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后学众学派的交流与朱子学的传播
方彦寿
朱子理学从道南理窟武夷山向外传播，应该说，从朱熹在世时就已经开始了。朱熹在武夷山创建的武夷精舍，在建阳创建的考亭沧洲精舍，曾吸引和汇集了来自闽、浙、赣、湘、皖、鄂、川诸多省份的莘莘学子前来求学。著名诗人陆游称，朱熹“倡道学”于武夷之时，其及门“之徒数百千人”。他们学成之后，返回各自的家乡，这就把朱子理学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由于朱熹晚年遭受到“庆元党禁”的迫害，从庆元初（1195）到嘉泰二年（1202）二月前后八年多的时间中，在强权的压迫下，至少从表面上看，朱子学似乎基本处于停顿的状态，朱子学的传播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此后，在朱门弟子黄榦等人的努力下，朱熹学向北传播，并走向全国。从晚宋开始，元明之际，传播到东亚朝鲜、日本和欧美海外各国；晚明郑成功和前清时期，从福建传到祖国宝岛台湾，成为闽台朱子文化的历史渊源。
在诸多推进朱子学向外传播的朱门弟子中，于时而言，黄榦是最早的一个，与武夷山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本文侧重于宋元时期，以黄榦为代表的勉斋学派与朱子学的传播、朱门后学徽系与闽系的交流与互动、推动朱子学普及的元代武夷后学熊禾与陈普，这三个层面对此作一阐述。
一、勉斋学派与朱子学的传播
武夷九曲水，流出三神山。
考亭得勉斋，壁立孔门颜。
信斋继其志，经礼赖以完。
六经复其一，百世功不刊。
这是元初理学家熊禾《三山先贤祠落成八首》其五，说的是诞生于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子学，作为“闽学”的源头活“水”，经过其及门嫡传弟子和一代宗师勉斋黄榦、信斋杨复等人的努力，“流”到“三神山”（按，福州别称“三山”），即传播到省城福州的历史。
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武夷山的文化与省城福州的文化显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可能出现主流文化从武夷向福州传播的情况。但从历史来看，则未必是这样。比如，南宋时期的朱子学的传播，就有一个从武夷山到福州，从闽北到闽都，从山林向都市的转移过程。这与理学和书院文化的特性有关。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而言，理学的发展与书院的发展紧密相关。而早期的书院，均为私家办学的性质。朱熹所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即是早期书院的特性。
正是这种“山林文化”的特性，使得南宋时期福建其他地区乃至省城福州书院的数量均大大少于闽北，理学的发展也因武夷山是理学大师的聚居和讲学之地，而出现了都市落后于山区的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
黄榦先后从学、侍奉朱熹二十多年。为了将朱子学在福州发扬光大，他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在福州书院、庙宇和民居的教学实践和对朱子学的执着传播，为清前期福州成为全省的书院文化教育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福州成为后朱熹时代继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之后又一理学中心。他因此成为历史上唯一入祀孔庙的福州理学家。
作为朱熹之后考亭学派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和朱熹一样，黄榦的弟子也遍布东南各地。从学黄榦于福州的门人，迄今有姓名可考的，福州有永福林学蒙，闽县郑文遹、赵汝腾、郑忠亮、潘儆、黄振龙、林观过、郑元肃、赵师恕、陈仍、张元简、郑适、林子牧、林子敭，怀安林学之、林行之，侯官陈义和、陈象祖，长乐陈如晦、李晦，闽清黄师雍等；外地有建阳朱钜、朱钧，宁德郑师孟，福安杨复；外省有四川眉山李武伯、家扌寅，湖南岳阳方暹等。
黄榦的书院教学实践，推动了福州书院的发展，为闽学的传播和弘扬，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福州的文化教育界培养了一批在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如杨复、赵师恕等。
杨复是黄榦编纂《礼书》的得力助手。朱熹晚年，将丧、祭二礼委托给黄榦编纂，庆元三年（1197），黄榦写出初稿，得到朱熹的认可和赞许。但《丧礼》部分最终完成于嘉定十三年（1220），而《祭》礼的最终完稿者，则是其门人杨复。此即上引熊禾诗“信斋继其志，经礼赖以完；六经复其一，百世功不刊”的含义。
赵师恕，字季仁，闽县人。曾从学于朱熹，后复从黄榦学。嘉泰元年（1201），他在官广东潮阳尉时，曾刻印朱熹的《大学章句》，黄榦为之写序，题为《书晦庵先生正本〈大学〉》。所谓“正本”，是说此书乃朱熹晚年的定本，与早年未定之本有别。
