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08 09:41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张建光 张晓平



武 夷 红

——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

张建光  张晓平

 

进入武夷山,印象深刻的是碧水环绕的座座山峰,红崖丹壁、纵横东西,突兀峥嵘,大块写意。中生代白垩纪初,东南沿海发生了强烈燕山构造运动,太平洋板块和欧洲的沉积岩抬升隆起便有了今日武夷三十六峰、七十二洞和九十九岩。更为奇特的是沉积岩里赤铁矿在干热的条件下,氧化成红色或紫红色的红层。这样的地貌,中国科学家发明了一个被世界认可的概念——丹霞地质。武夷山在全国发现的520余处丹霞山岩中,属于发育最完整、最典型且最有观赏价值的成熟地带。

武夷红横空出世!愈经风雨,愈深沉庄重,变得绛红、紫红,以至黑红。像无数面迎风招展的旗帜,高悬在拔地而起的危崖高标上;像纷至沓来的红星,闪耀在翠绿欲滴的世界;像汩汩不息的泉流,在人们的血管中奔涌;像凝固了的太阳记忆光盘,一旦开启,尘封许久充满铁血的故事便会四射开来。

是的,武夷山是红色革命圣地。丹山如血——武夷丹山赤石是志士先烈的鲜血染成。在武夷山洋庄张山头,崇山峻岭之间,近年老乡发现一处红军墓葬群,那里曾经是闽北红军医院、中共闽北分区委和闽北红军独立团驻地,1343座无名红军墓装点着少量青砖碎石,红军将士的鲜血已经深深浸入地下的泥土。张山头不过是武夷山红色文化的一个山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1.2万余名武夷儿女参加红军游击战,血溅沙场,有名有姓被定为革命烈士的2838人。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市有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战士、老苏区干部、老接头户1743名。全市革命时期被毁灭的村庄549个,民房8.44万间,1.19万户人家成为绝户。苏维埃时期全市人口14.4万人,到解放前夕仅剩下区区6.9万人。

然而,直到2009年前,武夷山仍未被中央认定为中央苏区。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武夷山自然文化资源太丰富,红色文化反倒不突出了,宣传不够;有人说,武夷山原名崇安,后易名为武夷山,让党史专家找不到北;有人说,闽北子弟兵贡献巨大,“皖南事变”1500人保卫军部,最后打到仅剩不足百人,生存下来的武夷山老革命寥若晨星……

武夷山终于提出申报中央苏区的要求。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方山水的革命记忆,破译透视其中的革命基因,反反复复地叩问武夷山为什么这样红?

    红色遗址

武夷武夷,天下称奇。

大安大安,永志勿忘。

赤石赤石,人生价值。

崇安崇安,无限风光!

                                     ——项南

纵横俯仰武夷山,红色遗址星罗棋布。从历史纵向看,武夷山星火燎原,红旗不倒;从地理横向看,东西南北中,武夷山全域一片红。

进入武夷山东部,上梅暴动遗址如今已成为革命圣地,瞻仰者来到崇安民众局旧址、烈士徐履峻牺牲处、上梅暴动纪念亭前,感受着浓厚的红色气息和战争年代的革命传奇。二十世纪20年代,红色武夷风起云涌。1927年7月,武夷山的共产党组织——中共崇安(今武夷山)特别支部成立,直接隶属中共中央。次年9月,发动著名的福建五大农民暴动之一的上梅暴动,打响了闽北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闽北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武装行动。民众武装令人鼓舞地发展壮大成16支队伍,直接催生了崇安浦城闽北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55团的诞生。

在武夷山北部,岚谷乡红色遗址众多,网山炮台、闽赣省委旧址、中共闽北特委旧址、红军广场、红军兵工厂、解放大军入关旧址等都引人瞩目。伫立在红55团雕像前,耳边仿佛响起阵阵枪炮声、军号声和冲锋呐喊声,新四军第五团“繁昌对日作战” “血战东流山” “皖南事变军部保卫战”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再现。

二十世纪30年代,武夷革命高潮迭起。闽北分区委成立,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地处武夷山西北部的大安闽北苏区首府名震天下,这里党政军和群团机关一应俱全,党校、军校、学校、红色医院、印刷厂、银行、商店分布周边,还有红军街、红军礼堂、红军地道等,珍贵的历史遗存和历史文献令人叹为观止。走进闽赣省委所在地坑口村,1931年红十军刷写的“中国红军万岁”标语仍然醒人眼目,坑口纪念馆里讲解员介绍方志敏红十军入闽、粟裕红军挺进师与闽北红军会师的故事,再一次令人震撼!

