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志敏率红十军入闽90周年”专题·
红十军入闽与中央苏区发发展
吴明刚
在闽北苏区发展史上，有三次进军闽北的重大军事行动，即红十军入闽、东方军进军闽北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途径闽北。这三次进军闽北的重大军事行动，对闽北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三次进军闽北的重大军事行动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红十军两次入闽作战。1931年和1932年，方志敏两次率红十军入闽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不仅有力地巩固和扩大闽北苏区，为闽浙赣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尤其是闽赣省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01 闽并苏区是闽浙赣苏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闽北是福建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闽北的传播和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一批在京、沪、榕等地求学的闽北籍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如杨俊德、陈昭礼等，并受党组织派遣返回闽北开辟工作。1926年7月，闽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建瓯支部在建瓯县城关成立。1927年8月，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在建瓯成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1928年1月，中共崇安县委在上梅成立，徐履俊为书记。此后，浦城、建阳、政和、松溪等地的党组织纷纷建立。1927年8月，根据中央关于“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的指示，中共闽北临委在建瓯成立，陈昭礼为书记，直属中央领导；12月，闽北、闽南临委合并成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闽北临委改称建安特委（不久撤销）。有了共产党，从此闽北人民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闽北人民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闽北是福建土地革命的重要策源地。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并开始探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有益尝试。1927年1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决定将福建的武装暴动分为闽西、闽西南、闽南、闽北四个区，并派员分赴各区组织领导暴动工作。1928年9月，中共崇安县委组织领导著名的以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暴动，是全省五大暴动之一，树起了闽北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一面红旗。1929年6月，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武装暴动，在闽北树立了第二面红旗。
闽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福建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中所创建的一块相对独立的革命根据地。闽北苏区这一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创建阶段，主要是指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不包括建松政苏区；1933年6月建松政苏区划归闽北分区委并纳入中央苏区闽赣省版图后，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和建松政苏区才正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闽北苏区。也就是说，完整意义上的闽北苏区是由早期的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和建松政苏区的发展整合而形成的。其中，建松政苏区一度隶属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管辖，但同时也与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而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创建后，与赣东北苏区党组织的联系不断加强，合并形成著名的闽浙赣苏区。1930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丘泮林到崇安，传达了党中央将闽北和赣东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的指示。至此，在组织隶属关系上，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党组织和红军正式划为赣东北省委领导，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正式合并，为闽浙赣苏区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创建和发展闽浙赣苏区的革命斗争中，赣东北苏区与闽北苏区始终互相呼应、相互配合，逐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赣东北省委改为闽浙赣省委，就是基于赣东北苏区“事实上已不止赣东北，除闽北崇安浦城建阳等处苏区和邵武的秘密组织外，浙江之开化和江山也已有苏区的建立” 而成立的。闽浙赣省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浙赣苏区的正式形成，并进入全盛发展时期。闽浙赣苏区是当时“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在全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闽北苏区革命斗争的早期领导人杨俊德、陈昭礼、徐履俊、陈耿等或调离或牺牲，闽北苏区创建后的党政军干部缺乏,特别是“真正了解目前党的策略而具体去执行的找不到几个人” 。因此，作为闽浙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北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大都是“赣东北来的”，如黄道、薛子正、吴先喜、黄立贵、邹琦等；闽北苏区的各项土地革命政策也基本上是“根据赣东北搞的”。至于建松政苏区，在早期尽管不隶属于赣东北省委和闽浙赣省委，但苏区的各项建设是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为榜样，实际上都是“根据赣东北搞的”。可以说，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对闽北苏区的创建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全方位的，也是深远的。
