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算账”办法好

林爱枝

一

这个纪念馆也叫教育馆，颇为精致小巧，可它展示的内容、所产生的作用，却是推动全国的、起长久作用的。

跨进门槛，就有一块展板迎接你，让你读完就知道这个馆讲的是什么：是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签批、推荐的一个合作社的好经验，它就是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先锋村的整社好经验。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也处于初期，没什么经验，加上中国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所以早组建的合作社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社员们纷纷要求退社，先锋村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龙峰乡党政领导采取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进行整社，采取社员们听得懂能理解的办法，即“四对比、五算账”的办法。“四对比”，即：一比社、组、户哪个好，二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三比剥削制度和没有剥削制度哪个好，四比个人发展和共同富裕哪个好；“五算账”，即：一算灾害账，二算做副业增加收入账，三算发挥劳动积极性增加工作账，四算贫农中农合作互利增产账，五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账。

这种对比、算账条条都能落在社员们的身上，都会有亲身感受，比任何从原则到原则、从理论到理论都更有说服力。理通了、思想通了，合作社得到了巩固。

他们把这些想法和做法整理总结，层层上报，到了毛主席手里。领袖慧眼，发现先锋社的做法很好，并做了阅改，先把题目缩短了，把“华安县龙峰乡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进行整社工作的”改写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凡做文字工作的，见了都称赞十分凝练，言简意赅，达意更鲜明、更直白易懂。

文中还有些许修改，如在“或者是走毛泽东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中的“毛泽东”三个字划掉，改为“共产党”。可见领袖对自己的党是何等的尊崇！

经过批改，我们今天看到的批示是这样的：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工作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的提到所谓的‘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是有很强的说服力。”

重读这份修改、批示，分明感受了它的主意的高远，把一个基层的农业合作组织提到与政权并驾齐驱，提到与新旧制度相对比，表扬了向群众做思想工作的良策，体现了党的领导人亲自推广典型的好作风、好方法，树立了可发扬、可传承的不会过时的典型。

先锋人为了纪念那一段属于他们的光荣历史，开辟了一个精致的教育馆。厅堂正中是毛泽东同志的铜像，背景就是那份修改批示件。毛主席端坐着，伏案沉思，神情如此庄重，笔在铺展着的文稿上修改着，十分传神。

毛主席表扬了先锋人的好做法，好就好在用身边的事向身边人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我从中领会到了领袖高瞻远瞩，从巩固政权的高度，从充满了小农意识的后进农业，寻得了与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的、有利于这项在中国是最大产业的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

农民、农业走合作化道路，这在中国颇有些历史，百多年来一直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少仁人志士对它进行不懈的探索。从近现代说起，“合作”首先引起了政界的注意，并不主要在于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而是合作本身可能具备的其他社会功能，换句话说倡导农民合作，主要是为了改造社会。

孙中山早年提出的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主张，在他看来，除了清户口、主机关、定地价、修道路、垦荒地、设学校等等这些首先需要完成的基本工作之外，地方自治团体此后应办之“要事”，即“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等”，“此所建议之地方自治团体，不止为一政治组织，亦并为一经济组织”。这合作社，在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中，肩负着促进分配社会化和缓和社会矛盾的主要职能。

如果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对合作化的关注还寄托了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的话，那么，国民党执政的后期对农民合作所作的强力推进，则考虑到它对社会的更多方面的作用。因为当时的农业基本状况是：“用狭小的经营规模、落后的生产技术、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和低而不稳的土地产量。”农业的这些要素在连年战乱、动荡的政局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只能使农村经济日趋凋敝，农民生活困苦窘迫。

于是，希望通过抱团致富，使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好转的愿望萌生，并有了一定的组织。

鸦片战争前后，涌现出的诸多社会思潮中，合作思潮是最主要、面最广的一种传播。从傅立叶、欧文到马克思，从英国的威廉·金，到法国的查理·怀特，以及中国的一批早期合作运动的先行者，如薛仙舟、于树德等，都竭尽全力将自己宣传的理论付诸实施，力求改造中国乡村，进而改造中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开始了构建新的经济秩序的尝试。

