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永远的笔

马照南

一支笔，普通的公文笔，轻轻搁在《走进大田》书稿208页。写作或审改文稿，是何少川同志日常生活的一个习惯。但此时，搁在稿上的笔却成为一个永远的定格。

2019年1月21日晚9时许，何少川同志在审改《走进大田》书稿时，突发心梗，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

少川同志审改时很细致很认真，从用词的科学规范、文字简洁优美，到标点符号，都十分考究，一如他在福建日报当记者、编辑；也一如35年前开始主政省委宣传部工作以来审改各类文稿和批件。

这篇文章，成为少川同志最后审改的书稿;这支笔,成为他最后用过的笔。这，构成一幅永恒的画面。少川同志以他对党的无限忠诚，把毕生才智和智慧，无私贡献给党的宣传事业、精神文明建设事业，贡献给了他所钟爱的文艺创作。他，是在工作岗位倒下的！此情此景让人悲恸不已……     

“要写出特色”

第一次见到何少川部长，是1985年夏天，《当代中国丛书》福建卷的编写会议。会上，他给我们做了动员和编写要求的讲话。他说，中央决定编写丛书。中央各部门、各省都开始行动。我们福建各部门、各地方要写，而且一定要求真，立足实际，总结出经验和规律，写出特色，这才有意义。他的讲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在少川同志的指导下，各个部门各个地市都认真地研究自己的特色，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福建的历史，放在和全国比较当中，来寻找出自己的特色。

几个月后，各部门各地就编写《当代中国》提出具体思路。何部长主持会议，一边认真听，一边和大家商量。轮到汇报时，我有点紧张，说闽北最大的特点是绿色。是福建主要林区、福建粮仓、武夷山旅游，还有地方工业。何部长略加思索，点了点头说，“闽北这些特色还是很鲜明的”。

学界反映，《当代中国的福建》是结合福建36年来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最有特色的一套丛书，受到各界好评。何部长“要认真探索规律，把握特色、写出特色”，是很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时也是写文章的法宝，让我一生受益。

“要写出真实的朱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推动闽北文化建设，发展武夷山文化旅游，建阳地委采纳了当地学者的建议，提出恢复朱子名誉、开展朱子研究。当时学术界思想的禁锢还比较大，朱子被挂上“唯心主义思想家”，遭到误读误解误判。有人竟然把“子虚乌有”毁谤朱子的材料编入史书，有的还歪曲朱子思想原意，肆意抹黑。对朱子怎么评价，能不能开展研究宣传？

带着满脑子问题和疑惑，我们多次向何部长汇报。他听后，就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决策提出明确意见。他说，“朱子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朱子放在他所处的时代来研究，写出真实的朱子，客观评价他的贡献。”为推动朱子研究，他指示福建社科院、社科联都要参加研究，同时让宣传部理论处具体帮助，使朱子研究工作得以坚持正确方向，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令人惊叹与敬佩的是，作为著名学者型领导，少川同志对福建历史、人物、事件的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在学术文化领域，他无愧是指路人和领航者。他对朱子文化的研究，不仅宏观上指导，还作考证。在闽东，他看到杨家溪遮天盖地的榕树群，便询问历史，当地学者告诉说，这些榕树是当年朱熹避难杨家溪时，接受当地咨询，亲自指导种植的。他在散文《杨家溪探谜》写到：“800多年过去，虽然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历尽沧桑，如今却茂密参天，葱茏翠碧。”文章写的是榕树群，何尝不是寓意着朱子文化的命运呢？

少川同志组织作家采访撰写《走进尤溪——朱子文化城》，全面描述朱子在尤溪出生，朱子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对尤溪教育文化民风民俗的深刻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极大推动了尤溪朱子文化建设。一次，他拿着《走进延平》报告文学散文集的封面设计征求意见，问书名定《华夏理学名邦》怎样？大家顿时眼睛一亮，深感只有对历史上朱熹等“延平四贤”杰出贡献的深刻把握，才能出此恰当的好书名。

“有记叙，也要有文采”

最近一次“走进”采风写作会议上，少川同志说，“这十几年来，看了大家的文章，感觉写的是好的。许多文章有记叙，也要有文采。”