英姿勃发的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十军会师武夷山,武夷山迎来了第一次解放,红色苏维埃覆盖全部县城。1933年4月,闽北苏区纳入中央苏区闽赣省,成为中央苏区组成部分。经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闽北红军高歌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6月,中共闽浙赣特委与闽东特委合并组成中共福建省委(后闽中党组织加入),省委机关就设在武夷山坑口村头村,武夷山成为福建抗战大本营的“红色都城”。福建省委在此举办过四期干部培训班;中共“七大”福建代表团在此产生并前往延安;台湾抗日义勇军和少年团就是从这里出发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

在武夷山南部,赤石暴动纪念馆里新四军战士雕像和女战士雕像打动人心,与崇阳溪畔的赤石渡口、虎山庙大屠杀旧址、赤石烈士园等遗址遥相呼应,生动诠释浴血赤石的历史,铭刻着73位烈士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印记。二十世纪40年代,红色武夷可歌可泣。“皖南事变”中,闽北儿女誓死保卫军部、保卫军长叶挺,拼尽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皖南事变”后,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被转移,途经武夷山赤石村,第六中队秘密党组织成功举行军事暴动,史称赤石暴动,成为抗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谁能想到喧闹的武夷山城市中央地带,坐落着葱茏树木掩映的“列宁公园”。进入一座青石牌坊,便可见花岗石的火炬,那是本地特有的武夷红石质,在人们面前熊熊燃烧。驻足抬眼东望,但见老一辈革命家朱德、陈毅和叶飞所题烈士纪念碑直指蓝天,傲视苍穹。环顾四周,松柏掩映中粟裕将军的骨灰安放在古树名木老樟树近旁。公园最深处就是闽北革命纪念馆,那里聚集了闽北十多万平方公里数十年的红色风暴,无不唤醒人们“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历史记忆。圣道朝天,沿着公园的中轴线走下去,将走进一个神圣殿堂!

    红色政权

本县苏维埃政权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有隶属关系;苏维埃政权管辖面积是本县面积的一半以上;苏维埃政权坚持斗争需半年以上。

                                                ——评定中央苏区的三个基本条件

对武夷山提出申报中央苏区,中央和地方党史研究室及党史专家高度重视。经过党史专家研究论证,武夷山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条件,是毛泽东所称道的“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从红色政权隶属关系看,1930年5月,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建成,拥有“中共闽北分区委”“闽北分区革命委员会”“闽北分区军事委员会”“共青团闽北分区委”“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等组织。崇安苏区先后隶属闽北特委、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省、闽浙赣省。

1933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40次常委会,决定将闽北苏区和相连7县以至信托两河一带划归闽赣省,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从时间看,党史专家收集300多篇历史文献,大量史实证明崇安苏区进入中央苏区闽赣省的时间始于1933年5月,止于1934年9月,达16个月以上。从管辖面积看,1932年崇安苏区全面鼎盛时期,苏维埃政权遍布全县,境内先后建立了2个地区级、3个县级、18个区级和234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

不仅如此,武夷山还是闽北苏区中建立政权最早、地域最广、牺牲最多、贡献最大的苏区。红旗飘飘,革命之根深植武夷红土地,打上深刻烙印,具有鲜明特征。

第一,特别讲政治。武夷山党组织直承中央,圣道通天,福建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之一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成立时,就是由中央指派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陈昭礼到武夷山指导建设的。毛泽东同志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著名论断,武夷山发动了以上梅为中心的崇浦农民武装暴动,随后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55团”“红军教导团”,遵循毛泽东同志的建军宗旨和原则,开辟出苏维埃根据地。方志敏同志两次亲自指挥红十军入闽作战,武夷山成为主战场。尽管武夷苏区红色政权隶属关系数度变更,有时归闽赣省委、有时同闽东特委合并属福建省委,但武夷山同志每次都坚决服从中央决定,没有任何的怨言与杂音。