可以说，推进社会各业走合作化的道路，是一批能人志士，一批留学域外的知识分子，一批有眼光想作为的官员在积极尝试的，而且都与民富国强联系在一起。可见，它不仅是一种形式，而是对整个社会的改变和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到了近代的百余年间，为了实现救亡图存和富国强民的理想，中国人开始了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不懈探索与努力，从康有为将中国定为“工国”的设想，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分田地，掀起新中国第一个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这从领袖站在的高度，领袖对整个国家发展的全盘，领袖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长远眼光，都是深谋远虑的。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就在根据地、解放区领导翻身农民建立和发展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积累了一些经验。1933年，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调济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的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和群众互助。”最根本的是为调济劳力而组建各种合作社。

当时，中华苏维埃接连发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关于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关于组织犁牛合作者的训令》等文件。在1934年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的民众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和《论合作社》中又强调“发展经济”“保障供应”的方针。当时延安的主要媒体《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指出：“经验证明，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节省劳动力，集体劳动强过单独劳动。”

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规定：“在一切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农民向着社会化、集体化发展，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毛泽东同志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田野为突破口；想建设国富民强的国家，照样从田野开始。所以，他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指导原则。1952年，中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指出，对农业互助合作应该“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要求全党“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并颁发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到了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波经济高潮涌现，呈现出各业繁荣的景象。

先锋社正是踏着这股潮流走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前列。他们实行“统一进行生产规划、统一安排劳力、统一安排品种、统一经营”的做法。先锋社仅建设一年，就显示了很大优越性，“稻子处处冒尖，工作场场领先”，粮食生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农户增加入社，从14户增加到75户。由于先锋社的带动，到1954年底，龙峰乡种种互助合作合并促成了9个初级社。

这时，组织起来的农民出现了一些思想动摇，9个社中竟有7个社的农民提出想退社。上级领导派工作组到先锋，根据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农业社的精神开展整社活动。盘了家底，有几个数字让社员兴奋：粮食得到丰收，比上一年增产14万斤，卖给国家的余粮23万斤，比上年多了5万斤，被国务院、农业部授予大旱之年大增产的锦旗和奖金。

农业领先，又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还促进了全县其他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成为全县的一面旗帜。在“农业学大寨”中，他们就运用被毛主席表扬的“四对比、五算账”的好办法，带领群众不断探索、勇于实践、攻坚克难、推动发展，做到比有榜样、学有目标、赶有措施、帮有对象，涌现了一大批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如尾厝生产队的“八女英雄”、青安生产队的“十八樊梨花”、下学生产队的“十四穆桂英”等。特别是尾厝生产队的十八位妇女在围溪造田中的出色表现，受到全国妇联表彰，被誉为“十八女将”，获赠锦旗。

先锋人首创了自己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正是肯定并鼓励了这一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好工作的智慧，并加以推广之。毛主席当时还批示了一批典型，后来收录进《中国农业化合作高潮》一书中，成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

三

先锋人不愧为先锋。

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也才开始，所遇到的问题还不少，怎样应对？上级派来了工作队，与群众一起，想出了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合作化的好处，宣传如何克服不适应，最后总结出“四对比、五算账”的办法，既通俗易懂，又好说好记，为群众普遍接受，被毛泽东肯定表扬，推广给全国，成就了一番经验。

先锋人把“四对比、五算账”当传家宝，每遇到困难，每遇到挫折，每遇到形势变化，都会用“四对比、五算账”分析利弊，跟上形势，不至于落伍。

改革开放期间，比收入、比变化、比贡献、比观念，算人均收入、算家庭固定资产账、算个私经济增收账、算提供税费账、算家庭积蓄账。这一算单就一项就十分鼓舞人心：在青年农民林秀德带动下，全村凉席加工厂达到二百多家，吸收了二千多个劳力就业，生产值四千多万元。此后全镇凉席生产企业达到了三百多家，年创产值二亿多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竹凉席集散地。

2000年之后，他们做的“四对比”是：比思想领先、比科技领先、比效益领先、比商业道德争先；“五算账”是：开拓创业账、品牌效益账、产业优势账、纳税账、改革开放新变化大账。

党的十八大以后，就比学习、比工作、比服务、比创新；五算账：算党性提高、能力提升、作用发挥、作风务实、群众满意。

先锋人之所以能坚持至今，是因为这个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讲空话、套话，实事求是、作风务实，群众听得明白做得到。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华安》；图片来源于华安融媒体中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