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豸山走出来的铮铮铁汉

——项与年、江一真、张南生、项南的传奇人生

方友德

笔者近日有幸随同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福建省作家协会采风团走进连城，登上神奇的冠豸山，聆听到许多生动的传奇故事，心灵如受万斛清泉洗涤。

山不在高，在于形胜。近百年来，冠豸山坳，连城古邑，走出了一个又一个坚贞不屈的铮铮铁汉、共产党人：神奇特工项与年、卫生部长江一真、开国中将张南生、改革开放先锋项南—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看看这些冠豸山的英雄儿子吧！

项与年：红色特工的传奇故事

项与年1896年生于福建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今印度尼西亚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31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

枪毙叛徒为澎湃烈士复仇  返回上海后，项与年调入中央特科“红队”工作。中央特科，是党中央指挥白区隐蔽战线斗争的首脑机关，是由周恩来亲自组建的。1929年8月24日，我党广东负责人彭湃、杨殷等，在上海新闸路中央军委机关被法租界巡警逮捕。彭湃等被害后，“红队”决定严惩告密的叛徒白鑫，为彭湃等烈士报仇。白鑫叛变后一直躲在上海霞飞路—国民党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家里。项与年在范宅附近日夜监视。当白鑫等人刚从范宅走出准备登车时，埋伏在周围的项与年等人迅速射出复仇的子弹。叛徒白鑫和范家兄弟4人当场毙命。

历尽艰险传送情报，确保红军突围长征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主席和军长开会，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妄图通过第五次“围剿”最终消灭苏区。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军事会议刚结束，参加会议的莫雄连夜冒着泄密杀头之罪，火急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他们研究。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要点。随后，又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主要内容，密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项与年被派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奔赴中央苏区。他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忽见前面封锁更严，山上布满铁丝网和暗堡，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经反复思索，他毅然钻进山林用石块砸掉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血流不止，疼痛难忍，这时他面目全非，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成了一个叫花子模样，从而混过层层封锁。项与年终于用6天时间到达苏区，亲自把庐山牯岭会议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到周恩来手中。党中央决定做战略转移，10月16日，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仅仅一周，“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我中央工农红军果断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项与年这位可敬的英雄战士，为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十年浩劫中，革命英雄遭磨难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颠倒的时期。梁明德，即项与年，这位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战士、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竟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大叛徒”“特务”。无休止地游街、批斗，整得他死去活来。在一次批斗中，他一头栽倒地上。年已70多岁的革命老人，从此患了严重中风失语症，还并发有高血压、肺结核等疾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梁明德被遣送原籍—福建连城。连城是革命老区，老区虽贫穷，但干部和群众极为正直、朴实。他们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迎接这位远方归来的革命战士，安排他住进敬老院，为他治病。

1972年辽宁省革委会确认梁明德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老英雄，决定平反昭雪，补发工资。赤诚的老人接到一大笔工资后，首先邮汇1500元给原单位交纳党费，然后又捐资5000元为家乡修筑公路，改善交通。他还拿出过去的积蓄，为本村购置一台发电机，为穷山沟增添了光明。一天夜晚，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许亚到连城检查工作，所到山区均一片漆黑，唯独途经朋口小镇，突然发现山村灯光闪烁，引人注目。经询问，随行干部告知：这是一位革命老人的无私奉献。许亚深受感动，执意下车拜访。交谈中，他意外得知老人尚有儿子项南远在北京，而项南又恰恰是许亚40年代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这真是天下少有的巧合。他敬佩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老人，更热爱这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战友之父。他当机立断，连夜派车把老人送往省城疗养院检查治疗，让其早日康复。

病逝龙岩，家人团聚终成梦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宣告结束，项氏父子的历史冤案双双获得解决。项南回到农业机械部担任领导职务。他想把老人接来北京赡养，但进京户口难解决。1979年，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他了解项南父亲的历史，更熟悉项南。一次开会，他突然主动问项南：为什么不把老人接来北京团聚。随即提笔写信，同意将革命老人接来北京落户，同儿孙们团聚。

福建龙岩地委立即把革命老人接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发现老人患有严重肺炎，随即安排医院精心治疗，同时写信告诉项南：一俟病情好转，就派人护送北京。项南十分感激，当时他正受命率中国农机代表团出国考察，当项南率团登机准备起飞时，突然接到父亲治疗无效病逝的电报，项南强忍悲痛，委托妻子汪志馨赶赴家乡料理丧事。

江一真：从战地名医到卫生部长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后，14岁的江一真在长汀县城参加了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战斗中，他细心照顾伤员，为他们端水送饭，擦洗换药，得到伤员的夸奖。组织把他调往红十二军医务队学习，而后又入军委直属的红军卫生学校。1934年春，江一真从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了傅连暲当院长的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工作。