“要记叙，也要有文采”，体现散文创作的规律，也体现少川同志散文的特点。少川同志是散文大家。著有《故乡的花》《古榕魂》《高山含笑》《前言后语》《何少川散文自选集》《异域寻踪》《撩人心扉》《山海幽幽》《闽南——多彩的家园》《福地行踪》等。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等评价少川同志散文“思越千载，哲情博大，思理深邃；赋大自然之灵气，抒山川景色之壮美，吟史今人物之功过，题材广泛，才情奔放，令人赏心悦目，拍案称快。”融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景观于一炉，富于时代性、哲理性，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要记叙，也要有文采”，也是“走进”系列的特点。这套书深受各界欢迎，体现了写事与写人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记述中体现文采。走进八闽是福建历史上最全面最深入，也是与实际结合最紧密、最有成效的采风活动，在全国是首创。这与少川同志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这支笔，将成为我们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今后，每当我想懈怠偷懒的时候，想起这支笔和它的主人，便会抬起头来，继续前行……

送君远行 伤如之何

——悼何少川同志

林思翔

1月22日一大早，手机铃就响，是陈云晖来电。我想这么早何少川同志又有什么事情交代？因为他自己或通过秘书陈云晖常给我打电话，交代工作。我习惯地拿起手机，只听对方传来低沉的声音：“何书记走了！”我以为听错了，“什么？”对方又重复一遍，并说：昨晚心脏骤停，走了！天啦，怎么会有这个事情！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因为何书记历来身体不错，平时也没听说有什么病，怎么就走了，真让人接受不了！顿时，我像被电击一样，瘫坐在椅上，泪水在眼眶不停打转，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之后，我给一些同志打电话，有的同志听了也半信半疑，打电话询问。不管是我打过去，还是他们打过来，电话声都是低沉、哽咽的。老作家章武接我电话，先是不相信，停了一会，堂堂七尺男儿竟号啕大哭。几位参加采风的女作家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她们以哭代言表达此刻心情。作家李治莹发来短信说：“何书记远去，几回回泪流满面。何书记的离去，对国家文化界，特别是福建文化界是一种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不可接受老书记离去的事实！”身在闽东的《闽东日报》原总编王绍据闻知噩耗发信说：“一位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富有文采的领导突与我们永别，怎不令人撕心裂肺!尽管他寿高已届耄耋，然其精神矍铄，文思奔涌，步履稳健，实不逊于中青之年，为八闽难以寻觅如此称职的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是啊，少川同志，任凭大家怎么呼唤，怎么哭泣，怎么撕心裂肺叫喊，您听不见，也看不见，您还是走了，永远地走了！此次远行，天各一方，阴阳两界，永难再见！

此时此刻，和您在一起工作的历历往事，一幕幕地在我眼前浮现，这一切都将化为对您的不尽思念和永恒缅怀！

自2003年您让我到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工作以来，十多年里，我们朝夕相处。您既是领导，更是良师益友，在您身边耳濡目染，我学了不少东西。特别是您对事物把握的艺术，对工作认真的作风，和对文字严谨的态度，更是有口皆碑，让我获益匪浅。

我的桌面上还放着您几天前终审后的一沓书稿，那是《八闽地名山水篇》的大样，您在封面上批示：“全书稿已阅，有的地方要修改或核对。本书稿有一个遗憾处，历史方面写得较详细，但是有些山水处曾是重要革命的所在地或纪念地，最好能带上几句。个别地方有涉及，但大部分没有提到。”我翻阅书稿看到，这本长达299页20多万字的大样，您逐句逐字审读，作了许多修改，不仅是敏感问题和内容字句，连不当的标点符号也一一作了改正。那天您在办公室走道上对我说，“这本书稿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看完。但没办法，到了我这里，就要这样做。”我说，“是啊，我们都可以偷懒，就是您不可以，书稿到您那里，有您把关我们就放心了！”您听了一笑，就走出大门，走向电梯。第二天，您又给我来电话说：“请你再看一下原稿，金门的条目是不是放在泉州内，因为它过去属泉州管辖；平潭要单列出来。”我说，好。可万万没想到，那天您的转身一笑，和那简短电话，竟成永别和最后的声音。我真后悔那天没有和您多说几句话，多聊天一会儿，可这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少川同志,这仅仅是您审编的一本书，您一年要审编多少本书稿啊！就拿我们研究会开展的“走进”活动来说吧！自2007年春，到安溪县采风，为他们撰编“报告文学散文集”开始，近十二年来，您不辞辛劳，带领采风团，先后到八十四个县市区实地采访，不仅带头写文章，还亲自策划全书的谋篇布局，考虑内容如何贴近县情，贴近实际，最后还要对每本文稿进行审定。连每本书的书名也都是您最后改定的。如《走进安溪——铁观音王国》《走进武夷山——大红袍天下》《走进沙县——小吃行天下》《走进晋江——创造奇迹的地方》《走进惠安——中国石雕之都》《走进连江——编织蓝色海洋梦》……如今，这些您审定的书名已成了这些地方叫得响的一块金光闪闪的品牌。

