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建州

林爱枝

赴建瓯采风，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建瓯的前世今生，它曾经是国都：后晋八年，闽王王审知之子王延政在建州立国称帝，国号“大殷”，以建州为都城，改年号为“天德”。

福建之“建”便来自建州之“建”。

朱熹在建州度过了少年时期——从7岁到14岁。

翻阅资料，遗憾了，只说留有一些遗址，如环溪精舍、画卦洲、建安书院、五经博士府、朱文公祠、艮泉井、自画像等等。

艮泉井。那是朱熹已过中年，回建州讲学时开挖的。传说他用卦测出城北有黄华山，其水优良，便引至水井，因是艮卦，便名“艮泉”。他还作了《艮泉铭》：“凤之阳、鹤之麓、有屼而状。堂之坳、圃之腹、斯瀵而沃，束于亭、润于谷、取用而足，清于官、美于俗，为建民之福。”说明井的位置、周围美丽环境，水的丰盈，挖井的意愿，即希望当地官员能廉洁供职，水一样清廉，希望当地民众得此水滋养，能过上富足生活。

这井也被称作“朱子井”、“八卦井”，已历经800多年，井体完好。时任县方志办主任的潘渭水，同建瓯酒厂商议，由酒厂出资修缮，保护了这一处遗存。

环溪精舍、画卦洲。精舍是朱家在建瓯的住房，也是朱熹的读书处。精舍临江，江边有沙滩，据《文公年谱》记载“文公八岁时曾坐沙上画八卦”。对此，只能想象，一位少年如此专注地在沙上画了扫过又重画。几岁孩童大约不明白两条鱼是如何被设置得如此圆满灵动，他思之再三、虑之不断。

那天笔者按图索骥，来到江边，在建溪、松溪汇合处，江面平阔、流缓，也见到一片沙洲，只是与江岸没有显明的落差。数百年来，潮涨潮落，洪水来去，多少沙洲都会被吞噬！如今哪能寻得“画卦”处！环溪精舍已成了某厂、某公司。

朱熹的老师李侗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似乎已在考思、琢磨着他的年龄所无法承受的重大问题。但从他后来的立论：“动静论”“理气论”“致知格物论”“道心人心论”“文”与“道”的关系，等等，成就一代哲学大师来看，或许画卦之思辨为之铺垫了最早的基础。后来，他有不少关于“太极”的著述，理解深刻，险些引导他走进唯物观的天地。

朱熹8岁开始接受儒子训蒙教育，在塾师督教下读《孝经》。9岁抄读老儒尹焞著作《论语解》。其父朱松还为他请了布衣出身的刑部侍郎杨由义为师。杨出使金营不跪拜金帅，忠义爱国精神，在幼小的朱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朱熹12岁时，朱松对他开始了系统的经、书教育，并结合南宋的现实进行讲解，使朱熹从现实生活中感知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实际含义，懂得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以及初识注重自身修养的重要。

朱熹经常随父随师侍行，常能听到名儒们高谈阔论，耳濡目染朝事政局，还认识了许多元老重臣和理学先辈，其中就有程頣四大弟子之一的尹焞，其《论语解》成了朱熹解读《论语》的入门，他抄录之，熟读之。朱熹后来在四书中首先集诸家之说写成《论语详说》跟这个发蒙很有关系。

朱松也注重《论语》学的传授，把家藏的二程语录给朱熹，后来朱熹在《论语》注解中，多加吸收。后来的《论语要义目录序》《语论训蒙口义序》中都有回忆。

朱松最重《春秋》一经。他要朱熹“努力诵书史的‘史’就是《春秋》。他认为：“一是它的‘尊五攘夷’，可以名正言顺地攘斥异族入侵，为解决积弱、外患提供思想武器。二是它倡导的‘君臣父子大论大法’可以整顿业已败坏的封建纲常，为解决积贫和内忧提供思想武器。”朱熹后来总结自己的《春秋》经学时说：“熹之先君子好左反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但朱熹认定《春秋》是史而非经，故而没有为《春秋》作注，反而著述了《资治通鉴纲目》的史学名作。

