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的源头活水

马照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脍炙人口的《观书有感》，是朱子家居五夫，研读经典的感悟诗。诗句清新自然，富含哲理，广为传诵。

五夫古镇，始建于东晋，繁盛于宋代。山川秀丽、钟灵毓秀，素有“邹鲁渊源”美誉。宋代五夫，名家荟萃，学术文化氛围浓厚。武有抗金名将刘子羽、吴介、吴遴；文有词圣柳永和其兄柳三复、柳三接，人称“柳氏三杰”；有活跃在新思想新学术前沿的重要学者“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宪、胡宏、胡寅、胡宁，其中胡安国、胡宏，则为著名的“湖湘学派”创立者；有被朱熹之父朱松称赞“学有渊源”的“五夫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诸多饱学硕儒；还有道谦禅师等，可谓群星闪烁，气象非凡。思想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五夫，为朱子继往开来、传承创新学术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阔空间。

五夫与朱子有天然机缘。朱熹在五夫从学、著述、授徒、生活50年。朱子理学思想在这里萌芽、发展、成熟、传播。绍兴十三年（1143），14岁的朱熹秉承先父朱松遗命，奉母到崇安五夫定居，拜“五夫三先生”为师。一直到绍熙三年（1192）63岁才迁居朱松确定的入籍地建阳。五夫，成为朱子一生最主要居住地和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地方。朱子在此勤读《四书》，刻苦求学，考中进士，成家立业，著书讲学。朱子在五夫度过50个春秋。期间虽有赴同安任主簿、知南康军、知漳州等短暂离开，但五夫始终是朱子最温暖的家，最主要的学术文化工作室。在五夫接受了学术功底深厚“五夫三先生”正规的中华文化经典教育。“五夫三先生”对朱子抚教如子侄，使之学业精进。朱子为研究《四书》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在五夫，“读《四书》甚辛苦”。“十七八岁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诵十遍”。[1]朱子坚持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四书》为研究中心，全面研读大量学术著作。朱子在五夫草就或完稿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以及《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大学解》《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古今家祭礼》《大学中庸章句》《大学或问》《论孟精义》《诗集解》和《周易本义》等大量著作、信札、诗词等。五夫50年，是朱子学术研究成果最丰盛时期。在五夫，朱子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和勇气，继承发展孔子思想，构建起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理论体系。

    一、集注四书，确立文化新经典

文化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根和魂。经典是民族文化的首典、基本之典，具有创新性、权威性、深邃性等特点。中华文化从远古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子集大成，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编撰《五经》，即通常说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成为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五经》文化经典的地位，但回应不了当时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道学的挑战，导致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中华文化发展到了需要选择新经典的关键时刻，就是在尊崇维护《五经》的同时，需要重新选择意义更加突出、内容更加明确，能回应佛道挑战的新经典。

选择新文化经典任务，从唐代韩愈提出，经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最终落在了朱子身上。朱子深入研究《五经》，从《五经》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同时认真研究佛经和道家思想。朱子认为，《五经》内容丰富但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朱子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礼记》共有49篇论文，《大学》《中庸》是其中的两篇，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合并为《四书》。朱子用一生精力和智慧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朱子“遍求古今诸儒之说”，融汇百家，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五夫三先生”都崇尚二程理学，对《四书》，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他们把学习心得和有关书籍资料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朱熹。胡宪还把长期收集数十家《论语》解说，以二程的论述为主，融汇各家解说，同时附以自己独特见解而成的《论语会义》传授给朱熹。此书为朱熹注释《论语》提供很大帮助。《论语集注》引用学者1629条注解，《孟子集注》引用学者1324条注解。朱子《四书集注》的出版，完成了文化经典重建的历史使命。

《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四书》宋代开始普及。元朝被定为国家教材，列为全国士子的必读之书。朱子《四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保证了从黄帝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延续。诚如钱穆先生所说，朱熹“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亦无不可”。[2]他还在《朱子学提纲》中对朱熹用功于四书学作了简要的总结：“四书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已在五经之上。”[3]

朱子在五夫，“继绝学，绍道统”。对四书的集结与诠释花费了大量精力，不仅全面系统总结自孔子后一千五百年文化发展，更追溯到远古，承接炎黄、尧舜、孔孟文化思想，与时俱进，重构民族的精神家园，开启疏浚文脉、重建文化的进程。《四书》新经典，准确体现孔子、朱子倡导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民族新的精神家园。《四书》新经典，深深融入民族精神，内化为民族文化基因，如源头活水，汹涌澎湃，激活民族生生不息、一往无前的文化生命。

