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热血洒海疆
——记闽东海上游击队创建者柯成贵
林思翔
早在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东沿海就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军”。这支活跃在海疆、英勇作战的队伍，拥有20多艘船、300多人、100多支长短枪，名为闽东工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又称西洋海上红军游击队)。其声势和战斗力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当年闽东苏区主要领导人、后任过海军司令员的开国上将叶飞说:‘闽东苏区与其他苏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海上游击队。全国唯一独特的最早的海上红军就在我们闽东。”这支部队的创建者柯成贵，于1935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人称“福州雨花台”的福州鸡角弄，时年27岁。
一
柯成贵，祖籍福州市晋安区。20 世纪初，因其父被招为海岛航标灯塔管理工，遂举家迁往宁德市霞浦县西洋岛。1908年，柯成贵出生在岛上仕头坑村鸡角州的一间茅屋里。
西洋岛是霞浦海面的美丽岛屿，坐拥闽东渔场，渔业资源丰富。临马祖列岛，扼闽浙海上交通要道之咽喉，是台湾海峡南来北往船舶必经之地。柯成贵少年时期，闽东沿海多灾多难，那时“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渔霸横行海上，苛捐杂税使得渔民生活极度贫困。同时，美、英等帝国列强还对闽东沿海进行经济、政治侵略和文化渗透，在闽东许多地方建立教堂，传教布道。耳闻目睹这些情形，柯成贵幼小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柯成贵7岁那年，村里来了位黄姓先生，在村民的支持下办起了私塾。黄先生不仅教柯成贵读书断字，还给他讲爱国爱民道理和岛外工农运动的事。这位思想进步的先生对柯成贵说，读书识字只能解决文盲问题，而改变社会现状、为更多人谋幸福，才是解救广大民众于水火之中的正道。少年柯成贵获得了思想启蒙，从此萌发了推翻封建剥削阶级的念头，开始追求进步，也养成了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吃苦耐劳的性格。
1925年，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柯成贵进入福州私立格致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阅读了《新青年》《福建学生》《血钟》等进步刊物，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这时，正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福建学生联合会为声援上海工人，发起成立了“福建各界后援会”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同盟会”。柯成贵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与格致中学进步同学一道，上街游行，散发传单，高呼“抵制日货”“惩办卖国奸商”等口号。在格致中学求学期间，特别是参与五卅爱国学生运动的革命实践，为柯成贵革命人生观的确立和日后参加革命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1928年春，柯成贵回到西洋岛。此时正值渔汛季节，长乐、连江等地的渔霸仗着手里有反动武装，与官府勾结，串通地方恶势力占渔场、霸海面，欺压群众、巧取豪夺，渔民们怨声载道。路见不平，柯成贵除去了一个作恶多端的渔霸后，连夜出走。岛上几位渔霸，联名买通国民党当地政府，到处搜捕他。他只好逃往福州，此后一直在福州流亡。柯成贵人在福州，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西洋的父老乡亲，总在想怎么除掉压迫剥削乡亲的渔霸。要除掉渔霸，就得有武器。于是，他想办法在福州的两个表兄弟那里弄到二三条枪，又通过结交江湖朋友，结识肝胆兄弟，添置了几条枪。