黄榦逝世后，赵师恕与同门师友杨复、陈宓，黄榦之子黄辂等择地在福州于山鳌峰之麓黄榦读书讲学之处，重建扩修鳌峰精舍。此为福州历代以“鳌峰”命名的书院中，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广招弟子、从事理学教育的书院，开清代鳌峰书院之先河。
以黄榦为首的勉斋学派，促进了朱熹理学的北传。《宋史·黄榦传》载其在各地讲学，“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黄榦的著名弟子有何基、赵师恕、饶鲁、董梦程、蔡念成、叶士龙、熊刚大等。其中何基与其兄何南坡、叶由庚、方镕并称“北山四先生”。黄榦的另一高弟饶鲁，门下弟子有程若庸，曾任武夷书院山长。此后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黄榦高弟董梦程，是黄榦学侣董铢之侄。董梦程则开创了鄱阳介轩学派，胡方平、胡一桂、董鼎、董真卿、马端临等著名学者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从杨时、游酢拜师二程门下，携河南洛学之火种南传，到黄榦继承朱熹的事业，携福建闽学之良种北播，体现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渊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二、朱门后学徽系与闽系的交流与互动
在武夷精舍从学于朱熹的弟子，有许多来自浙、赣、湘、皖各地。其中还有一些来自朱子的祖籍徽州的学者，如滕璘、滕珙、程端蒙等。滕氏兄弟与程端蒙都是朱熹在淳熙三年（1176）第二次回婺源省墓之时的及门弟子。滕璘、程端蒙赴武夷从学均在淳熙十四年（1187）。因祖籍徽州，朱熹曾在一封书信中自称与膝璘来自同一块“土壤”，他殚精竭虑创建的理学思想体系无疑是包括其故里在内的门生弟子们心驰神往的精神殿堂。他们与朱熹学派的许多中坚人物都聚集在武夷山下。这里成了朱熹学派的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徽系学者与闽系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朱熹逝世后，其各地的门人弟子为捍卫和阐扬朱子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由此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不同学派。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徽系和闽系两支。徽系的学派宋代有鄱阳饶鲁的双峰学派，鄱阳董梦程的介轩学派，元代有歙县郑玉的师山学派等；闽系则有蔡元定的西山学派、黄榦的勉斋学派、蔡沈的九峰学派、陈淳的北溪学派和真德秀的西山学派等。徽系双峰学派的开创者饶鲁、介轩学派的开创者董梦程虽都不直接师从朱熹，但他们都是朱熹高弟、闽系学者勉斋黄榦的门人。元代的著名学者吴澄、程钜夫、朱公迁、汪克宽、赵孟頫，均为这一学派的传人。
由宋至明，徽系和闽系的理学家们并没有因为地域的隔阂和学派的分支而中断了学术交流，同出一源、亲密无间的学术渊源仍然是维系两地学者的一种精神纽带。如饶鲁的及门弟子程若庸、字逢原，徽州休宁人。淳祐间（1241－1252）曾被聘为湖州安定书院讲席和抚州临汝书院山长。咸淳四年（1268）登进士，又被授为朱熹当年亲手创建的武夷书院的山长，从游者甚众。黄榦任江西新淦县令时，饶鲁从其学。此后，程若庸与吴澄等则从饶鲁学。元代著名学者揭溪斯、赵孟頫、林梦正等均为程若庸门人，由此形成朱子学鄱阳双峰学系。程若庸入主武夷书院设帐授徒，是在黄榦促使闽学北传，逐渐走向全国时，又由徽系的学者回传至福建的一个例证。
朱熹讲学之地，武夷山的邻邑建阳，在宋、元、明三代，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出版中心，为了出版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朱熹在建阳时，曾经开办过刻书作坊，进行学术研究和经商活动相结合的实践。在他的影响下，其闽籍弟子如蔡元定、蔡渊、黄榦、郑性之、廖德明、詹体仁，徽籍弟子如滕珙、祝穆等均参与刻书实践。尤其是祝穆，在刻书活动中，在遇到其书版被建阳等地不法书商盗印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从而促使我国最早的版权观念的形成。祝穆（？－1256），字伯和，一字和甫，晚号樟隐，祖籍徽州歙县。其父祝康国，是朱熹的表弟，随朱熹定居武夷山。祝穆因得以从学朱熹于建阳考亭，晚年在建阳麻沙水南建“樟隐楼”，定居于此。
元明时期，徽系与闽系的学者仍然相互往来交流，他们虽不直接师承朱熹，但多为其再传、续传，其学术思想均源于考亭一脉，因建阳乃考亭故居，故两地的学者往往在此相互交流研讨，而建阳书坊为传播他们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印刷的方便。如婺源胡一桂（庭芳）就曾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挟策来闽”，带着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建阳理学家熊禾在武夷、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这种既为朝拜“南闽阙里”，又为出版其学术著作而来的新安、鄱阳等地的学者，在元明两代还有董真卿、胡炳文、倪士毅、王逢、何英等人。
