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方志敏率红十军入闽90周年”专题·

方志敏苏维埃“五种”精神与闽北根据地

王盛泽

      方志敏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而闽北根据地曾经是赣东北和闽浙赣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方志敏在领导革命斗争，创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首创了苏维埃“五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本文试图将这五种精神与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关系进行一个考察，以得出有益启示。

     01 苏维埃“五种精神”对闽北根据地的深刻影响

      方志敏苏维埃“五种精神”，是对苏区和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建设及革命斗争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它贯穿于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与方志敏精神有着内在一致性。通过各种文件和指示、干部的派遣及双方的互动交流等，对闽北根据地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民主精神方面：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在对压迫剥削阶级实行专制的同时，对工农劳苦群众实行最高度的民主，体现在如选举、各级苏维埃政府重要的工作方针和计划的制订、群众监督、群众关系等方面。“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谟克西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

      闽北苏区显示出高度的苏维埃的民主精神。在选举方面，“都是仿照最近省委了下的《苏维埃工作大纲》来决定的”。提出要进行民主选举，因为代表必须真正从群众中选举，只有如此才能使广大的群众，了解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很兴奋的起来参加这一政权。崇安按照大纲规定，从乡苏、区苏到县苏，都是召开群众大会，选举群众代表，乡苏一般是选举3个执委、一个代表；区苏选出15名代表；县苏迁出33名代表，这样再由代表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府在分配土地这个问题上，也是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本来是提出“彻底没收地主土地归苏维埃，分配给地少或地弱农民耕种”的口号，但一般农民又想把土地混合起来再平均分配，于是制订土地分配办法“又是出自多数农民的意见”，而且“好多小问题，都是农民自己解决”，使大部分群众满意。

      组织赤少队方面也是发动群众自愿，“自动参加毫不强迫。” 崇安全县组织赤少队童子团共计8000人，赤少队达7200人，成分完全是雇农贫农。

      在群众工作方面，提出“一切工作应该采取群众路线”，认识到“苏维埃工作，过去不是群众路线，完全是国民党的工作方式，是脱离群众的路线。今后应以很大力量改变这一工作方式，加紧群众教育”，“要刻苦耐劳的做群众工作，自下而上做群众工作，要肃清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 。苏维埃工作首先要纠正过去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以“实际教育”“说服方式 ”代替命令主义，因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是脱离群众的，只有教育群众、说服群众，才能使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群众信访，也是民主的反映。群众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随时到苏维埃政府报告，干部要帮助解决，甚至召开会议讨论作出决定。

      在创造精神方面：

    苏维埃政府具有新兴阶级极大的创造力量，能从各种困难中，想出许多有效的新方法来解决困难。如解决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重大问题。“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创的新方法去解决的，表现出苏维埃惊人的创造力量！”

      在土地的分配方面，赣东北根据地的分田办法与中央苏区有些不同，即以全部田亩百分之五十照人口分配，百分之五十照生产成分分配 ，也就是以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为分配原则。而且实行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是赣东北的一大创举，也是‘方志敏式’根据地的显著特点。” 本来闽北也是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但后来认为这种办法“对于贫农雇农都没有多大好处，反面对富农甚至小地主有大大的好处”，因为这些人家人口多。后来就参照赣东北的分田办法，进行重分土地，“将所有田亩分给生产者得四分，半生产者得二分，不能生产者得一分。”

      在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针对红军力量弱小、武器装备较差的现实，探索形成一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早在1930年6月赣东北就总结出：一、设伏要道，截击匪军；二、诱敌出来，设伏截击；三、围魏救赵；四、避实击虚；五、黑夜扰乱敌营；六、截断匪军交通及粮食；七、有时分散，有时集中。后来又不断完善，主要就是“打小仗”“扎口子”“打埋伏”“吃补药” 等游击战术。这些对于闽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闽北独立团、独立师就是采用这种游击战略战术。直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也是如此，跳出外线，与敌人兜圈子，采用“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等方法，打出外线，开辟新游击区，这些战略战术的运用，为闽北游击区的胜利坚持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发展生产方面，鼓动群众尽量开垦荒田荒地，为此规定雇农、贫农、中农开垦荒田，三年免收土地税，富农一年免收土地税。为了实现苏区内不留一亩荒地的口号，提出田少人多的地方，可以移一部分群众往荒田多的地方去开垦，但移民不能用强迫方法，要在反对地方观念，农民重土难移的意识上去发动移民。如果是全家移到开垦荒田地方去，过去所分得的土地，仍由他自己处理，或租或借；开垦出来的荒田荒地亦归其所有。还采取了树劳模、发奖励的措施，开展生产竞赛，在各村成立生产冲锋队，规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及生产竞赛条件，加紧生产（个人与个人、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的比赛）。