1931年，柯成贵带着几条枪，秘密潜回西洋岛，暗地里联络了20多个儿时伙伴和曾受渔霸欺凌的乡亲，在岛上妈祖天后宫拉竿聚义。大家一致拥戴柯成贵为头领，并约定在岛上北北澳起事反霸。柯成贵揭竿聚义与渔霸作斗争的消息在岛上传开后，贫苦渔民热情拥护，前来投奔者日益增多，周边县也有渔民加入，队伍很快发展到100多人数十条枪。年仅23岁的柯成贵成为威震一方的绿林首领。国民党霞浦县政府闻讯，称他们为“海盗”，几次派军队前往胁迫招安都未能得逞。柯成贵这群“绿林好汉”，专与社会恶势力作对，打击的是那些渔霸和欺压民众的土豪劣绅，劫富济贫。他们获得的货物，一部分充作军饷，一部分接济当地和附近渔村的穷人和贫苦船工。这支队伍视国民党为“刮民党”， 他们不畏强权，对抗官府，拦截过往的国民党货船，夺取官府粮饷。还抽取当地大烟馆、酒馆、赌馆的收入和商业税收。但对来往岛域做生意的商船，却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由于爱憎分明，不少商家与柯交朋友，甚至资助他们。
三
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柯成贵队伍日益壮大后，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队伍中有的人拉帮结派闹纠葛，甚至内讧斗殴;有些人则沉湎于赌博、抽大烟;更多的则满足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眼光短浅，胸无大志;且偏居一隅，孤立无援，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剿灭”的危险。柯成贵陷入苦恼之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这支队伍虽有江湖义气和除暴安良的正义感，但缺少高人指点迷津。此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霞浦县许多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红军、游击队为贫苦人打天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岛外的这些消息传到岛上，给柯成贵以极大的震动，他逐渐萌发了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走的愿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为此，他派人四处寻找共产党。有一天，当他获悉他的同学陈亮是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人员时，十分高兴，决意派人与陈亮接触。此时，副司令林红俤自告奋勇，说他与陈亮是福安六屿老乡，柯成贵乃派他前往福安寻找陈亮。
这时，福安中心县委正打算建立闽东苏区海上交通线。北面的福鼎县已在秦屿和大岗山开展组建工作，南面的连江县也在下宫建立起海上武装，就差霞浦、福安海域中间这一段了。这一段解决了，整条线就连起来了。
几经周折，林红俤终于在福安柏柱洋找到了闽东党组织，见到了陈亮，转达了柯成贵愿意将西洋岛队伍收编为红军的愿望。陈亮十分高兴，带着林红俤见了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委员、红军游击队支队长任铁锋。任听后当即决定派陈亮作为与柯成贵接触的联系人。经陈亮两次上岛宣传革命道理，柯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再次表示要把队伍交给中共福安中心县委领导，并提出了参加共产党的愿望。
在将柯成贵队伍收编 为红色武装问题上，福安中心县委有过顾虑。因为此前有过教训，在争取敌方人员过程中因警惕性不高，盲目相信，结果上了当，吃了亏，给革命造成了损失。因此有的同志认为，柯成贵是“匪”，土匪武装不应作为红色武装的发展对象。但任铁锋和县委委员曾志等则认为，土匪武装是可以改造成人民队伍的。柯成贵和他的队伍基本上都出生于贫苦渔民，行的是劫富济贫，追求的是社会公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红军、游击队的初衷和行为没有区别，且柯成贵已明确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经过讨论，中心县委大多数同志表示可以通过争取柯成贵，建立海上革命武装，将西洋岛作为对国民党斗争的海上前哨;还可利用该岛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把它作为购买医疗用品、枪支弹药等战略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中转站。于是，中心县委决定派曾志与陈亮一道去西洋岛洽谈收编柯成贵队伍事宜。
四
1934年初的一天，曾志带着陈亮等人乘坐渔船前往西洋岛。小船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时分到了西洋岛。船靠上海滩，岸上已经有几十个人守候在那里，为首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英俊威武男子。陈亮告诉曾志，他就是闽东沿海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柯成贵司令。“只见他首先大步迎上来，热情地与我和陈亮握手，我没想到他举止如此得体，言谈也不俗。此时军号哒哒，鞭炮齐鸣，约有30名队员举枪列队，夹道迎接我们进入驻地……”50多年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收编”的情景。