您组织的“走进”系列采写活动，成了福建文艺界历时最长、参加作者最多、创作作品最丰富的一次采风创作活动。记得我们在龙岩和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在一起时，他指着您对大家说：“少川同志，您在默默地做着一项福建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最让我们痛心的是，您那天晚上就是在审阅“走进”系列丛书书稿时，凶险的病魔突然袭来，您猝不及防，将笔搁在翻开的书面上，就匆匆地走了！您一生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而努力，临走还为我们的文化事业留下了一笔……

少川同志,您深知优秀传统文化对治国育人的重要，一直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您主编了《国学经典导读（上下册）》《闽人要籍评鉴（上下册）》《八闽古典诗词赏析》《八闽地名要览山水篇》等系列丛书。这一本本厚重的书，都是您亲自遴选篇目，逐章审定的，这些书都成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好读本。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李书磊称《国学经典导读》是国学入门读物，要求省委宣传部人手一册，认真阅读。这些书发行后，使更多人了解我国、我省的经典名篇，更加坚定了人们对文化的自信。李书磊部长在一次会上说：“少川书记是咱们福建宣传文化界的一位老领导，不光是他担任这个职务有多长时间，关键是他的思路、思想、风范，确实给我们做了榜样，实际是做了个典范。”您谦虚地说，我们炎黄文化研究会只是福建宣传文化战线一块次阵地，书磊部长当即说，“你们研究会实际上是重要阵地，队伍也是重要队伍。”这是省委领导对您工作的赞赏，也是对我们研究会工作的肯定。

少川同志,您长期在省委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经验丰富。因此您对宣传文化工作认准了的事就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为发挥福建对台优势，挖掘闽台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您力主编撰《闽台文化大辞典》。经十年努力，终于编成此书词条15000多条、字数达60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国台办的支持和肯定，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也填补了我省社会科学类大型工具书的空白。大辞典对加强闽台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少川同志，您走了，走得那样匆忙。朝夕相处十几年，有多少话要对您说，可晚了！无尽哀思，心头烦乱，就说这些吧！您对事业的挚爱，您对大家的好，我们都会记得，您安排的事情我们也会尽力做好的。愿您远行的路走好，在天堂静养安息！

扎实作奉献 非凡写人生

——沉痛悼念何少川同志

张锦才

1月22日上午，我照常到《炎黄纵横》杂志社编辑部。甫一进门，就有同事告诉：“老何走了！” 因没听清楚，我问：“谁走了？”那位同事低声回答：“何书记！”

轻轻的一句，却似晴天霹雳，让我顿时懵了，继而悲从中来，难以平静。

这位刚刚离去的尊者，他与我，相知相识久矣。我们之间，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又是新闻、文学创作方面能够坦诚交换意见的挚友，还是岁数差不多的“同龄人”。

1986年，我从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调往省委宣传部工作。当时少川同志是部长，这一决定由他作出。过了三年，我“打回老家”到省广播电视部门，也是他关怀与提携的结果。2004年，时任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的他，又把我招到“幕下”，让我负责《炎黄纵横》杂志的编务。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对于我的工作，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指导。既有中肯的批评，也有热情的鼓励与表扬。我能够有今天，很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他的帮助。可以说，无论政治上还是做人做事方面，他都有大恩于我。我从心底里感谢他。

据我所知，少川同志的表现，从来都极为优秀。读中学时，就是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上厦门大学后，书念得很好，政治上又有强烈的进取心，获得了提前一年毕业的特殊待遇，留校任助教。过了几年，福建日报社挑选年轻有为的人才，他被看中，即从教育部门转入新闻系统。报社期间，无论在哪个部门，他的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一再得到提拔，从编辑、总编室副主任、工商处副处长直至副总编。没过多久，项南同志慧眼识珠，推荐他担任省委宣传部长（1983年）。这件事，当时曾引起“轰动”。但事实证明，组织上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何少川同志虚心学习，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牢牢把握时代主旋律，

使福建的宣传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和福建省委的充分肯定。之后，他升任省委副书记（不久又兼宣传部长），当过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党校校长、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还曾是全国人大代表。