朱松对朱熹特别注意忠孝节义教育，他抄录了黄山谷《食时五观》，题了三句赞语：“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为朱熹立下的为人处世的座右铭；朱松时时处处地用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去熏陶启迪朱熹，激发朱熹长大后能为大宋中兴尽忠效力；他为朱熹谈说了《昆阳赋》并题字。朱熹把手书珍藏到老，晚年作跋回忆：“熹年十一岁，先君罢官行朝，来寓建阳（应是建瓯），登高在氏之居，暇日手书此赋以授熹，为说古今兴亡成败大致，慨然久之。……”

朱熹在建州仅度过了少年时期，但他对这片山清水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十分眷恋，视为故乡，成名后多次回建州讲学。晚年还十分强烈地希望回建州定居。特别是临终遗嘱：回归建州。他死后，三子朱在携朱熹长孙朱鉴迁回建州，如今他们的后裔仍世代居住于此。

朱熹少年时期的教育主要是训蒙家教，朱松是朱熹第一位老师。同时其父又带朱熹四处游学，广泛接触理学名流，大小官员，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学问奠定了相当的基础。朱熹说“十年寂寞抱遗经”正是此时的写照。有一种说法：想成就者，必得牺牲许多。朱熹正是如此，没了少年的天真活泼，少了生活的欢乐。原以为有些精彩动人的故事流传，如今却无从采撷了。

朱熹自画像。在县博物馆看到的，那已是年过花甲之作，一身布衣，相貌慈祥，脸上、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

像高93厘米、宽50厘米、厚3.5厘米，因故，如今看到的画像是用黑色页石刻成，字迹图像都很清晰，上端刻有朱熹亲笔题词：“从容乎社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帷音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之后还注明：“绍熙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足见朱熹恪守理想、修身养性，始终不渝。注文之后钤有两颗图章：“熹印”、“晦翁”。

博士府、朱文公祠。这两处与朱熹一生息息相关。或可以说，他一生的成就都体现在这两个地方了。

朱熹，进士出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理宗四朝，最后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他一生追求理学，是宋朝理学集大成者，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是人们一切作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他后来又说明灭的是人的过度的欲望。

朱熹做学问很坚执、也很谨慎。为使理学精进，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会”、“寒泉会”、“三衢会”，都是几位理学大师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的学术研讨会，有的通过辩论达到认识的一致，有的各执己见，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如朱、陆鹅湖会，两位好友为“心”在先，还是“理”在先争得不亦乐乎、不欢而散。但朱熹十分在意陆九渊对他的学问有“支离”之病的批评，对自己的全部经学著作动了大手术，半年中，全力删改了《大学中庸章句》和《论孟精义》；“三衢会”后，他更清除了“涵养功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强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之病，……可见夫子治学之严谨、之虚心、之苛求自己。

朱熹学识广博，涉及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于自然科学。对经学的研究最多，著作丰厚，最有代表的首推后被定为“四书”、“五经”的著作。他对它们作了勘误、调整、补充，有能独立成篇的，重新著述，还作了《四书集注》，使之成为儒学经典，还辅导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此后各朝代皆以《四书》为全国科考教科书。