柯成贵自称司令，手下副职也很年轻，都不到30岁。他说:“我们干这一行是迫不得已。国民党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因此我们与他们水火不容。这一点请县委相信!我们知道共产党为中国的工农求解放谋幸福，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十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决心跟你们走，这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曾志对柯成贵的表态和行动表示赞赏，并提出几点希望:一是他们把西洋岛的革命斗争发动起来，教育官兵不要侵犯贫苦渔民利益;二是整顿队伍，进行革命纪律教育、游击战术和文化知识学习，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必要时，我们可派同志来西洋岛，帮助你们开展工作;三是队伍在购买医药物品、枪支弹药方面为苏维埃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如果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可深入我苏维埃区域;如果你们给养上有困难，苏维埃政府将鼎力相助。至于部队番号和职务，待福安中心县委研究后再授予和任命。曾志的这些意见，柯成贵全部答应。曾志回来后即向中心县委汇报了上岛收编情况，转达了柯成贵要求入党的愿望，并建议吸收柯成贵、林红佛入党。福安中心县委同意柯成贵、林红俤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决定将柯成贵部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决定由陈亮任党支部书记，柯成贵任营长。全营拥有3个连、1个警卫排，共300多人、140多支枪、20多条船。
西洋岛海上游击独立营成立时，正值闽东苏区进入鼎盛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惧怕。他们一方面大肆“围剿”红军游击队;另一方面为地主劣绅撑腰鼓气，使民团、大刀会等反动势力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在苏区范围内兴风作浪，烧杀抢掠，进攻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企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
霞浦南乡一带三洲反动民团、大刀会组织规模大，反革命活动猖獗，无恶不作。中共霞鼎县委要求西洋岛海上游击队想方设法端掉三洲反动民团这个霞浦沿海最大的封建反动堡垒。
1934年10月间，柯成贵组织200多名海上游击队员，分乘20多条船只，浩浩荡荡，直扑三洲。三洲反动民团盘踞3个炮楼，居高临下，密集扫射。游击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向前，浴血奋战，终于将3个炮楼击毁，一把火烧了三洲大刀会总坛。接着又乘胜南下东进，火烧石湖、大京大刀会总坛，狠狠打击了反动民团，威震闽东苏区。
五
西洋岛海上红军游击队凭借辽阔海域的地理优势，以周边大小岛屿为屏障，与陆上红军游击队相策应，纵横海疆，发起战斗，多次完成了闽东红军游击队赋予的攻打陆上反动民团、人员掩护、物资输送、经费筹集等任务，使闽东苏区对敌斗争有了一个重要的海上支撑点。
那时，福安中心县委正在福鼎、三都岛、连江、长乐等地建立地下交通站。西洋岛海上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因位居中间，与之协同、呼应，构成了闽东沿海有机联结的海上交通线。
西洋岛海上红军游击队还在福州马尾建立交通站，多次以运冰块、贩鱼货为掩护，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为闽东苏区红军购回大量枪支弹药和药品、食盐及其他军用物资。海上游击队在浮鹰岛上建立了一个土炸弹厂和一座军粮储备库。他们从福州购来硝、磺原料，土法制造手榴弹，每天可制作上百个，而后通过海上交通线补充内陆苏区战斗需要。柯成贵还通过海上交通线设法与商船联系，与商人交朋友，取得他们的支持，帮助购买枪支弹药等物资。