本世纪初，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何少川同志，挑起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担子，做了大量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对于一个退休者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依我之见，他的晚年，远远超出了“老有所为”，是人生的又一个高峰。

提起何少川同志对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的贡献，可说的事太多了，这里仅举几个方面。

研究会的宗旨，是在他的指导下不断完善的。即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年来，研究会据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诸如编撰八闽文化丛书、介绍古代经典著作，开展闽台文化交流，举办书画诗词楹联展览，等等。

从2007年春到2018年冬，近12年时间，由何少川同志牵手，联合省作家协会，先后组织500多位作家、新闻记者，陆续前往八十四个县（市、区）进行采风，每地出一本书，介绍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山川等概况。因具有全面性与可读性的特色，被誉为“现代散文版县志”。如今，正着手汇编，取名《八闽采风纪实文学丛书》，共两千多万字。每次采风，少川同志不仅带领队伍，参与写作，而且是最后的把关人。1月21日晚上，他就是在精心修改《走进大田》的书稿时，突发心脏病，遽然放下手中的那支笔，离开这个世界。鞠躬尽粹的精神感天动地，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由何少川同志主编的《闽台文化大辞典》，2018年正式出版。这部辞书，多达20卷，600多万字，收录词目15000对条，内容涵盖了闽台文化的方方面面。它的问世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既为两岸同胞送上一部全面了解闽台文化的工具书，又为反对台湾民进党当局大搞“文化台独”提供锐利的武器，受到了省内外的广泛好评。作为该辞典的主编，少川同志自始至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至于研究会主办的《炎黄纵横》杂志，同样得到了何少川同志的关心与帮助。多年来，这个刊物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努力做到“弘扬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介绍民族瑰宝，推介中华精英，报道台港澳侨，坚持古为今用，力求雅俗共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与欢迎。

何少川同志不仅是优秀的领导干部，还是杰出的作家。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动笔，留下了许多精妙的作品。尤其是散文，可圈可点，成就斐然。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副主席翟泰丰（笔名羽家），曾有这样的评论：“少川之散文，宏富篇数，可称浩繁，抒情赋形，可谓上乘。意境开阔，美溢全章，抒情吟感，阐叙哲情，感人至深，可谓大作、佳作。”我以为，这个评价实事求是，并非溢美之辞，受赞者当之无愧。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几乎无梦不成眠。早年，入梦的大多是故乡、亲人，或是母校、同学。近十几年来，则常常梦到省炎黄研究会的同仁，其中最多的是少川同志。我曾对他戏言，说他是我梦中的常客，他笑了。如今，他驾鹤归西，以后还能光临我的梦乡吗？我想，会的，一定会的。因为我们的缘没有断，他永远是我心仪的人！果然，26日追悼会后的当天深夜，他又出现在我的梦中，依然是那样的熟悉、亲切。

最后，拟用少川同志的名字作一联，以表示对他的崇敬之情：

少立大志老怀壮心始终扎实作奉献；

川逝巨流浪遏飞舟从来非凡写人生。

文章千古  风范长存

——痛悼何少川同志

许怀中

2014年3月，何少川同志（中）在“山水之间”国画艺术展上。

患病住院期间，忽传噩耗：何少川同志病逝！哀痛之情袭上心头，一夜辗转难眠。为少川送别时，我在病床上无法参加，心如刀割。

与少川同志交往几十年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得和他接触较深的一次是在“大跃进”年代三明工地上。1956年，他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几年后全系师生到三明边教学边劳动，我留校办校刊。那时正值金门“炮战”，常去“前线”采访，过些时间才去三明。当时少川在工地办油印报刊，工作认真出色。后全系搬回厦门，少川因品学兼优，提前一年留校，和我一起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工作。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介绍人，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这期间，他发奋读书，文章出众，我和他写过影评在厦门日报副刊发表。1962年9月他被调到福建日报社当编辑。我有时出差福州经常去看他。想不到，1983年，我和他一同调到福建省委宣传部，他当部长，我协助他分管文化、文艺、教育、理论等工作。

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我们彼此尊重，公是公，私是私，职责分明。我衷心地支持他的工作，并从中受益匪浅。我退休后，仍担任一段省文联主席，也曾为他的散文集写过序。他的散文深得中宣部领导翟泰丰的高度评价。最近，读了新出版的《八闽新画卷》，开篇便是他的散文《走进安溪》。文中新旧对比鲜明，叙情叙事有条有理，历史与现实被勾勒得充分，引用古诗词增添文彩，看出安溪的百业兴旺画卷，显示美好前景的蓝图，不愧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之作。

