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世纪世界史的视野重新认识俞大猷

陈支平

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9月26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2013年3月7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鼓舞了士气，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新路。

明代的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堪称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但是我们现在谈论明代嘉靖年间的倭患以及俞大猷、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抗倭斗争，基本上是围绕着倭寇侵扰我国沿海地区和俞大猷、戚继光及东南军民的奋力抵抗与清剿的历程而展开的。但是仅仅就我国东南沿海的倭患袭扰和俞大猷等军民的抗倭来讨论这一重大问题，其历史视野未免过于狭窄。事实上，明代嘉靖年间的倭患以及抗倭，是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的。换言之，我们有必要把这一时期的倭患及俞大猷、戚继光的抗击倭寇，放到当时国际变动的大背景上进行考察。

从传统史学的眼光来审视明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基本上是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中国史研究，并没有超越“区域史”研究的范畴。这种“区域史”的史观思考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在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其实也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以至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水平看，不可能凭空想象出超越区域或地域界限而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史观。然而，如果把中国明代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明代历史是中国历史从“区域史”迈进“世界史”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明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互交融的新篇章。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经历了从“区域史”到“世界史”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过程是由各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从真正意义上说，“世界史”的形成，无疑是以欧洲中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以“工业革命”的成功为标志的。从这时起，欧洲先进的国家，逐渐把经济、文化、政治的触角延伸到世界东方及美洲的许多地区，开启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系随之沟通强化，地处东方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势在必行。中国传统的“区域史”界限也将随之开始突破，从而与“世界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地讲，这个“世界史”形成的时期，就是公元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

十六世纪前期，也就是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西方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继东航，他们各以满剌加、吕宋为根据地，逐渐伸张势力于中国的沿海。这些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商民的海上贸易活动。于是嘉靖、万历时期，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冲破封建政府的重重阻碍，取代朝贡贸易而迅速兴起。中国沿海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其中尤以日本、吕宋、暹罗、满剌加等地为当时转口贸易的重要据点。他们把内地的各种商品，其大宗者有生丝、丝织品、瓷器、白糖、果品、鹿皮以及各种日用珍玩等，运销海外，而换取大量白银以及胡椒，苏木、香料等回国出售。由于当时的欧洲商人已经染指于东南亚各国及我国沿海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活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东西方争夺东南亚贸易权的竞争。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固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时期，从而也逐渐推进了“世界史”的涵盖空间。但是其时东方的明代社会，中国的商人们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同样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向海外延伸进展。这种双向碰撞交融的历史进程，无疑在另一个源头促进了“世界史”大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可以说，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明代社会，同样是推进“世界史”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世纪前期西方殖民者染指东南亚，给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海上贸易，不仅仅只是刺激中国东南沿海商民的海上贸易活动，同样也刺激着东邻海上之国的日本商民。但是由于当时明朝对于日本商人的许多不轨行为严加限制，日本国又是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度，可以用于出口的商品相当有限，这样就导致日本商人欲从事日本、中国及西方的国际性正常贸易十分艰难。于是，许多“武士浪人”式的商人强盗们，就采取了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抢掠盗窃的非法行为。较大规模“倭患”的袭扰，是在明代的的正德、嘉靖年间形成，这一时间节点，绝不是偶然的，是与这一时期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扩散而促成的新的“世界性格局”的形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再从明朝社会政治体制的内部结构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以农立国”的国家，历代政权，一般都不支持甚至反对本国的商民走上海洋，从事域外的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明代，对于本国商民出海经商贸易设定了诸多限制。而日本商人在中国沿海的不法行为，加深了明朝政府对于海上活动的负面认识与政治军事上的阻滞。

明朝政府对于沿海海上经济贸易活动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使得东南沿海的海上经济贸易活动无法形成一种良好有序的环境。沿海商民被海上贸易的丰厚利润所吸引，只能采取违禁出海，甚至亦商亦盗的混乱行为。这种民众性的亦商亦盗行为，明朝政府无法予以有效的制止，而倭寇的袭扰，正好与东南沿海地区民众性的亦商亦盗行为有着诸多契合之处。于是，日本的倭寇们，很快地与东南沿海许多亦商亦盗的商人们结合起来，规模迅速扩大。嘉靖年间危害数十年的所谓“倭患”，便是由此爆发出来。

嘉靖年间大规模“倭患”的形成，致使原来就混乱无序的沿海海上私人违禁贸易更加混乱无序，政府及其军队由于多年的演化，战斗力低下，根本无法应对突然蜂起的大规模倭寇。强盗行径的“倭患”，肆意屠杀和焚烧从福建到江南的许多乡村街市，抢夺民众的大量财产，沿海的不少地方，陷入炼狱般悲惨境地。加上倭寇、海盗之间的相互仇杀火拼，不但人众锐减，大量的社会财富也在战火中消耗损失。十五、十六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殖民者东来“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世界性商机，也在这场毫无理性的“倭患”中失去应有的机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俞大猷、戚继光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们，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与坚持，终于于隆庆年间（1567—1572）把倭患基本平定了下来。倭患的平定，为东南沿海商民在海上从事世界性的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比较良好的社会环境。虽说这种社会环境远谈不上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的“良好有序”的状态，但此前烧杀抢掠、视生命为草芥的悲惨局面已经基本制止了。这不能不对隆庆年间之后的东南沿海商民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活动，创造了可以自主发挥的社会空间。正因为如此，从政府的层面说，隆庆年间在漳州的月港，成立了征收海上贸易税饷的机构。从民间的角度看，从万历年间开始，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们，逐渐形成了若干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活动的海上集团。中国的沿海商人，以积极进取应对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姿态，扩展势力于海外各地。据许多外国商人的记载，十七世纪前后，中国的商船曾遍布于南海各地，从事各项贸易，执东西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东亚海上的世界贸易权益，基本上控制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海商特别是福建海商的手上。这种局面，经历了泉州郑芝龙、郑成功集团的繁荣，一直延续至清朝的康熙前期。

万历时期，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欧洲陷入经济萧条，大西洋贸易衰退，以转贩中国商品为主的太平洋贸易发展为世界市场中最活跃的部分。中国商品大量进入世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世界市场贵金属相对过剩与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不平衡状态；由嗜好中国精美商品而掀起的“中国热”，刺激和影响了欧洲工业生产技艺的革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¹⁾中国商品为十七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与嘉靖年间俞大猷、戚继光等民族英雄舍身为国平定倭寇之患紧密相关的。假如我们忽视了俞大猷、戚继光英勇抗倭的这一历史贡献，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大大贬低了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民族英雄的伟大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纪念俞大猷、戚继光等民族英雄伟大的抗倭历史贡献时，其中所蕴涵的国际性意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1期，作者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注：

以上参见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第八章《城镇工商业的繁盛》第一节之二《私人海上贸易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05—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