1934年间，日军军舰经常在西洋岛附近海面骚扰。一天，柯成贵亲自率领海上游击队，袭击前来西洋、浮鹰岛掠夺海产资源的日本舰船，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人。此后，日舰船对海上游击队十分惧怕，再也不敢前来侵犯。
同年10月间，柯成贵还率领海上游击队20多条小木船，在夜色的掩护下，打跑了前来刺探军情的国民党海军3艘军舰，打出了海上游击队的军威，从此国民党军舰不敢轻易驶入西洋岛海域。
六
1934年7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福建，在福州北峰一带与国民党部队作战后，留下600多位伤病员交由闽东(含连罗)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负责安排治疗护理。其中100多名安排在福霞溪里、牛落洋、鸭姆湾等地的伤病员，因这些地方不具备医疗条件，闽东临时特委决定，由西洋岛海上游击队负责转送往霞浦盐田乡西胜村龙潭、五斗等地红军后方医院。接到任务后，柯成贵立即派出人员，顶风破浪，驾船越海，而后又翻山上岭，来到溪里等地，通过人背和担架抬，硬是将100多名先遣队伤病员，全部安全转送到目的地。这些伤病员康复后，一部分还成为闽东红军和苏区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海上游击队也在与中央红军的接触中，了解了中央方针政策和革命形势，更加坚定了革命斗志和信心。
1934年冬，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动国民党部队连同清乡队、民团、大刀会等10万之众，大举“清剿”闽东苏区，苏区各地受到严重摧残。红军和苏区武装顽强抵抗，连罗红军西南团在与敌激战后退到闽东海上。此时，团长杨采衡想起柯成贵海上游击队，便派人前往西洋岛与柯联系。柯成贵闻知战友情况危急，立即答应西南团撤往西洋岛。由于敌人追击，大部队转移目标太大，于是杨采衡挑选了西南团骨干20多人，由他和陈云飞率领，趁着夜色乘船前往西洋岛，其余则分散隐蔽。
敌人获悉红军西南团骨干进入西洋岛的消息后，即出动部队和反动民团千余人，分批登上西洋岛，妄图将红军和海上游击队一网打尽。
在这危急关头，柯成贵沉着应对，带着红军西南团骨干先后转移到北北澳后山和浮鹰岛尼姑屿里藏了起来。由于柯成贵的周密安排，几度转移，敌人上岛搜捕行动扑了个空，西南团红军骨干得以保存下来。
七
1935年2月20日拂晓，柯成贵带着2名队员，从浮鹰岛大澳沙滩悄悄地推下一条小舢舨，向尼姑屿方向驶去，亲自给红军西南团骨干送食粮。不料此时敌人已在岛上布下明岗喑哨。当柯成贵舢舨快驶近小岛时，被敌哨兵发现，敌人纷纷登船向舢舨涌来。为了不暴露红军西南团隐蔽地点，柯成贵将舢舨朝着另一方向驶去，敌人驱船尾随紧追，将柯成贵连人带船捕押往西洋岛上国民党军团部。不久柯成贵被转至福州，关押在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监狱。
柯成贵被捕后，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几个月来，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还对同狱难友、连罗红军营长郑敢等人说:“我不行了， 你们要争取活着出去再干!”
1935年5月1日，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以“ 抢劫军粮，通红有据”的罪名，判处柯成贵死刑，将之押往福州西门鸡角弄枪杀，且剖腹挖心。柯成贵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西洋岛后，岛上群众如同失去自己亲人一样嚎啕痛哭。人们成群结队跑向海边，祭奠他们心目中的渔家英雄。
八
岁月流逝，忠魂永在。80多年过去了，人们从没忘记这位闽东海上红军游击队的创建者柯成贵。人们在岛上显要位置修起了烈士衣冠冢，立了石碑。衣冠冢两旁镌刻对联:“ 爱民护友浩气长留西洋岛 流血捐躯深情永垂党史中”。在烈士牺牲地福州鸡角弄也为他刻碑纪念。1966年， 国家民政部追认柯成贵为革命烈士。曾任闽东特委书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为柯成贵题词:“革命英烈 永垂不朽”;中组部副部长曾志题词赞誉柯成贵:“光明磊落 名垂千古”。福州格致中学建立了柯成贵等8名校友纪念馆，福建电影制片厂制作了《西洋海上游击队》影片，宁德电视台也制作了相关的系列专题片，霞浦县在福宁文化公园里将“海上游击队”列为霞浦海防文化之大事，镌刻碑记，永久纪念。
“朝阳高照西洋岛， 史诗篇篇血染透;渔歌早唱柯成贵，战地黄花笑点头。”老红军杨采衡在纪念柯成贵诞辰80周年时的诗作，表达了人们缅怀烈士的心声。
* 作者注：本文史实参阅了霞浦县有关党史资料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2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