      在财政问题方面，由苏维埃政府征收，统一财政。同时成立了银行和金库，省苏银行总共发行纸币7万元 。1932年，经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批准，赣东北银行闽北分行成立，印制了钞票，铸造银元。

      在苏区白区工作方面，认识到苏区工作是为苏区巩固起来，白区工作是为苏区发展。“固然不能巩固就难得发展，但不能发展更难得巩固。” 两部分的工作有同等的重要，应以极大努力去建立苏区四周的白区工作。赣东北省委指示闽北，要在加紧执行打通东北苏区任务同时，巩固建（阳）浦（城）苏区，并使建浦苏区向外发展。“曾经不断地深入白区，特别是向光泽、邵武、将乐、建阳地区挺进。” 闽北苏区提出坚决在白色区域建立秘密工作，在建瓯、建阳、河口、石塘等地都建立工作，并规定每县至少建立一个白区的秘密区委，每个区委至少建立二个以上的白区秘密支部，边境支部至少介绍二个以上的白区党员。这些做法对于苏区的巩固和游击战争的坚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有阵地有根据地的向前发展原则。

      赣东北特别重视游击区和游击队的作用，把加紧与创新新的游击区域作为击破敌人围攻的最主要工作。指出游击队的组织是在各地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必须是从各地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游击队，才能发生更大的作用。击破敌人的围攻决不是专靠军事的力量，必须要坚决相信只有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争取广大群众来配合我们的军事行动，才是唯一的出路。

     兵工厂、被服厂（闽北也是如此）的工人，异常热烈从事工作，自动地举行革命竞赛，发明了枪炮弹药的制造，增加工厂的出产，更为全省革命群众所钦敬。

      赣东北特委提出不禁止不违背革命利益的贸易，以打破反动的经济封锁，解决经济问题。闽浙赣省苏极为注意对外贸易处的工作，尤其注意食盐布匹的购入与谷米杂粮的输出，成立了18个贸易处。普遍建立合作社，设立船舶检查处。

      在进步精神方面：

      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通过教育和学习，进步极快，可以处理各种政治和斗争问题，而且处理得很适当。把干部教育摆在首位。针对赣东北交通不便，与中央联系甚少，很少接到重要文件和书报，干部受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教育和训练较为缺乏，造成党员干部理论水平落后的问题，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以提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于是创办了闽浙赣共产主义学校以及各种培训班，对党员干部进行分期分批培训。1929年10月就创办了信江军政学校（后改为彭杨军政学校）。1933年1月，彭杨军政学校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总共创办8期，先后培养了1500多名党员。正是有这些干部的积累，才能大力支援闽北根据地。“既重视培养和任用本地干部，也重视培养任用外来干部” 。这些做法也在闽北得到推行，红十军到闽北后，“建立了党校、军事干部学校，还有各种工作训练班。政治教育也抓得紧。” 并以宽广的包容性接纳了许多外来干部，处理好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开创了苏区的良好局面。

     而且苏维埃政府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去改善群众的生活，使群众生活日渐向上，想了许多方法，帮助和指导群众走进更进步的生活。赣东北群众工作，“有许多地方可为模范，可为其他苏区取效的。”文化教育工作更加积极进行，开办各种学校及俱乐部等，全省劳动小学总计200所，工农实习夜校200多所，设立一新戏团，还开展反对封建迷信和群众扫盲工作，“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是比较从前提高了。” 方志敏依据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新公园的愿望，在葛源建成一个列宁公园。闽北崇安也学习建成一个列宁公园，供苏区群众活动、集会、休闲、娱乐。

     同时还开展体育运动，加强卫生工作等。特别是注意保护妇女的利益，提高妇女的政治社会地位，解除妇女的一切束缚和痛苦，激发妇女革命斗争的积极性。闽北苏区也是这样，妇女参加劳动，甚至被选为苏维埃代表，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苏区进步的一个鲜明特征。

     上述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苏维埃的进步精神。 

      在刻苦精神方面：

      就是为革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在群众工作中要刻苦耐劳，在其他各项工作中都要坚持这一精神。在革命斗争中，碰到的困难是非常多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想像的困难，苏维埃干部总是能够积极面对，以执着和乐观的态度对待，想尽各种办法解决问题。