有缘共事的机会又来了。福建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时，伍洪祥会长聘请我任副会长。2003年，少川同志接班，当了会长。他领导下的研究会既继承又创新，专门成立文艺委员会，由我负责。他在任期间抓了两件大事，都成为品牌，一是由学术委员会组织编纂《闽台文化大辞典》，二是由文艺委员会编写“走进海西”大型纪实文集。少川为编委会名誉主任，亲自参加采风全过程，制定选题计划，尤其是担负书稿的终审，亲自动笔修改，临终时还在修改“走进大田”书稿，奉献出自己可贵的生命。我虽挂编委会主任，但依靠少川完成，心中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后因我年事已高，不能采风，少川同志还特别为我写信，对我的厚爱，终生难忘。他信上说：“不管在省委宣传部或是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有幸与您共处，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十分感激。您做了大量工作，为我省文化建设作出的贡献，也是公认的。近年采风没有通知您，主要是考虑车旅劳顿……”他这样热情洋溢的信，读了动人心弦。

少川同志主持省炎黄文化研究的成绩是各方面的，在每次例会上，他都认真听取学术委员会关于编写《闽台文化交流大辞典》的汇报，精心指导。他还带领学者赴台，共同举办闽南文化研讨会，接受专家新闻媒体采访，而且在台举办茶文化书画展，受到国台办的肯定、影响重大。

他对我省文艺创作的指导，十分得力，后受聘为省文联名誉顾问，有会必到，做了重要讲话，热情而中肯。他重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评奖。在他的指导下，省歌舞团研究创作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歌舞剧，得了大奖。

何少川同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兢兢业业的一生、廉洁奉公的一生、辛勤笔耕的一生……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这一生”。

精辟的“水论”

汤金华

品茗“铁观音之乡”

2015年8月，在漳平永福采风。

2019年1月22日，何少川同志离我们而去。那天清晨，林思翔同志来电话相告，我先是不相信，继而深感悲痛……

在我心目中，少川同志“为官”称职，做人成功。他信仰坚定、心胸宽广、智慧超群、业绩丰硕，令人由衷敬佩。对他的真正认识，是我退休后参加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的十多年。这些年，无论参加“研究会”的各种会议或各类活动，还是小范围交谈、商讨，他总能倾听众议，用心思考，精准点评，并进行恰到好处的归纳，使计划要做的事顺利解决。“研究会”是个发挥余热的地方，是个有水平、能作为、充满活力的集体。每次参加这个集体的活动，总是有启迪、有感动、有收获。对我来说，是退休生活中的一种享受。

说来也巧，在少川同志逝世前一个月，“研究会”开月度例会，我因老家有事，需要请假。我到他办公室，对他说，我到研究会10多年，所有应参加的会议、活动从未缺席，这次要告假了。他笑着说，不要说什么理由了，专心办好你的事吧！这饱含同志间信任感的话，至今犹在耳际。少川同志逝世有一段时间了，但每每想起与他相处时的许多往事，总会自然地、深切地怀念他。他确实是一位说话让人喜欢、做事让人感动、做人让人思念的长者。

有一件事让我特别难以忘怀。那是2015年1月，经过再三思考，我向他提出个请求，即打算出《闽水亲》一书，请他指点并作序。1月19日，我把书稿送到他手上，想不到22日就收到他给我的信、书稿，当然还有序言。阅毕序言文稿，我被深深感动了。我想，这过程只有三个昼夜，他要审读10多万字的书稿，构思并写出序言，得耗费多少精力啊！序言内容不仅提炼、体现书稿的中心思想、主要论点及建议、意见，还提出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对书稿中需要修正的两个地方提出中肯的意见。记得有一次闲聊，我问他，炎黄文化研究海量的书稿文字，都要您审阅、修改，您的眼睛如何能承受呢？他淡然说道：“我有一副合适的眼镜……”