    二、首创道统，延续思想谱系

道统是中华思想学术传承谱系，是民族的思想链、精神链、学术链、文化链，是中华文化命脉的延续。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线，就是文脉不断、道统不丢，延续至今。“五夫三先生”重视对朱子《四书》研习的同时，重视道统思想的启发与传授。其中对朱熹影响最大的，是刘子翚的“道统心传说”。其实，早在唐代，“古文运动”大儒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儒家有不同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认为儒学道统传至孟子而中断。

朱子根据老师刘子翚《圣传论》和自己的研究提出不同看法。

其一，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就已萌生道统意识。朱子认为，道统意识是中华文化根脉意识的表现。孔子《论语·尧曰》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已简要地指出尧、舜、禹三代以道相传。《孟子·尽心下》则具体论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4]因此可以说，孔子、孟子有对道统的论述。

其二，朱子明确提出道统。朱子在《中庸章句序》直接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朱子继续写道：“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5]朱子历述尧、舜、禹、汤、文、武（君），皋陶、伊、傅、周、召（臣），直到孔子、颜、曾相传之道统，又言道统传至孟子而后失其传，直到二程接续了道统。

其三，朱子继承发展刘子翚关于道统内涵的论述。刘子翚在《圣传论》中提出“密契圣心，如相授受”，认为《书经》中“惟精惟一”是道统心传核心内涵。刘子翚提出“道统”说内涵，其意义在于接续儒家的人文传统，为宋代的思想建构奠定文化生命之认同基础。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提出道统的内容，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十六字心传。朱子考证认为，尧把帝位传给舜，舜传禹，所托付的是天下与百姓的重任。这个过程是以心印心，以心传心，因此称“十六字心传”。从一定意义上说，心传，既是“密契圣心”，也是治国理政的初心。“十六字心传”具有高深的哲学内涵，更具有修身养性以及治国理政的实践意义。

其四，朱子重视道统的展示。朱子在书院推行的崇祀先圣先贤的活动，奉祀的对象从孔、孟、颜、曾，一直到二程，并形成道统展示规范。尤其是晚年朱子在考亭沧州书院祀奉的排序，到宋度宗时期，被全盘采纳。这就是孔庙大成殿的排序，孔子居中，颜回、孟子、曾子、子思为“四配”，之后为“十二哲”，东西两庑为先贤、先儒。这个道统成为全国各地孔庙排列次序。应该提到的是，朱子及其师友宋代被列为孔庙供奉，朱子清代列入“十二哲”，这是春秋以来唯一的，显示了朱子的崇高地位。

其五，朱子致力于对北宋之后道学谱系的构建。朱子不仅重视孔子以来文化道统认同和传统的接续，也重视北宋以来的思想谱系的建构。朱子认为，道统传承，不能仅赖一人之力，而是有赖于文化学术群体的协同。朱子和吕祖谦编撰《近思录》，精选周敦颐、二程、张载论述，精心设置书的分篇结构，使之构成新的思想文化谱系。朱子对道统的重建，既着眼于思想文化的根源性与连续性，又着眼于当代思想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使之相互沟通相互接续，生生不息，持续发展。

    三、重构范畴，创新义理系统

义理是文化哲学大厦的基石、构件和筋脉。朱子在重建学术文化经典过程的同时，不仅继承濂学周敦颐、洛学程颐程颢、关学张载思想，融合释、道各家思想，产生新的义理系统和新的学术视域，形成一系列新范畴，构筑了庞大的哲学新体系。这一体系博大精深，“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创新意涵特别明显。

理气论。义理，人们通常称“道理”，其核心是“理”，也称“道”“太极”。朱子认为，“理”“太极”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是事物的本原和规律。理是存在于宇宙万物与日常生活中的“所以然之极”和“所当然之则”，性即理。在朱子文化义理视野里，“理”和“气”构成一对范畴。“理”，是形而上者，无形、无状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生不灭”贯穿于一切事物，贯穿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及其方方面面。“气”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它是铸成万物的分子和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气相统一的产物。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于第二性。

朱子的“理”具有极大的丰富性。有“自然”与“本然”意义上的理，有“定然”与“本然”意义上的理，有“所以然”意义上的理，还有“天地生物之心”的理。在朱子哲学视野里，理无所不有，无所不在。朱子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都有造诣。理学思想自然融入各学科、融入社会生活、融入思想生产中，参与社会思想文化的创造进程，成为人们行为准则和思想生产的源头活水。

生态哲学。生态哲学的产生与“理”密切相关。朱子认为，“理”亦即“生理”，是“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深爱大自然，他的居住地五夫远离喧嚣的都市，是山水风景俱佳的农村山区。“有地可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他亲自力田养亲，种养茶树，用竹竿测量竹笋的生长。他观察武夷山地貌，最早提出化石概念。胡宪与朱熹深入研究《论语》的“仁”，感到二程和谢良佐体悟孔子提出的“仁”，不仅是思想道德层面的概念，更是一个“生”的概念。朱熹在编辑《上蔡先生语录》就录入“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体现了“仁有生意”，“生生之为大德”的思想。