     当时苏维埃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一切物质，一切力量，都支持战争。省苏极力节省土地税的开支，不使有点滴浪费；通令全省各机关每人每日只吃二钱盐，节省食盐；号召全省群众每人每日节省一个铜板帮助战费。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刻苦耐劳，为着战争的胜利。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人、苏维埃政权领导人以清贫著称、廉洁自律的杰出楷模。方志敏在狱中写出的《清贫》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1931年10月的一份报告就提到：工作人员已4个月未发生活费，红军生活费亦极困难 。苏区还建立了干部体力劳动制度，党员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都带头参加劳动，起了很好示范作用。干部和红军战士帮助群众耕田耙地，插秧收割，劈柴挑水，造桥修路等。

      在自我批评精神方面：

    苏维埃政府有时做了策略上的错误，或者它的个别工作人员的错误，都对群众提出来说明，使群众认识，绝不遮掩自己的错误，更不迟缓错误的改正。方志敏在这方面作出表率，他认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过于机械地执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规定的战略，而不知灵活地将主力红军调动打击弱的敌人”，而且“战术有有许多缺点”“没有建立谍报工作”等，“减少胜利的获得或甚至遭受损失。”认识到“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

      正是依靠苏维埃政府干部在工作中践行“五种精神”，才确保了苏维埃政府重大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树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干部在广大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崇高威望，赢得了毛泽东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高度赞誉。   

      02 闽北根据地对苏维埃“五种精神”的探索

     当然在闽浙赣苏区对闽北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闽北根据地自身也在学习贯彻中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丰富和发展方志敏苏维埃“五种精神”也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闽北分区委提出整顿苏维埃工作，转变苏维埃真正成为群众的苏维埃。加强苏维埃中的阶级作用，不断与工作不积极、活动无能力、社会成分不好及官僚化、腐化堕落的委员作斗争，尽量提拔工人、雇农任委员，使苏维埃的委员真正的能代表群众利益，领导群众斗争。注意提拔最好的有信仰的干部同志去担任苏维埃工作。同时注意解决群众切身问题，主要是无米吃、无耕牛不敢下田等问题。每次不管是群众会还是政府会、群众团体会议，特别是每个支部以及区、县委会议，都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定出具体办法。

       在履行民主权利方面，闽北分区委提出：预防包办委派的形式，实行真正的民选。决不能允许包办选举，强制民意。如果发现某一级的党或某几个有强制民意，包办选举的情事，政府或上一级党当予以很严重的处分。

      巡视工作方面，要求县苏区苏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有计划的去各区乡村巡视，不许专坐机关下命令。巡视工作一定不是巡视机关，而是要到群众里面去。除参加各级苏维埃委员会以外，要以所有的精神与时间去开群众会和群众谈话，去了解并设法实现群众的一切要求。

       闽北根据地干部群众也是发挥创造性，进行各方面探索。兵工厂同志发挥“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不仅数量提高了，而且改良迫击炮弹，多造出百分之四百。利用仅有的一架车床，造出了花机关和轻机关枪，还有几门小钢炮。闽北还有地雷手雷制造厂。非常难能可贵，没有敢于创新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地雷原是闽北农民用来防范深山野兽的武器，称为挨丝炮。崇安上梅农民暴动后，干部群众都退到山里，为了防止敌人报复，在进山口埋设地雷。方志敏发现后感到地雷威力大，同时可以利用来打击敌人，于是大力推广到全闽浙赣边区。培养训练骨干，在省县区乡苏维埃成立地雷部，村普遍成立地雷组，各级办地雷厂，开展地雷战。1932年初步统计，一年内用地雷炸死敌人3000多人。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工农游击队没有快枪，只有以地雷为杀敌的主要武器，地雷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每天打死打伤敌人两三百，打得敌人只能躲在乌龟壳内，不敢出外一步。

       站稳阶级立场。苏区中的阶级关系非常复杂，在革命过程中，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的阶层，不能立刻地或完全地了解党的政策和苏维埃的政纲与法令，以致容易被反革命派欺骗。为使这些分子完全到我们领导之下，就应该加紧对他们教育，发展他们反地主富农的斗争，注意改善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在实际经验中知道党的路线的正确，信仰苏维埃，信仰革命，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强制与压迫。

      在财政经济方面，红十军入闽行动，一方面巩固闽北苏区，另一方面也是为筹款，共筹得7万余元，使赣东北渡过两个月的财政难关。闽北苏区尽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具有优势的茶叶和造纸。崇安县苏经济委员会通令强调苏区纸、茶生产对缓和苏区经济、增加产量出口的意义和作用，并就发展纸、茶生产等工作作出具体意见。1932年初，分区苏维埃政府先后在崇安与河口、崇安与浦城、崇安与建阳等边境地区建立贸易处。后来各个县苏也建立了贸易处，开展对外贸易。