就是在晚年，朱熹备受思想文化党禁的煎熬，但他对学问的追求仍是顽强的。他坚信“吾道不孤”。相继完成了许多著作的修改、定稿，如《书集传》《书传》《太极图》《西铭》《大学·诚意章》《礼书》等等。成就了他的晚年又一个十分闪光的学问著述高峰，夫子不仅是一代儒宗，还成了一代文宗。如《韩文考异》正是在党禁最高潮时完成的，奠定了他作为宋代最杰出的校勘专家的地位；又如一组研究楚辞的著作：《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楚辞音考》，寄寓了他在庆元五年党禁生活中忧时悯世的郁闷愤懑的情绪，因为因他株连了一批道学儒士。朱熹为楚辞作注，还带来了另一个学术成果，纠正前人偏重于章句名物的训诂，而从旨意义理去阐发，建立起了新的《楚辞》学的解说体系；他还对《参同契》《阴符经》作了考异，又精研了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所有这些实际上把朱熹的研究引向了对自然科学的钻研。从已挖掘出的他夜观星象的聚星台和石室，说明他注重实际观测，从而提出了不少有关天文学的见解，如“天运不息，昼夜转辗故地榷在中央，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专家考证，这就是超前于西方的东方古典星云说，是朱熹晚年对唯物哲学的觉醒；而那张阴阳回互相抱的《古太极图》，则成了这位有科学头脑的理学家的辩证思辨理性的象征，也成为一种对立互补科学理性的象征，引发着现代物理学大师们的创造发明的灵感。据《中国科学技术史》记载：德国核物理学家玻尔宣称，他的量子理论的互补概念同东方古典文化的太极阴阳思想有惊人的一致，当他必须选择一种盾形纹章的主要花纹来象征他的物理原理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华太极阴阳回互相抱的图形，并在上面刻下一行铭文：“对立即互补”。李约瑟也感叹：“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頣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这样，朱熹和自然科学连接在一起。

我道一体的哲学追求，执著人爱的人文精神，沉静达观的理性思辨，进取济世的人生态度，这些无疑都是美好的理想和憧憬，朱熹们孜孜以求着。也用这样的眼光、心态去看待、去要求周边的一切。垂暮之年，朱熹以“帝王师”身份入都，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立于朝堂。他天真地以为，尺五之间，有了当面奏事的机会。

他首次延经开讲的是《大学》，朱熹反复强调“修身为本”，要皇上“常存于心，不使忘失”。甚至像教训蒙童一样，开导皇帝：每出一言、每行一事，都要反思，无害的，才去做……他希望通过臣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结果招来了皇帝的憎厌，反对派更趁机打压。

这位“帝王师”见到皇帝，都要讲些收放心、正君德、纳忠言、远近习、行治道，实际上这是一种正君、限权的清议力量的代表，客观上形成了君权专断与限制君权的斗争。最后皇帝以“初除朱熹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朱熹所言，多不可用”，便把朱熹逐出朝门，“帝王师”只待80多天。

朱熹一生收徒讲学，不论是创立学说时，还是失意归隐时。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修复了“岳麓书院”。修建了“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他以“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道德至上的指导思想，要求学生做到穷理格物和修身笃行的统一，也就是德与知、知与行的统一。

朱熹一生关心国运民生。他虽没当过大官，但不论何职，他都尽量关顾民生。

朱熹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弹劾了一批贪官，打击了一些大户豪门，甚至牵扯到了宰相。由此引来报复，斥理学为“伪学”，朱被解职还乡。知福建漳州时，当地因土地兼并，造成“田税不均”，失地农民承受更加沉重的剥削。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但遭到地主豪绅激烈反对，没能推行。朱熹愤而辞职，以示抗议。退居崇安时，因水灾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朱熹提出设“社仓”，目的在于防止地主绅豪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后推广施行。任知南康军时，又遇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并请求兴修长江石堤。……

他的好友张轼即将入朝，他向张进献“正心诚意”、“天下大本”和“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的为政大法。第二年，他又从孟子“制民之产”的仁政思想出发，向张轼具体陈述“善民之政”的两大根本之法，一是“量入以为出”，废除横征暴敛的“计费以取民”，“使州县贫富不至甚相悬，则民国之惨舒亦不至大相绝”。二是“屯田实边”，解决庞大的养兵之费，这是“最为宽民力之大者”。

……

随着韩侂胄等相党的败落、退位，党禁逐步松弛，朝廷也清醒冷静地分析这一思想文化党争的是非，终于发现朱熹学说中，有他们可用的东西，于是出现了另一种极端，一个把朱熹神化、偶像化的造神运动竟持续了7个多世纪，一代代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为之涂脂抹粉，塑造着“圣人”形象。