为刘伯承手术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带着江一真，还有助理军医王义之及护理人员等，从会宁赶到甜水堡，为在敌机轰炸中伤及臀部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由江一真主刀，他麻利地为刘伯承进行了扩创、消毒，然后清除伤口周围已腐烂的肌肉，寻找嵌在身体里的弹片，并小心翼翼地将弹片夹出来。有一块弹片竟然嵌进了刘伯承的臀骨里，江一真费了好大劲，也没能取出来。江一真知道不能蛮干，自己要对首长的生命负责，于是将情况如实向贺诚做了汇报。他们慎重地征求刘伯承的意见，采取保守办法，等有条件时再次进行手术取出。刘伯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国共合作后，刘伯承到西安进行了手术，但弹片还是未能取出，一直留在他的臀骨里，陪伴了他一生。

和白求恩的生死之交  1938年，加拿大名医白求恩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来到了中国延安，和江一真成了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11月25日，沿途给八路军将士诊治的江一真来到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二所。这时，江一真得知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灵丘公路上的伏击战已经打响。枪声就是命令。江一真果断地决定迎着枪声，赶往战场。赶到黑寺的时候，江一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正是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的白求恩！他吃了一惊，原先他以为白求恩所说的上前线，不过也是在医院，没想到手术室这么靠近战场，这可以为伤病员的治疗赢得宝贵的时间，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手术室设在一座破庙里，抬来的伤员担架把庙门都堵住了。外面是冰天雪地，而白求恩额角却沁出了汗珠，嘴唇干裂得出了血。江一真顾不得卸下医疗设备，马上跑上前去，从白求恩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白求恩已疲惫不堪，几乎站立不稳了。这场战斗极为激烈，八路军歼敌七八百人，自己也有六七百名负伤。江一真和队员们又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一夜，总算把伤员处理完了。

日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大扫荡”，白求恩带医疗队奔赴涞源前线，抢救伤员。他在一次手术中留下的伤口已经感染，江一真很担心白求恩的安全，曾提出要为他做截肢手术，但对于一位优秀的外科大夫来说，手是他的一切，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他坚决不肯截肢。此后，江一真带领卫校离开了葛公村，进行反“扫荡”。没想到白求恩大夫却在这次反“扫荡”中不幸牺牲了。

噩耗传来，江一真极为悲痛，中国不仅损失了一位为抗日战士救伤治病的好大夫，他自己更失去了一位知心的朋友。白求恩在弥留之际留下的遗嘱中交代，把他的所有用品都分给大家留做纪念，其中提到要江一真挑选两件。后来江一真按照他的遗愿，含泪挑选了一把手术刀和他做手术戴的白手套。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军区决定将卫校改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江一真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他感到这是组织上赋予自己的重任，他作为与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战友，有责任担当起这项神圣的职责，培养出更多像白求恩一样的白衣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江一真到福建地方工作，先后出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而后调京任农垦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备受迫害。他曾离开卫生战线30多年。

1977年初，江一真受命派驻国家卫生部。第一天上班，他就对前来接他的办公室秘书江焕波说：“中央有三江，江青等两江都是假江，只有我一个才是真江，所以我的名字叫江一真。”我们可以从这句风趣而幽默的话语中，感受到江一真耿直和刚正不阿的品格。1977年11月，中央任命江一真为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记。

张南生：身经百战的开国中将

长征打头阵  1929年5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二次入闽作战，经过张南生居住的连城北村。张南生和几个进步青年，当天就参加村里的农民协会和自卫队。翌年2月，张南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反“围剿”中，张南生和所在34团的勇士们坚守九寸岭连续打退国民党军3次大规模进攻，他坚持带伤指挥，直到战斗胜利。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保卫团撤销，张南生调回红5军团第37团任政治处主任。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红37团指战员利用地形地物，连续多次打退刘湘部队的进攻，胜利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中央撤退的任务。后来，张南生和红五军团的指战员们又经历了翻越夹金山和三过草地的考验。

抗日建奇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战争开始。1938年2月，张南生调任晋冀豫军区先遣支队政治委员兼冀西地委委员、军事部长。此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扩大抗日武装上，仅8个月时间，他所在部队由600多人发展到4000余人，成为抗日斗争的一支生力军。1942年1月，张南生任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精心修改形成了《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朱德青年队与各级青年组织暂行条例》等4份基本文件。他的工作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高度赞扬。由于张南生工作出色，1945年8月，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分局组织部副部长。

援朝扬国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6月3日，张南生任第20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入朝作战。

1951年10月，“联合国军”动用6个师的兵力，对我西起北汉江东岸至文登里以东地段发起了以“坦克劈入”为先导的进攻。张南生深入到第68军阵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党员和群众、新兵和老兵要结成对子，互相鼓励英勇作战。他还协助第204师将全师的重火器组成反坦克大队，集中火力重点打坦克，仅一天时间就击毁美军坦克1辆、击伤4辆，并击退了在10余辆坦克和12架飞机及炮火掩护下的美军步兵的进攻，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发电嘉勉。1952年2月底，杨成武奉命回国休养，由张南生代理兵团党委书记。6月10日，张南生和新任司令员杨勇以3个团的兵力，经50分钟战斗，全歼敌军1个加强团。到14日，占领了由敌军防守的西起加罗峙、东到广石洞段全部阵地。在反击战中，共毙伤俘虏1.4万余人。志愿军总部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通报表扬了第20兵团。第20兵团的胜利，为志愿军谈判争得了主动。在中朝军队的致命打击下，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气焰大减，被迫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