我想，他就是戴着这副“合适的眼镜”阅稿写序的。在《闽水亲》序言中，他指出，此书以水和水利为主要内容，题材重大，值得关注。接着，他博采各方学家意见，抒发己见：“水至关重要。对生物而言，水孕育了生命，生命因有水而生存；对人类而言，依水者则能活，脱水者必死亡；对社会（国家、民族）而言，水是能否发展的先决条件，无源（水）之本必没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物种起源在于水，人类的进化离不开水；天文学家研究证明，气候变化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影响着地球村的安危；历史学家揭示，洪涝干旱等与水有关的灾害，往往成为改朝换代和国之灭亡的缘由；民俗学家剖释，许多民间习俗和故事的流传，归根结底是对水的恐惧和崇拜。人类社会演变到一定的阶段，从灾难屡屡发生经受惨痛教育，认识到再不能让水成为由其放任的自然水，开始生发出‘水利’的问题。所谓‘水利’，即对水的利用。我国远古时的大禹治水，以后历朝历代建成的都江堰、郑国渠、林公渠、苏堤、白堤、木兰陂等等，无不是水利工程的范例。时至现代，由于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水和水利的重要性，更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人们不仅要关注水的来源，而且要重视保护好水源、节约用水和科学用水，水利突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文字不多，却精辟地论述了治国必先治水的道理。这篇难得的序言，可以说是少川同志的“水论”，是阐述水利问题的杰作。

回忆这件难忘的往事，我进一步认识到少川同志的为人处事风格与人格魅力，感佩之至。

辛劳一生的少川同志，安息吧！

何少川同志和《闽台文化大辞典》

吕良弼

何少川同志     方友德 摄

今年1月31日，商务印书馆汉语出版中心主任余桂林同志发来消息并一组照片：商务印书馆召开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闽台文化大辞典》荣获年度最佳图书奖，责编吴满蓉上台领奖并发表感言。

这是《闽台文化大辞典》出版后首次获得的荣誉，本该及时报告辞典主编何少川同志。可是，就在八天前，他竟因病猝然去世，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回想十年前，正是时任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的何少川同志一次讲话，才有了编这部大辞典的计划。

那是大约在组织编撰“闽文化系列研究”七卷本的时候，曾有再编一部地域文化辞典的念头，这样做，可以将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自90年代以来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一个“论文集——学术专著——工具书”的系列。但是，这个念头只搁在心里，一直没有提出。原因是经费太大，估计难以解决。特别是刚刚做的“七卷本”，何少川同志亲自出面筹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时再提出这个更加耗钱、费力的大项目，恐怕要让他很为难。

这个时候，何少川同志在研究会的一次工作例会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学术工作的重要意见。大意是说炎黄文化研究会应该把文化研究放在重要地位上；研究工作要有长的设想和规划，有系统性；要多做有学术积累意义，能存留历史的研究；方法上要有集群性，重集体研究，等等。这个讲话给我很深的触动。我想，辞典是具“学术积累”、“存留历史”、“系统性”、“集群性”的意义，提出来或许可以一试？

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讨论后一致同意，并连续召开两场咨询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到会专家学者热情支持这项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扩展了我们原来的构想。于是，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计划，并拟定了一个初步方案，上报何少川同志。

数天后，见到少川同志。我还没开口，他先说了：“那个方案，我看过了，你们就先搞起来吧！”我大感意外，他竟一句不提经费的事。我想提醒他，这是项大工程，耗时长，需要的经费较大，不知道能否解决？到时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他看出我的担心，接着说：“经费不是问题，关键是能不能编好。”他告诉我，经费虽然大，但不需要一次性给，可以根据每年的需要，逐年拨付。最重要的，还是辞典能不能编好，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集中精力，做好筹备工作。

这件想来很麻烦的事，就这么定了。所以，我后来说过一句话：没有何少川同志，就不会有《闽台文化大辞典》。

《闽台文化大辞典》编撰开始以后，何少川同志审阅了全部词目单，并确定了辞典编撰的基本原则。在编撰词条释文阶段，对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逐项研究解决。在处理那些有争论的复杂的问题时，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和智慧。譬如，在确定辞典内容时，有个问题我们很纠结：既然辞典中的闽文化作全面的反映，台湾文化是否也应作全面的反映？如全面反映台湾文化，怎样做到准确、真实？2009年在马尾召开的首次编撰大会上，认识尚有分歧。何少川同志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意见：我们做的是闽台文化辞典，就从闽台文化关系的角度去反映台湾文化，侧重反映与福建相关联的台湾文化，不需要去反映全部台湾文化。我们纠结多时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他这个意见，后来就写在辞典“凡例”的第一条。十年编撰实践证明，何少川同志确定的这个原则，保证了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且形成了这部辞典独具的特色。

今天，《闽台文化大辞典》在获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后，又获商务印书馆年度优秀图书奖，当可告慰何少川同志。愿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