朱熹去世9年后，召赐遗表恩泽，谥“文”，从此尊为“朱文公”。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理宗下诏学宫将朱熹从祀庙堂。惠宗下诏兴建朱熹文庙，次年改封齐国公，与孔子一样受到统治阶级的顶礼膜拜。明成祖作御序的《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成为有明200多年取士之制。景泰六年，召建州朱熹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于是盖了博士府，文公祠，享有朝廷给的优待，免赋徭。实际上朝廷对朱文公的祭祀托给朱家代办。

人，只是社会与文化的中介，一种文化的形成，一个人的文化建树，肯定受当时社会的影响。朱熹原本是人，一位有学问的人，把对理学的追求作为毕生的事业。他一生勤学励志，著书立说，有自己的迷茫，有学派的反对，有不理解的，有攻击的，他同样要承受压力，要挣扎、要突围。可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副道貌岸然，居高训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追捧他，是因为“圣人”，挞伐他也因为“圣人”，搞得云遮雾障。

朱熹理学立意高，许多方面是凡人俗士很难企及的。

朱熹理学涉及面广，涵盖许多学科，形成庞大的体系，有的理论还容易产生矛盾和纠葛，比如宇宙观，有史以来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他的政治观点肯定会使许多达官贵人群起而攻之，斥之为“伪学”，受到排斥和围攻；他所提倡的高尚的思想品格，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是世俗人士所能达到、所能恪守的。

何况随着社会的前进，还有不少观点为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因此，他，及其学说受到推崇或贬损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道”，是道学家们毕生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其追求坚定不移，为之牺牲在所不惜。呼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云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体道弘道的崇高人格，其核心为：“至公”。

朱熹一生求道、一生卫道。他所求、所卫是一种对大道不行、人性堕落的忧患意识（忧道忧民）。

他们正心。道学士子们相信它是实现完美人格和天下大治的根本途径。正心不仅成为他们最高的道德准则，也成为他们最高的治国理想。

他们固穷。他们自以为精神上比谁都富有，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固穷守道，宁肯献身于“形而上”的精神，而不肯屈事于“形而下”之物。

他们守节。“文章、道德、气节”是他们人生追求的三大目标。他们注重名、节，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刚正不呵、高风亮节、爱民如子，犯颜直谏都是最理想的楷模。他们重民族气节，重夷夏大防，……

朱熹及其理学的一生理应命运多舛。

不吝冗笔，辑纳了这些史料，只为说明五经博士、朱文公祠，它们都是朝廷封赠的，不能有名无实。朱熹倾其一生，创建的学说，受此封赠，当之无愧。只是他自己遭受党禁与疾病的交相折磨、凄冷离世。荣誉则落在了子孙后代，世袭罔替。

那日，由朱熹二十八代孙、建瓯县人大代表、建瓯一中特级教师朱锐敏带路，循迹博士府，只见鳞次栉比的宿舍楼，已没了府弟踪迹。听介绍，笔者只能按孔府的规制去想象它。文公祠更荡然无存。它们都于“文革”后被拆毁。

笔者采访了朱锐敏，问他，旁人研究朱熹，因为他是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是一个里程碑。作为后裔，你们的先祖有哪些东西成了家学渊源，世代传承？

他说有两个方面可以讲，一是思想品德。热爱国家，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勤奋好学。二是重教思想。他说每逢祭祀文公祠时，族人相聚，就有一项奖学活动，成绩优秀者，小学生奖肉一斤，初中生二斤，高中生三斤。至今，朱家子弟凡临高考，都集中到仅存的博士府后院几间破旧房屋里，感受氛围，发奋用功。朱锐敏说，仅他与父辈二代，就有11人从事教育工作。

他身上带着一张名片，上面却密密麻麻地写着“朱子家训”，我细看，略抄几句：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处事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等等，至今都还被称道、被传承着。

（本文原载于《走进建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