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审读通讯》2020年第3期充分肯定《亲历》（第六辑）
（本网讯）福建省出版物监测与研究中心在《福建审读通讯》2020年第3期（以下简称《通讯》）中，以《时代进程中的个体记忆》为题，充分肯定了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印的《亲历——福建宣传文化的个体记忆》丛书，特别是第六辑。
《亲历》（第六辑）通过亲历者的一己视角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文艺、教育等领域的重要变革和重大变化，彰显从高层领导到新闻工作负责人到文艺界人士做出的一系列巨大贡献。该书忠于真实、饱蘸深情，将“人”与“事”交融，折射出宣传文化战线的历史性的变迁。
一、忠于真实的个体记录
《通讯》对《亲历》（第六辑）的审读意见中指出：真实，是回忆录创作的生命。《亲历》（第六辑）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是福建宣传文化领域一系列史实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回忆与福建宣传文化战线老领导何少川同志相处共事的“亲历”文章，组成的一个独立单元，通过题目，直截了当地凸显了“我”，如《我与省文联》《我在文联的那几年》《我新闻工作的领路人》《我一直叫他“少川同志”》《我依然看到你繁忙的身影》……其他文题，虽然没有“我”的字眼，但在字里行间，依然处处有“我”，“我”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思所感。
王炳根的《亲历送别冰心先生》，是根据当时文章与日记回忆整理而成。该文翔实记录从冰心老人人生旅途的谢幕过程。文章分为四节，“病危通知收到以后”“308号病房的诀别”“独特的送别方式”，“不约而同的玫瑰花篮”。通过“下午5点”“深夜11时25分”“凌晨”“快到天亮”这些节点，以时序为轴，全景记录了“我”在冰心老人辞世前后的见闻。作者还写到，他翻阅了冰心老人住院期间的探视记录本，“这是一本深蓝封面的记事本，里面记录了近几年探望先生的人的签名和留言，开列出来，字字都会光彩夺目！”该文还收录一些唁电，情真意切，十分感人。比如铁凝写道：“惊悉冰心先生辞世，特别悲痛。先生留给世界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文字，先生对文坛晚辈广博深厚的爱心让我一生铭记。”随后，她改变称呼和位置，发自内心地喊道：“冰心姥姥，我很想您！”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显示出个人回忆录的质感和美感。
《关于迪斯科的几封通信》，将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与老领导关于迪斯科的数封通信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众，并详尽介绍其来龙去脉。
《闽籍开国上将刘亚楼与文艺》通过采访开国中将刘忠、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牛畅、《空军报》社社长朱鸿、著名词作家阎肃等了解刘亚楼，并做了翔实记录。该文写道：“阎肃告诉我：刘亚楼亲自改写的《江姐》歌词‘春蚕到死丝不断’，实乃他的心情和生命写照，催人泪下！”“一向爱呵呵笑的老人，说这话时神情肃穆。”寥寥数笔，刘亚楼的人物形象鲜活地浮现于人们眼前。
二、饱蘸深情的个性化表达
《通讯》认为，《亲历》（第六辑）不少文章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其感染力来自文章的个性化表达。
《我的高考》回溯1977年恢复高考这段历史。笔者运用细腻的文字、详尽的心理起伏，将种种痛楚与欢愉抒发，给读者带来感同身受的艺术感染力。“我要淹没防堵的堤坝，我决不让我们的生命窒息，……我是江河！”文中引用这首流传在知青之间的诗歌，回荡着一代人的心声！
项南同志曾在福建主政期间为我省改革开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在全省干群中留下广泛影响。《头条，为书记送行》讲述项南离任前的一桩小事：福建日报农业处写了篇大念“山海经”的总结性报道，报社领导和农业处负责人将稿件大样送给项南审查。其中有一段描写颇有趣味：“6月的福建，天气开始热起来。走进项南办公室，只见他正拿起蒲扇轻轻扇着，白白的蒲扇和他那硕大的、圆圆的脑袋相映成趣。一看到他的脑袋，就想到‘繁华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没有发’这句话。”项南的平易近人跃然纸上。
何少川同志对于福建省宣传文化工作贡献大、影响深。该书近一半篇幅是关于何少川同志的回忆文章，如《我一直叫他“少川同志”》《一支永远的笔》《文章千古风范长存》《“夙夜在公”的一生》《大智慧、大格局和真性情》《领导·严师·挚友》难忘的“立章法”往事》《扎实作奉献 非凡写人生》《文以载道终不老 川归大大海留精神》《怀念一位八闽文化的领跑者》等文。其中，《我一直叫他“少川同志”》，从个人相处的经历，一种称谓之中蕴含的意涵，体现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一支永远的笔》聚焦在何少川同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一支笔，普通的公文笔，轻轻搁在《走进大田》书稿208页。写作或审改文稿，是何少川同志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但此时，搁在稿上的笔却成为一个永远的定格。2019年1月21日晚9时许，何少川同志在审改《走进大田》书稿时，突发心梗，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构成一幅永恒的画面。”“他，是在工作岗位倒下的!真正为弘扬福建文化事业鞠躬尽瘁！此情此景，让人悲恸不已……”于细微处见精神。
《亲历》（第六辑）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将“个体”和“群体”、“个性”和“共性”，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亲历》（第六辑）也予人有益的启示。历史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宣传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许多人，许多事，值得回顾。撰写宣传文化工作回忆录很有意义。《亲历》已编印一至六辑，产生良好影响，确是“总结经验、资政育人、提高宣传文化战线工作者水平和素质的好事。”（陈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