       在日本加紧侵略、国难当头时刻，闽北游击区党组织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生，争取和推动与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实现了闽北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奔赴苏皖抗日疆场。

      每个党员要刻苦耐劳，牺牲个人利益，为整个无产阶级利益坚决斗争，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动摇。共产党应该比群众更刻苦耐劳，有生活费也好，无生活费也好，都应该努力工作。闽北根据地造就了一支坚强有力的苏维埃干部队伍，以黄道等为代表，坚定理想信念，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挥了带头作用。

    黄道就十分善于反思，他在《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严重错误》一文中，针对闽北党内存在的严重错误，如不明白自己加入党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却为着个人利益着想，觉得在党内受拘束、不自由，或认为入了党个人就有势力；党员不做工作，而去做生意赚钱，产生党员商人化现象；因为没有发生活费便不愿意做工作的雇佣革命观念；对党不忠实，说得非常好，事实却相反等。指出这些都是很大的错误，应该坚决地迅速纠正过来，应该明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应该无产阶级化，为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来斗争。这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作用。还有对于肃反的反思，黄道、黄立贵都感到困惑不解，黄立贵对抓到的“改组派”“AB团”分子尽量不杀，允许他们“改过自新”。

        03  结语

     闽北革命根据地是闽浙赣边区重要组成部分，党组织大部分时间隶属于闽浙赣边区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和战争胜利，两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很好的互动，互相帮助、相互支持，取得很大成效。

      但在闽北根据地初创阶段，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不发动群众斗争来组织群众。不知道革命就是群众斗争，工作同志根本就没有了解群众的要求，以发动群众斗争的观念。领导机关只知道写空洞的指示信；群众斗争没有起来，群众团体的组织也不能建立；党不知道夺取群众，苏区的发展完全靠武力的征服，取消了宣传与组织工作；党内缺乏无产阶级意识，党对同志又不作阶级教育，文化运动亦完全没有，同志及群众的农民意识依然很浓厚；苏维埃委员会的选举徒具形式，委员不晓得应该为群众利益而领导群众斗争，使“闽北苏维埃不是建立在劳苦工农群众身上，而成了架空建立的状态。” 后来在赣东北和闽浙赣省的领导和帮助下，特别是派出许多干部到闽北后，这些缺点得到较好纠正。

      从闽浙赣苏区对闽北根据地的影响来看，除了给予的大量指示外，还有最为重要的路径就是干部的派遣，当时赣东北和闽浙赣苏区派遣了一批领导干部到闽北，这些干部也把赣东北和闽浙赣苏区的好经验、好做法等带到了闽北，从而对闽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30年崇安划归赣东北后，赣东北特委就对崇安工作十分重视，除派饶功美同志到崇安负责外，并派彭皋负责红军中政治部的工作，此外还派出八九个可以担负区委及支书的同志到崇安，因而“的确是加强了崇安党的力量。” 后来更派黄道、黄立贵、吴先喜、邹琦、薛子正等到闽北苏区负责领导工作。黄道是赣东北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与方志敏、邵式平一起领导了弋（阳）横（峰）农民暴动，曾任赣东北特委（后省委）组织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1931年7月调任闽北分区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红军长征后领导了闽北游击区的游击战争；黄立贵于1931年4月随红十军入闽作战后留任闽北独立团团长，后任闽北独立师师长；吴先喜和邹琦都是赣东北弋（阳）横（峰）暴动的参加者，吴先喜于1930年下半年调闽北工作，先后担任西南中心县委书记、闽北军分区司令员；邹琦曾任江西红军独立团团长、政委、信江军政党校校长。1930年底调任闽北，先后任闽北分区委组织部、宣传部长兼任分区革委会主席、闽北独立师政委等。他们都是闽北苏区党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此外还有不少各级干部被派遣到闽北工作。方志敏第一次率红十军入闽时，留下一个很能战斗的特务营，作为闽北红军的骨干，发挥了传帮带作用。同时闽北根据地也尽量调干部到赣东北和闽浙赣省去训练，还派出参观团去参观考察。这些也有利于向赣东北和闽浙赣苏区学习借鉴。

      正是因为这些精神的发扬，使包括闽北在内的闽浙赣苏区成为“苏维埃模范省”。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称赞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时就指出：赣东北省和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省的指导作用和闽北根据地自身的探索作用，模范省的荣誉也有闽北苏区的重要贡献。

     （本文选自纪念方志敏率红十军入闽90周年暨重读《可爱的中国》《清贫》论坛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