朱子哲学的本质是生命哲学，也是生态哲学，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生命和自然。朱子始终把“天人合一”作为哲学探索的主轴，把“天、地、人”，自然、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加以阐述。他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是一个和谐整体，人类与自然界合为一体，不可分开。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权利，以此构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认识“理”，“即物穷理”。格物致知论是朱子学认识论的重要命题，是朱子重大理论创新。朱子认为，《大学》一书在流传中，丢失了“格物致知”释义。为此，朱子重新编排《大学》，补写了“释义”。朱子认为格物致知是洞察事理的具体方法。要认识自然、社会，首先要“格物”，从“格物”中寻求“事物之理”。就是要接触事物，多读书、多研究事物，并力求研究透彻，达到“极致”。“致，推致也；格，改也”。[6]为此，必须经过一番“积累”工夫，即通过“用力之久”的渐进积累，达到“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7]朱子是世界万物“可知论者”，他认为通过格物致知，可以认识世界万事万物，同时，格物致知也是为人处事的起点。只有通过格物致知，才能认识理，才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和境界。朱子还把人的全部认识活动概括为知和行两件事，提出“知行相须”。认为知行二者相互连结和依赖，不可截然分离，同时知行互发并到，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一“知行相须观”说反映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是对知行观的重大贡献。

理一分殊。“理一分殊”是朱子融汇佛教思想方法，创新哲学范畴的典范，也是朱子理学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成果。在朱子视野里，由佛教的“月印万川”到“理一分殊”是理论范畴的借鉴，朱子借此深化“理”的认识和运用。“理”就是“太极”，是道理，是事物的本源和规律。“太极”即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个人和物又都具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理一”是指作为本原的天理只有一个；“分殊”指万事万物各自有理。“理一”与“分殊”是对立的统一。“宇宙之间, 一理而已。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 又各得之以为性。”[8]“物物各有理, 总只是一个理。”“理一”表现在“分殊”上，“分殊”体现“理一”。“理一”具有内在性、唯一性、稳定性、持续性，“分殊”具有外在性、多样性、多动性、可变性。每个事物各有一个理, 都是“理一”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强调“分殊”时，维护“理一”的不可分割性；强调“理一”时，区别“分殊”的独特性。朱子以“理一”与“分殊”的相互印证阐明宇宙社会的秩序，是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的、多样性、多动性、可变性的存在。可见，佛教“月印万川”是生动的自然现象，反映事物的表相。“理一分殊”则揭示了物质的本质，揭示了物质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朱子认为，“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9]“理一分殊”贯穿了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是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着力点和关键点。

    四、重整教育，倡导修齐治平

五夫，是朱子走向教育家的起点。朱子与孔子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大教育家。朱子14岁到五夫，不久就到屏山书院求学。19岁考中进士之后，即在五夫屏山书院讲课。福建是唐代书院教育的发源地。朱子则是中国书院教育的中坚、旗帜与引领者。朱子一生为官不过九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书院教育，从事教育时间长达50多年。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书院写成的。他把《四书集注》，尤其是《大学》作为主要教材和授课的主要内容。晚年，他给皇帝讲课，讲的也是《大学》，突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授徒讲学、诲人不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将著述与教学结合起来，身体力行，教育学生。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天理”、培育人才。朱子强调教育要“讲明理义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书院是以培养教育人“理义养心”“成己成人”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求取功名利禄为目的。这是教育根本精神之所在，与“读书做官”“读书求利”的工具教育有根本区别。

朱子希望全国各地“莫不有学”“人无不学”。他积极修复、创办书院。书院与“官学”不同，它一般由民间创办，有的也接受官府的资助。朱子在福建各地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47所书院讲学。加上修复、创办的书院，朱熹一生与67所学院有关系。通过教育，使民众“明义理”“明人伦”，“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使人的善性发挥出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在教育实践中，朱熹强调学生“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在博学、多问、多闻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明辨是非；强调学而行、知而行。