第二,特别讲民主。苏区民主包含民生、民本、民众主义等多重含义。徐履峻首创将农会改成“民众局”为民众打天下。崇安苏区开展的土地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分配土地约40万亩,近15万人分得土地。苏区在革命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农业生产力得到大幅度释放,耕田种地只争朝夕。工业也突飞猛进,凡成立县一级红色政权的地方,都开办了农具、茶叶、硝盐、制革、被服、造纸、印刷等工厂。崇安甚至设立了自己的金融机构,苏区银行为军民提供存贷款业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维埃政府第二次大会所作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中,表扬闽赣苏区粮食产量增长二成。“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分田得地的崇安苏区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文化精神上的满足。“列宁小学” “红旗小学” “列宁师范”学校里传出百姓陌生而亲切的读书声。“闽北工农剧社”的演出热火朝天,农民百姓成了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四年群众创作的歌曲多达三百余首。红场体育场设跑道、球场、观礼台,一次运动会参加群众有两千多人。苏区的婚姻让人耳目一新,千百年来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管用了,全都由青年男女自愿自由结合,苏区群众整个身心都从黑暗如山的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

第三,特别讲奉献。武夷山是红军和新四军的兵源地,方志敏组建红十军时,崇安红军1500多人赴赣东北编入红十军;中央苏区闽赣省组建红七军团时,以崇安红军为主的闽北红军独立师1800多人被编入21师58团,三年游击战时期崇安红军发展到 6 个纵队 3000 人。抗战时期闽北红军改编成新四军第3支队5团,计1600人。崇安苏区为中央苏区提供了大量财力物力支持,仅1933年底就认购公债10万元。武夷山苏区牺牲也是最大的,从苏维埃时期到解放前夕,武夷山人口锐减7.5万人,大多数人为革命斗争光荣牺牲。

    红色领袖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如梦令·元旦》

武夷山有幸,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精英几乎都与这方山水有过交集。朱德同志亲临此地,为列宁公园闽北革命烈士纪念碑题字;邓小平同志为保护武夷山水作出过重要批示;李先念同志指示武夷山:“山不能破坏,水不能污染”;彭真同志亲笔挥毫:“星火千古耀崇安”;方志敏两次率领红十军驰骋武夷山大地;而黄道、粟裕将自己骨殖和骨灰永久留在了武夷山……

关于武夷山与红色领袖之间的历史关联,人们最关心的是毛泽东同志有否来过武夷山?有人说他秘密来过,所以才有了《如梦令·元旦》一词;有人说他只是跨过武夷山脉,并未踏入现在武夷山的地域。

       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冬天,中国革命正行进在山复林深的闽赣古道上。中国南方阴雨连绵,一路泥泞。毛泽东同志站在深深密林山径转弯一块巉石处,他的眼光越过千层山峦,山林间响起苍凉的湖湘口音:“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形势因“四·一二”蒋介石的枪声急转直下,中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毛泽东以一位革命者的政治勇气和洞察古今中外的如炬目光,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把红旗打到了井冈山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军队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在探索,理论来源于实践,更要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推进。

山路越来越险峻,天空中渐渐飘起南国的雪花,雾上来了,几步之外看不见树影人形,闽赣多有的松柏似乎也失去了青翠。毛泽东的心情是凝重的。不完全在于军情紧迫。井冈山根据地建而复失,闽、粤、赣三省敌人向闽西发动新一轮“会剿”,红四军为了保卫闽西而离开闽西,此行兵分两路,转战赣南能否顺利会师尚不得而知。事实上他有更痛苦揪心的事,党内志同道合同志之间存在认识分歧是正常的,但他不能容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能容忍中央派来代表的不正确主张,不能容忍红四军代表会议未能将正确路线写进决议。他甚至一度离开了红四军领导位置。中国革命就像脚下的山路又走到了一个转弯处:今日向何方?