风范永垂世  1957年8月，张南生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到1975年10月任北京军区顾问，在大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尽管位高权重，可他仍然保持着八路的本色。张南生带领司令部机关干部下团当兵。他到一个连炊事班当兵的时候，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了，仍带着自己的行李，吃住在班里，打水、扫地、磨面、种菜样样都干。当他发现炊事班将剩饭倒掉后，就及时给大家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八路军战士吃不上饭，还要坚持打日本的故事，教育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张南生（1951-1953年）三次被授予朝鲜自由独立一级勋章；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项南：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

1979年7月，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郑重举荐项南到福建任职。带着几位中央领导殷殷嘱托，63岁的项南重回故乡开始了改革生涯。

勇于探索创辉煌五年  主政福建伊始，改革开放步履艰难，但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勇于探索，带领福建干部群众打开了改革开放的新天地。

项南审时度势，利用福建“山、海、侨、特”的优势发展经济。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坚定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他提出念好“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平反福建“地下党”冤假错案，解开干部问题的死结。在城市改革兴起之际，他重视企业家的呼声，坚定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

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这块特区，仅有湖里那2.5平方千米的面积。在实地考察厦门特区后，项南逐渐形成了一个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1984年春天，邓小平展开第一次“南巡”。2月8日，在厦门“鹭江”号游艇上，项南抓住时机，向邓小平当面直言两点建议：一是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二是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这些建议后来在中央“85号文件”中基本得到采纳。

在项南的故乡朋口  连城朋口千亩兰花博览园附近，车子经过一个碑亭，那是村民们自发修建的怀南亭，上面镌刻着赵朴初亲笔书写的《项南同志哀辞》，句句情，声声泪，令人不忍卒读。不久出现一座牌坊，上面无字，我正在狐疑之际，采风车停在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中。这才发现，这是朴实无华的项南纪念馆。人们一下子把脚步放轻，神情肃穆，静静地聆听讲解员的解说。项南一门忠烈的身世，改革开放的奋争，廉洁奉公的品格，刚正不阿的精神，一一呈现在大家面前。参观者心潮汹涌，回忆往事，有人缅怀，有人感恩，有人崇仰，有人惋叹。

我们在项南同志的故乡连城朋口镇文坊村，还参观了一所由厦门著名女企业家刘维灿牵头捐建的文坊小学。刘维灿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回报项南，从而帮助“在任上从不批一分钱给家乡”的项南间接回报了家乡。刘维灿用一句话解释了她为文坊、为连城所做的一切：“我非常敬重、敬仰项南书记，他在家乡没有完成的事，我要努力去完成。”

1981年，改革风云人物刘维灿是厦门卷烟厂厂长，她正与美国谈判合办华美卷烟厂，“一阵风刮来，说我在卖国”，刘维灿的压力很大。这时候，项南来到厦门卷烟厂，他说：“刘维灿，干比不干好，顶住就是好汉！”此后，项南一直义无反顾地关心、支持刘维灿进行大刀阔斧的企业改革，他甚至允许刘维灿遇到问题随时找他，哪怕是三更半夜。

文坊村支书项新文说，项南当福建省委书记时，他就是这个村的支书了。他的话题就从项南离开福建前最后一次回老家说起。

那是1986年，项南就要奉调回京了，他带了妻子和孩子一道回来，他要让孩子们好好看看祖地的情景，“不要填了籍贯，却忘了祖地是啥模样”。那一趟，项南夫妇俩为村里的孩子发了糖果和铅笔，许多村民都来一起喝茶、吃饭、叙旧，由于来的人很多，村里摆了好几桌饭菜。以前，项南每次回家时，都只吃地瓜和青菜，这一趟，他肯吃点好菜肴，村民们很高兴，谁想到，饭一吃完，项南就从口袋里掏出300元，交了饭钱。

这天，在朋口项南纪念馆厅堂里，我们又一次看到项南的音容笑貌。在他的半身塑像前，许多人向他鞠躬，许多人争着和他合影。在他的身后，是一棵浓阴覆盖的榕树，高大的树干，虬屈的粗枝，茂盛的绿叶，飘拂的根须。榕树有顽强的生命力，福建城乡各地，无论街头巷尾，通衢大道，十字路口，都能生长。项南正像一株好大的榕树。他一生中有一副非常喜欢的对联是：“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是的，他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心里敬畏人民，时刻警惕不脱离人民，毕生热忱为人民服务，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尽管历尽狂风吹暴雨淋，榕树依然屹立伟岸，成为巨大力量的源泉，和大地同在，与日月同辉。

在项南诞辰90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填写了一首《满江红·忆项南同志》，高度概括和评价了项南主政福建的贡献：

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谋发展，鼎新革故，识途老骥。因地制宜大手笔，富民强国勤筹议。令八闽百姓至如今，犹铭记。

特区建，倡松绑；基础奠，扬优势。先行山海经，除弊兴利，一己苦甘何足道，宏图伟业魂萦系。待吾侪一曲浩歌吟，为公祭。

（本文原载于《烽火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