家。”“孙女嫁到港尾古城，天主教便又在该处传播，后传播到后坂的李厝、吴厝、岭东等地。”参见黄剑岚主编：《龙海县志》卷三六《宗教·天主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991-992页。上述说法有可疑之处。首先罗如望是葡萄牙耶稣会士，而非西班牙教士。另张先清认为严世同受洗时间值得怀疑，参见张先清：《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2-83页。

[36][40][45][46]叶向高等：《熙朝崇正集──闽中诸公赠泰西诸先生诗初集》，收入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第1册，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648页、第650页、第658页、第689页。

[37]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康熙二十八年抄本，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文编号1017号。

[38]艾儒略：《口铎日抄》卷四，收入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影印本，第8册，第256页。

[39]艾儒略：《口铎日抄》卷七，收入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影印本，第7册，第513页。

[41][44]钱海岳撰：《南明史》卷七八《朱大典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3762页、第3766页。

[42]同治《福建通志》卷九六，中国省志汇编之九，台湾艺文书局有限公司印行本，1968年，第1886页。

[43]李天根著：《爝火录》卷十五， 仓修良、魏得良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8-669页。

[47]施邦曜：《福建巡海道告示》，徐昌治编辑、周駬方校：《圣朝破邪集》卷二，收入《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2册，北京图书馆书目文献社，2001年，第140a页。

[48]徐世阴：《提刑按察司示》，吴起龙：《福州府告示》，《圣朝破邪集》卷二，《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2册，第142b、143b页。

[49]黄贞：《请颜状其先生辟天主教书》，《圣朝破邪集》卷三，《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3册，第147b页。

[50]颜茂猷：《圣朝破邪集示》，《圣朝破邪集》卷二，《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第3册，第146a页。关于此次反教涉及的诸人及其关联，参见拙文《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2期。

[51][52][53]艾儒略：《口铎日抄》卷八，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七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528页、第538页、第543页。

[54][59][60][66][67]钱海岳：《南明史》卷四四，中华书局，2006年，第2135页、第2152页、第2151页、第2135页、第2136页。

[55][57][63][65]陈遵统等编纂：《福建编年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3页、第674页、第692页、第766页。

[56][61]朱维幹：《福建史稿》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0页、第288页。

[58]在隆武进福州城那天，隆武元年闰六月初七日，“敕谕吏、兵二部，起大学士蒋德璟于泉州。敕曰：‘今中兴伊始，朕志切亲征，密勿必得匡赞之臣，始可或从行、或分任居守燮理之重务。原任辅臣蒋德璟，简重于先帝，久饫其经纶，况学博古今，度具忠亮，著以原官起用佐理”。德璟以足疾辞。（陈燕翼撰：《思文大纪》卷一）

[62][76]康熙《龙溪县志》卷四《兵乱》，漳州市图书馆影印本，2005年，第58页。

[64]该资料由漳州市政协海峡文史馆江焕明、阎铭提供。

[68][70][72]光绪《漳州府志》卷四一《艺文》，第968页、第987页、第988页。

[69]“龙潭一名漫潭，两山如壁十余里，潭水深缓，不流，梁九龙戏处也。其上流大小滩三十六。”《龙溪县志》卷二《山川》，第80页。龙溪之名，由此而来。

[71]乾隆《龙溪县志》卷二四《艺文》，第882页。

[73]“方文耀，字怀岵，龙溪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典试云南，迁郎中，出为河间知府，督饷辽东。北京亡，道梗不得归，又传闻车驾南迁，乃间从海道抵金陵，适安宗立，与马阮不合，投劾致仕。绍宗即位，擢兵部左侍郎，内艰归。清兵陷漳州，有帅闻名欲见之，文耀不可。复厚为赠遗，无所纳，亦不报。遂遁迹肇庆莫罗山，缁衣皂帽终。子垍、垓工诗文，亦终身不应举。”（钱海岳《南明史》卷四三，第2077-2078页。）不过据其他文献载，文耀于甲申之变时殉国。文秉《烈皇小识》卷8：甲申三月初四，闯贼陷保定“知府方文耀见城破，即自杀”（第231页）；钱士馨《甲申传信录》卷七（清抄本）：“河间知府方文耀不降，贼挟之，大骂死。”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一，“贼陷城，公不屈，贼扙之，大骂不绝口，死之。”（第560-561页）。其他如《罪惟录》《平寇志》等均有相同记载。

[74]光绪《漳州府志》卷四九《纪遗》，第1188页。

[75]杨英撰、陈碧生校注：《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48页。

[77]康熙《龙溪县志》卷九《艺文上》，第211页。

[78]黄剑岚主编：《龙海县志》卷三九《人物》，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068页。

[79]康熙《龙溪县志》卷十一《古迹》，第308页。

[80]乾隆《龙溪县志》（光绪补刊本）卷十一《古迹》，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90号影印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18页。

[81]康熙《龙溪县志》卷八《人物》，第160页。

[82]陈天定：《古今小品精华》叙，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1927年。

[83]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8、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