好在1929年7月下旬,陈毅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红四军情况,中央政治局成立三人委员会专门解决红四军问题。著名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他的路线正确,要求他仍回前委工作。年底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召开,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明确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新型人民军队的重大问题。一路行来,他的心情亢奋超过了凝重。当然,他的乐观是建立在对革命形势的科学预判上,就在上路的几天前,针对党内存在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和悲观倾向,他写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封信,以大气磅礴的气概、史诗般预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到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事实上,信中描绘的景象,已经是武夷山下崇安红色苏区的现实。1929年10月,中共崇安县委将活跃在武夷山内外的16支民众队伍陆续整编为各队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这支队伍在党组织领导下,以连为单位,攻城略地,全面出击,解放了崇安大部分乡村,控制了建阳、浦城以及江西沿山、上饶等地大片乡镇,闽北苏维埃政权也将应运而生。毛泽东一定了解武夷山下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武夷山革命形势验证了他的理论和预言,不绝的诗意涌上他的心头:“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九十年后的今天重温毛泽东《如梦令·元旦》,应该更加深刻领会:一、“红旗如画”展示出当年武夷山苏区生机勃勃的革命形势,是对“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再一次有力的回答。二、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如果说井冈山时期还在酝酿探索,那么1930年闽赣时期则是大道初创,虽然整个思想体系是在党的七大时提出的。三、红色领袖毛泽东对武夷山苏区一往情深,具有浓厚的革命感情。据历史文献《碧血丹心——毛泽东与他麾下的将领》记载 ,1932年12月,遭受排挤、正在长汀休养的毛泽东,见到从邵武(邵武与崇安相邻,距离约80公里)调闽西就任红十二军军长的张宗逊。毛泽东和他相谈甚欢,内容涉及很多方面。毛泽东话题一转,突然问:“现在崇安情况怎么样?”见张宗逊不甚了解,毛泽东又说:“占领邵武以后,应该让人到崇安县去联系一下。”

   红色风流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

武夷山革命历史的天空,闪耀着革命者英勇献身的光辉,他们筚路蓝缕,艰难困苦,金戈铁马,仰天长笑,充满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烈豪情。然而,革命岂止是血与火、刀和枪、生同死的碰撞,岂止仅有生死置于度外的大无畏,革命者更有用激情和生命谱写的倜傥风流,造就出史诗般的壮美和绝唱。

江禹烈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时任北京工业大学党支部书记,同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陈毅一起组织北大、北工大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师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和鲁迅悼念的刘和珍君一起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但他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十分深刻。他原先抱定“实业救国” “科学救国”的宗旨而发奋读书,接触马列主义后,立志投身革命事业。“帝国主义未打倒之前,真正为人类谋幸福的实业是不能在中国发达的” “做革命事情,实以工农为最,我们应从此入手”。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一两年,革命领袖们也还在黑暗中艰苦地探索前行,江禹烈的言行表明他已成为革命的先驱。他牺牲后,人们在北京为他竖了两块纪念碑。上梅暴动的组织者徐履峻也是这样一位具有革命理想又认真实践的同志,他从南京金陵大学走出,以教书为掩护,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当时恰逢国民党背叛革命,血雨腥风,乡村形势错综复杂。他循循善诱群众,反抗日商买办压迫敲诈,发动三四千农民成立了“民众局”,处决了罪大恶极反动分子,破仓分粮,平田废债,在武夷山第一次砸开了压在农民头上几千年的枷锁,第一次打破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揭开了闽北土地革命序幕。一个大学生能用农民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说理,让广大农民自愿跟他拼命,这是何等的才干,何等的气概!革命烈士中还有许多目不识丁的同志,他们同样具有聪明才智。汪林兴同志参加革命自学成才,从支部书记成长,担任过崇安县委书记、闽浙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常委等职,他同时是位济世救人本领不小的中医,还特别爱护知识分子,国民党军队进攻建阳太阳山时,他带领一支由知识分子和女同志20多人组成的队伍,野外行进突遇刮风下雨,他拿起柴刀砍毛竹搭棚让大家避雨,在场的同志都十分感动省委干部如此爱护知识分子。最让人感叹的是牺牲时年仅十九岁的陆如碧,她只读过两年私塾,凭着对革命的热情,军事上无师自通,练就三绝:一是能使双枪,二是会骑马作战,三有神行飞腿;历任司号员、警卫连指导员、特务连指导员、闽北独立团机炮营政委,是一位威震闽北的巾帼英雄。

