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钊：长征人写长征故事

吕雪萱

李伯钊与杨尚昆

从《长征》到《北上》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歌剧《长征》以宏大的气概，反映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两万五千里的伟大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这部歌剧也是建国后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80年代初，话剧《北上》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北上抗日的伟大史实，荣获了文化部和中国剧协1982年优秀创作剧目一等奖。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同为一个人，她叫李伯钊。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李伯钊率领中国文工团与肖华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起，赴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受到那里人民的热烈欢迎，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心里萌生一个念头：要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搬上歌剧舞台。回国后，《长征》剧本很快就问世了，一上演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好评如潮，特别是剧中出现毛泽东同志的场面时，剧场里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纷纷向李伯钊祝贺。

李柏钊在创作中

有一次，毛泽东应邀看了歌剧《长征》。事后，他要女儿向李伯钊转达意见：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

李伯钊听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后，觉得《长征》剧本需要修改。由于她当时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和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工作非常繁忙，一时无法顾及剧本的修改。直到1960年，她带上《长征》原作到成都，去找自己的老领导李富春同志，把自己打算将歌剧《长征》改编成话剧的想法告诉了他。得到支持，并获得特别批准阅看中央保存的长征时期的文电、资料。然而，当李伯钊完成了《长征》话剧剧本的写作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不仅话剧剧本被毁，连她本人也失去人身自由，遭到残酷的迫害而致残。

“长征”公演海报

1975年，李伯钊被幽禁在山西临汾时，不顾隔离封锁，不顾身残多病，毅然重新握笔，再次修改剧本。说是修改，其实是一次再创作，因为她是在没有底本、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修改”。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2月，她一回到北京, 每天很早起床，挥毫创作，四易其稿，终于写成了话剧《北上》。剧本一发表，几个剧团争相上演并被拍成电视剧。从歌剧《长征》到话剧《北上》，整整经历了三十年，倾注了李伯钊多少心血,凝聚了多少情感只有她心里清楚。

三过草地

有一次，记者问李伯钊：为什么你能写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剧本?她说：“因为我熟悉剧中的人物，熟悉剧中反映的生活，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4年10月，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担任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校长。有一天，组织上通知她到苏区中央局开会。会上，中央局组织局长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宣布：中央红军马上就要撤离中央苏区。李伯钊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三十来位女同志一起，编入中央工作团，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带领下，与卫生部一块行动。长征快到遵义时，组织上调李伯钊到红军总政治部任宣传部干事，当时的总政治部代主任是李富春、宣传部长是陆定一。

1936年6月，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李伯钊奉命到四方面军的三十军进行联络，见到了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几天后，她与陆定一合写了《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这支歌在两个方面军联欢会上演出后，流传一时。

红军要过草地，十分艰苦，李伯钊却前后往返三次。第一次，她与中央红军一起走；第二次,她被张国焘裹胁着回过头走；第三次，她随着二方面军重新过。她描述当时情景说：“草地壮观极啦，一眼望去，像一块广袤无垠的绿色地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红彤彤的太阳冉冉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使人兴奋。但到上午八、九点钟，往往就风云突变,大雨滂沱。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草丛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空身就够难走的了，可是红军战士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加上累、病、饿，我们失去了许多战友……”

当时，张国焘反对北上，率四方面军重返懋功。李伯钊得知后十分疑惑，见到早年在莫斯科时便熟悉的张国焘，就问他：“为什么要南下？”张国焘反而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李伯钊听了又气又恨。

不久，张国焘在松岗召开会议，公开与党中央对抗，还威逼正在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跟他一起走，遭到朱总司令的拒绝和严厉的批评。李伯钊找到朱总司令的住地，只见朱总司令戴着眼镜在看书。一问才知道康克清同志被调到党校教书了。她担心地问：“总司令，我今后怎么办?”

总司令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走到李伯钊的身边，严肃地说：“张国焘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总司令的话使她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增强了她的斗志。

1936年6月的一天，李伯钊等在甘孜、炉霍一带行军时遇上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她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和在四方面军中的所见所闻。李伯钊被留在了二方面军，跟着军队第三次过草地。

一天，在甘肃洮州，她遇到了代表党中央前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去陕北的彭德怀。彭德怀对她说：“党中央想搞到一份张国焘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你能不能找到傅钟同志将这个记录要来交给我?”李伯钊很快找到了傅钟，完成了彭德怀交代的任务。

《北上》一剧中，那位女宣传员康小梅从一方面军到了四方面军，又在四方面军中不顾个人安危去看望朱总司令，后来又将张国焘的情况报告了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等同志，为革命立下了功勋。人们从康小梅身上看到了李伯钊的影子。可以这样说，话剧《北上》是一个长征人写长征的故事。

继续革命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伯钊曾在山西临汾办过学兵队；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工作过，曾主办过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她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过土地改革。在陕西的云阳镇，她曾接待斯诺前妻韦尔斯的采访。她们俩同睡在一个炕上，彻夜聊天，后来韦尔斯把她们的谈话写进了《续西行漫记》。1948年，李伯钊到石家庄，任华北局文委委员兼华北文联副主任。北平解放后，她担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李伯钊先后担任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她曾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李伯钊逝世于北京，享年74岁。

李伯钊是一位红军文艺的开拓者，主要作品，除了《长征》、《北上》外，还有话剧《老三》、《母亲》，小说《女共产党员》、《桦树沟》，秧歌剧《送红袄》等。

女红军过草地群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