朱子对教育的重整，突出表现在为白鹿洞书院的“揭示”（即学规）。此后，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揭示”提出五条学规：《五教之目》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提出父子之间应该有亲情，君臣之间应该有道义，夫妇有内外之别，长幼有尊卑次序，朋友有诚信。《为学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请教，勤勉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忠实地行事。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修身之要》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要压抑自己的不当欲望和无谓怒气，随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向善。《处事之要》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是为了明辨真理而不是为了一己的功名。《接物之要》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以上这些都是古代圣人之言，朱子借用之，将书院的性质、宗旨、方针、目的、内容、方法讲得透彻明白，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朱子书院教育的理念，蒙童教育、家庭教育的思想以及编写蒙童教材等做法，反映了当时社会需求。他倾毕生精力推动教育走向兴盛，同时致力于传统蒙学教育，他的著作如《蒙童须知》《小学》等，在社会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文明社会礼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天下才子必读书，塑造了中华民族新精神，使之经受种种磨难而走向复兴，这或许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最大成功。

    五、化民成俗，重塑文化礼仪

“五夫三先生”，尤其是胡宪特别重视社会秩序和文明礼仪，把复兴礼仪的重任寄托于朱子。朱子在胡宪指导下写成《诸家礼考编》，成为朱熹生平第一部的礼学著作，也为他后来写成《祭礼》《家礼》和《古今家祭礼》奠定学术文化基础。

朱子的理学思想体系，不仅是完整的哲学体系，也是“日用常行之道”。朱子不仅重视思想理论以“理”为核心的“形而上”的构建，也重视理学思想化民成俗，重视民间习俗等“形而下”的落实。朱子认为，“天理”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融入社会，见诸“日用常行之道”。

一是朱子关注民间礼仪的重建、调整。朱子认为，健康有序的社会，学者需“修己治人”，国家则需“化民成俗”。他编撰的《朱子家礼》《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教化的经典教材。广泛地在社会民众生活中的落实，对于规范思想言行，移风易俗，维护和巩固社会治理具有很大的作用。

朱子倡导建立乡约组织，特别重视宗祠、族谱，重视社会教化。朱子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在乡约范围内，若有民事纠纷，则由组织调解；若遇灾害、疾病、孤弱、诬枉、贫困等，则由组织救助，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朱子在担任同安主簿、浙东提举、南康军以及漳州知事等任上，都有突出成效。据《漳州府志》载：“公在漳，首尾仅一期。未至之始，吏民闻风竦然，望若神明。及下车莅政，一以道德正大行之，人心肃然以定。……民无夜警，外户不闭。”朱子倡导的国家社会观，伦理道德观，人生价值观，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灵魂，成为亿万百姓的精神家园。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有重要影响。家人族人以仁爱尚和合的精神，唤醒了乡人、族人的正义感、公平心、向心力和亲和力，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制度化社会基层治理方式。

二是建立五夫社仓，探索出一条扶贫赈灾的民间公益之路。朱子社仓是我国古代实物形式的社会保障创举，孝宗乾道四年（1168），朱熹为赈灾救贫而首创。社仓初建时，规模为“仓三亭一，门墙宇舍无一不备”。后历代重修不辍，现存的五夫社仓，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修建的，总面积约1400多平方米，可容存粮七十余万斤。五夫社仓春夏青黄不接之时赈放，冬秋偿还存放，变官仓赈粜为民仓（社仓）赈济，免除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克服了官仓之弊端，大利于黎民百姓，后建宁府争相仿之。淳熙八年（1181），朱熹请孝宗皇帝批准他的《五夫社仓法》。翌年，孝宗将《社仓法》颁诏行予诸府各州。自此，五夫社仓因开救荒之先河，创造了那个时代社会先进的“赈灾”模式，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

三是撰写《朱子家训》。这是朱熹晚年写给族内同人的一篇短文。全文只有300多字, 简洁明快, 力透纸背。朱熹将其一生总结提炼的理学精华融入其中, 并用通俗的语言作了阐释和说明。他从家族的世代兴旺和国家的长期繁荣来推进融入生活、化民成俗的文化养成。正确的思想理论只有走向社会、走向民间才有落地感，才有持久的文化生命力。《朱子家训》就是“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朱子家训》体现朱子的社会理想，是理学思想体系与“日用常行之道”的完美融合。

朱子努力使文化经典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节日庆典、礼仪规范、民风民俗相衔接。令人欣慰的是，由五夫朱子学校首先发起，南平市（下属十个县市区）大学、中学在“五四”青年节举行“朱子成人礼”活动，在九月举行“朱子敬师礼”活动，齐声朗诵《朱子家训》，每次活动都是数以万计学生参加，这是朱子文化传承的不息清泉。

（本文原载于《闽学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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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11、319页。

[2] [唐]韩  愈：《韩昌黎全集》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

[3][宋]朱  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32页。

[4][宋]朱  熹：《四书集注》，第476页。

[5][宋]朱  熹：《四书集注》，第25页。

[6][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115、2774页。

[7][宋]朱  熹：《四书集注》，第9页。

[8][宋]朱  熹：《读大纪》，见《朱子全书》第23册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77页。

[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3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