武夷山红色革命史中有太多的“风流人物”,赤石暴动七十三烈士值得永远铭记。他们中大多数来自读书明礼的知识阶层,有的出身资产阶级或地主家庭。烈士林夫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之一,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参加了鲁迅先生倡导的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很多作品得到过鲁迅指点,参加过两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烈士徐瑞芳原是医学院学生,谙熟英德两门外语,又酷爱音乐,她和丈夫任光一一起创作的《别了,皖南》等许多著名歌曲,至今还被人们传唱。烈士王之燕、黄刚培之前都是大学生,阅读马列书籍后投身革命。烈士李平、杨德环都是爱国华侨,捐钱捐物支持抗战,参加华侨救国义勇队,脱下西装,换上新四军服……国民党特务原来以为这些“少爷”“小姐”们好对付,谁知许愿升官发财不成、欺骗引诱也不成,于是施以威吓、谩骂、鞭打、枪杀。新四军的志士们威武不屈,七十三位同志没有一人写“悔过书”,没有一位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令人钦佩无比的是,失去自由、身陷囹圄的新四军狱友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精神和浪漫情怀。调来看守新四军的是一批“长于统驭,精明干练”的特务,对狱友们“实施长期严格训练”,甚至不让狱友们议论说话,只让集中唱歌。于是秘密党支部组织大家唱《太行山》《八路军军歌》,唱《五月的鲜花》《歌八百战士》,一首《新四军军歌》唱得整齐嘹亮,铿锵有力。特务们不解:“这是什么歌?”狱友们笑答说:“这是铁流歌”,敌人发现不对后下令禁唱。就在那样一种苦役般的生活环境下,新四军的同志们把集中营作为学校,作为磨练的基地。他们通过秘密渠道,设法从狱外找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拆开分装在国民党书籍中阅读。最让人称奇也最让人感到豪迈的是,第六中队新四军同志是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发动赤石暴动的。“啦!啦!啦!”当歌声响起,暴动信号也就发出,说时迟,那时快,指挥员把手一挥,发出响亮的指令:“同志们,冲啊!”八十多名新四军志士一跃而起,冲过水田,冲过丘陵,冲过枪林弹雨,向武夷山冲去。很多人倒下了,四十多位战友终于冲出了重围。重重夜幕下,这些挣脱牢笼的志士们呼吸着清新而自由的空气,擦干脸上的血渍和汗迹,重整行装,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对那些背离了革命队伍的变节者,红土地人民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至今武夷山的方言中有“李德胜”一词,专门用来形容靠不住的人和事。李德胜当时是苏维埃闽北军分区的司令员,国民党围剿开始时,他出奇的左,要求“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与敌人进行大决战。当党政军机关撤出武夷山大安,他竟然携枪叛变投敌,丧心病狂地带着国民党部队偷袭闽北红军。闽北分区特委书记黄道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作《骂叛徒李德胜歌》:“骂声叛徒休猖狂,乌云一过出太阳,这笔血债要偿还!同志们,不要怕,革命好比火练金,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革命同志心如铁,任何困难不变心,不顾一切去牺牲,最后胜利属我们!”

数风流人物,属于胜利的苏区人民。武夷革命同志之所以这般倜傥风流,正是因为经过真金烈火般淬炼!武夷山之所以这么红,正是因为烈火真金铸造出坚不可摧、巍巍伫立的丹山壑崖——武夷红!这种丹山壑崖有着特殊地理特征和与众不同红颜色景观。有人把武夷红比作“红宝石”,也有人把武夷红比作璀璨的星辰,闪耀在历史的天空,闪亮在永恒的岁月之中。

君临武夷,饱览山川秀色的同时,最应一睹武夷红。

(本文原载于《武夷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