02 闽浙赣边区是毛泽东擘画中央苏区发展蓝图的组成部分
1929年3月，毛泽东率红四军入闽之初，在勾画中央苏区的宏伟发展蓝图时，就提到向闽浙边发展的设想。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没有完全按中央的指示向西即“粤赣湘闽”方向发展，而是根据敌我形势发展变化和具体斗争实际，适时调整和确定苏区革命斗争发展方向；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这一苏区发展思路富有前瞻性，并得到党中央的认可。193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福建省委，强调指出：“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将不仅限于闽西，必须深入扩大到漳、泉各属，以至闽北。” 1931年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也明确提出要“迅速的和赣东北打成一片，及与赣东闽西联系，以取得闽北苏维埃区域的巩固与扩大” ，并作了具体工作部署：一是加紧信江南岸的工作，如铅山、上饶、广丰、贵溪等处，迅速的和赣东北苏区打成一片；二是建立建阳、光泽、邵武、资溪工作，和赣西南闽西中央苏区取得联系；三是建立松溪、浦城工作，和浙南斗争取得联系；四是加紧建瓯、延平、泽口、水吉等处工作，布置夺取闽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1931年12月，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苏区“应在巩固原有的根据地的条件下将红军主力移向信河南岸与闽北苏区打成一片，而向资溪临川方向发展，并努力争取与中央区的联系，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央苏区要加强“与赣东北联系” “努力求得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 。1932年6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红12军向闽北发展与赣东北苏区打通”；同时“赣东北苏区应首先与闽北苏区联系一片，并向南发展与红12军配合行动”。
在中央苏区发展进程中，红12军等中央红军多次向东挺进闽赣边地区，1932年6月，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红军主力要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1932年10月14日，与朱德、周恩来共同制定《建黎泰战役计划》，强调红军拟出其不意占领三地，“占领泰宁的兵团，并于占领泰宁时即刻发出一个相当的兵团直驱邵武，沟通崇安红军”。同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建瓯县委领导下的工作要向崇安、邵武、福安发展，福安县委领导下的工作要向建瓯、福州发展，使闽北、闽东打成一片”。
历史发展表明，中央苏区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按上述的战略规划进行的：赣南、闽西20余县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闽西北、闽北和抚州大部分地区及闽粤赣边地区均相继纳入中央苏区版图范围。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蒋介石调集重兵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加上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致将包括赣东北、闽东、浙西南等在内的闽浙赣边苏区纳入中央苏区版图的蓝图还是未能完全实现。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历史事实。
03 红十军入闽为中央苏区闽赣省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1年和1932年，方志敏两次率红十军入闽，进一步巩固、扩大闽北苏区，为闽浙赣边区革命革命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为中央苏区的鼎盛发展和闽赣省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方志敏两次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尽管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都旨在“现有苏区之巩固与扩大”并“牵制敌人对中央区的进攻和扩大苏区”。
红十军第一次入闽：一是解闽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之围；二是避开赣东北“围剿”之敌的锋芒，寻机歼敌。1931年3月，国民党组织钱玉光旅和驻建瓯的福建海军陆战队林秉周旅，重新向闽北苏区进犯，掀起第二次“围剿”，新收复的苏区重新陷落，同月，坑口失守，闽北分区党政机关撤到大王凹、五府岗一带山上打游击，闽北苏区陷入危险的境地。这时，赣东北苏区军民在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之后，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再挫敌锋芒，红十军为了更好地牵制敌人并最后消灭之，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向闽北挺进。4月下旬，红十军在代政委方志敏、军长周建屏的率领下，从江西横峰铺前出发，经上饶渡信江、过铅山下石塘，一路横扫国民党军，于28日在崇安坑口附近与闽北党政机关、独立团会合。攻打长涧源，是红十军入闽的第一仗。在独立团的配合下，红十军先头部队包围了驻长涧源之国民党军据点，并发起攻击。国民党凭借坚固碉堡顽抗，至第二日夜，红十军改强攻为挖地道巧取。第三日晨，红十军在地道内放火烧碉堡，国民党守军投降。5月3日，红十军又强攻赤石镇得手，全歼赤石之民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没收官僚买办、反动资本家财产，筹集银元10万多元、黄金2000余两，这是红十军第一次入闽的意外而又重大的收获。5月7日，红十军在坑口稍事休整后，西出毛竹关返回赣东北，“把在闽北缴到的枪支全部留在闽北（银洋则带回赣东北，其它物资都分给了当地群众）” ，还留下一个特务营保卫闽北闽北红军医院。此次红十军入闽大小作战11起，连战皆捷，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闽北苏区的军事“围剿”，“树立了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扩大了政治影响，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向前发展的基础”，而且对赣东北与闽北两块苏区的联系贯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主要任务是“打通赣东北与闽北苏区，以闽北苏区为桥梁，与中央苏区打通” 。1932年2月，国民党56师师长刘和鼎派三三一团驻守崇安赤石、星村，纠集反动民团向苏区发动进攻；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驻守浦城的钱玉光旅立即与刘和鼎部南北呼应；8月，在福建绥靖公署参谋长邓世增的督促下，刘和鼎、钱玉光、卢兴邦从东北到西南，驻守建宁、泰宁的周志群旅从西南到东北，互相配合，对闽北苏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更为了打通赣东北与闽北两个苏区的联系，进而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红十军再次入闽作战。崇安、浦城是连接赣东北与闽北的重要枢纽，且在闽北素有“金浦城、银崇安”之说。因此，消灭崇安、浦城之敌，巩固和扩大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成为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的重点。9月12日，红十军在方志敏和军长周建屏、政委聂鸿钧的率领下，由江西横峰出发，14日到达紫溪，下达作战计划，以红十军大部攻打赤石，小部配合闽北独立团攻打星村，完成崇安全境苏维埃化；之后会攻浦城，打通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9月14日，红十军在闽北苏区首府大安与闽北分区党、政、军会合。15日夜，红十军、闽北独立团行军100多里，于次日凌晨分别包围星村和赤石。经激战，全歼星村国民党军一个营，迫使赤石国民党军缴械投降。之后，马不停蹄奇袭浦城。浦城国民党军钱玉光旅3个团，分驻临江、北乡和县城，另有400多人的民团协防，构成了三道防线。红十军以4个团的优势兵力，一夜行军140里，沿着崇安五夫一线横扫，本想出奇偷袭，不料在溪尾遭遇一连下乡收猪捐的国民党军队，虽予全歼，但却惊动守城国民党军。红十军不得不改奇袭为强攻。18日凌晨4时45分，红十军以炮火猛轰各部登城点和国民党军指挥部、县政府，之后敢死队员一批又一批，奋勇争先，发起一次次的强攻。闽北独立团副团长兼团参谋长李金泉率先登城，壮烈牺牲。到6时，攻城战斗结束，计俘国民党军600多人，歼其2个团又1个营，缴枪700多支，轻重机枪38挺，追击炮5门、电台2部，筹款50余万元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方志敏率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作战，粉碎国民党对闽北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重创国民党军在闽北的主力，并建立了浦城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革命武装广浦独立营，开辟了大片新苏区，闽北苏区进入大发展阶段。不过，由于此间国民党军第79师已在武夷山麓布下重兵，企图切断红十军的退路，红十军不得不且战且退、回师赣东北，以致未能完成打通赣东北与闽北两块苏区的任务。
闽北苏区是中央红军转战闽浙赣边的主要活动区域。1932年10月，周恩来、朱德共同制定《建黎泰战役计划》，强调红军拟出其不意占领三地，“占领泰宁的兵团，并于占领泰宁时即刻发出一个相当的兵团直驱邵武，沟通崇安红军”。罗炳辉率领的中央红军第12军挺进闽北作战，连克黎川、建宁、泰宁等县城，并一路乘胜追击，占领邵武，并与与闽北红军会师邵武县城；接着两支红军联合攻取光泽县城。随着军事斗争的节节胜利，1932年11月7日，闽北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委邹琦。不久，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从大安迁到崇安县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北红军乘红十军和中央红军第12军进军闽北之威，创造了邵光新苏区，使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1933年1月25日，闽浙赣红军在军长周建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邵式平的率领下，到达贵溪的上溪镇，与先期到达的中央红军一部胜利会师。地方工作团在邵式平领导下，配合主力红军，赤化资溪、金溪、光泽等县，成立中共信抚分区委，形成以资溪为中心的信抚苏区。邵光新苏区和信抚苏区的开辟，为后来中央苏区闽赣省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193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干（赣）省，并立即成立闽干（赣）省革命委员会……” 。闽北苏区的黄道、曾昭铭、杨良生调闽赣省工作。从此，闽北、闽西北及赣东北部分苏区划归闽赣省，成为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6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将建瓯中心县委从福州中心市委属下划归闽北分区委领导。自此，闽北各地党组织才统属闽北分区委领导，闽北苏区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标志着包括建松政苏区在内的闽北苏区正式划入中央苏区版图。
自此，作为中央苏区组成部分的闽北苏区进入全盛发展时期，仍以崇安为中心。全区共有崇安、建阳、铅山、上广、广丰、上铅、建浦、广浦、邵武、光泽、建松政等11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地域扩展至江西北部的铅山、上饶、广丰，浙江西南边境以及闽东北地区，红色区域人口达五、六十万。
（本文选自纪念方志敏率红十军入闽90周年暨重读《可爱的中国》《清贫》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