董真卿之子董僎，于元天历元年（1328）将其父所著《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又名《周易会通》）十四卷刻印于建阳书坊，为此书初刻本，有“笔画清劲，雅近颜柳，元刊中致佳本也”之称誉。胡一桂所纂《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诗序附录纂疏》一卷、《诗传纲领附录纂疏》一卷、《语录辑要》一卷，则于泰定四年（1327）交由建阳理学家熊禾友人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印，后附王应麟《韩鲁齐三家诗考》。
元代理学家陈栎撰《书蔡氏传纂疏》六卷，纂辑诸家之说，以疏通宋儒建阳蔡沈的《书集传》，“于蔡传有所增补，无所驳正”。此书以及他的史学著作《历代通略》，元明间建阳也有刊本。陈栎，字寿翁，号定宇，徽州休宁人，其学为朱子门人婺源滕珙续传。
明代，徽、闽二系的学者仍继承了宋元理学家的传统相互交流。如建阳书坊刘剡，是朱熹门人刘崇之的后人，为鄱阳学者王逢的渊博学识所折服，因而师从于王逢。而王逢是徽系饶鲁双峰学派的传人，曾于正统年间携门人何英同至建阳。此为南宋朱子学，经黄榦北传后，于明代又经徽系学者回传至建阳的一个例证。由鄱阳朱公迁撰、王逢辑录、何英增释的《诗经疏义会通》二十卷，则由刘剡交付建阳书坊叶氏广勤堂刻印，为此书初刻本。由于刘剡与新安、鄱阳一带的学者关系密切，而他的名字又往往在他们的著述中出现，故后人往往将他误为这一带的人。《休宁县志》也因此有了刘剡此书之名。《新安文献志》卷五五也将其误为休宁人，列其小传。当代学者所编《徽州人物志》亦列其名。此虽为前人无意间的一个错误，但由此可证两地学者的密切关系。
三、推动朱子学普及的武夷后学熊禾与陈普
朱熹之后，一批理学名家相继在武夷山中、九曲溪畔择地筑室，创建书院。这些书院奉武夷精舍为圭臬，先后出现在武夷山中，使武夷山成为一座传播理学的文化名山，后人誉之为“道南理窟”。清史贻直《武夷山志序》：“至宋赵清献（抃）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时)、胡文定(安国)倡道于此，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此山者，而山之名遂以甲于天下。”在武夷山冲佑观右侧，曾有一座建于清初的“群贤祠”，用以祀奉在武夷山中传播理学的先贤，共二十九人。其中，熊禾、陈普是朱子学在元代的代表人物，对推动朱子学的普及与传播有重要影响。
熊禾（1247－1312），字去非，号勿轩。入元后，改号退斋。师从朱熹弟子辅广的门人刘敬堂。他于咸淳十年（1274）举进士，曾被命为汀州司户参军。熊禾一生65年，前三十年生活于南宋末，后三十五年生活于元初。故在有的书上，也称他为宋末的理学家。实际上，以熊禾成名于元代，以及他创建书院广招弟子、著书立说传播理学等一系列活动均在后期而论，比较准确地说，熊禾应为元初的理学家。
熊禾像（选自《潭阳熊氏宗谱》卷首）
南宋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蒙元大军挥师南下，占领福建，攻克建宁府、邵武军。这一年，熊禾30岁，距其举进士不过两年而已。对此，前人叹曰：先生“值宋亡，故不及大用，先生之才不阐，道不行于世，惜哉”！故在这一年，熊禾改号“退斋”，以明其从此退隐山林，誓不仕元的心志。
至元二十二年（1285），南宋抗元英雄、爱国遗民、诗人谢枋得（1226－1289）抗元兵败后，从江西流亡到福建，避地至建阳，闻熊禾之名，专程到熊禾武夷山洪源书堂拜访。二人相见恨晚，道义相合，相与研讨朱熹的性理之学。相聚长达数月而不忍遽别。时已年届六旬的谢枋得，与年仅38岁的熊禾成了莫逆之交。
熊禾在理学史上的贡献，一是阐明了朱子学的历史作用，为朱子学成为元明以后的官方哲学奠定了基础。
熊禾竭力推崇朱熹，认为朱子即当代的孔夫子，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在其著述中，曾在各种可能的场合反复阐明这一观点。他说：“朱文公，百世之师，即今夫子；徽国公千年之墓视昔孔林。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他在所撰《考亭书院记》中开篇即言：
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者，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微夫子六经，则五帝三王之道不传；微文公四书，则夫子之道不著，人心无所主，利欲持世，庸有极乎？
此文首句破空而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生于南宋的朱熹应与出于东周的孔子居于同等的崇高地位。其理由，因为朱熹和孔子一样，是产生于社会动荡时期的“大圣大贤”；他的思想与孔子一样，关系到“世运升降”和国家兴衰。武夷书院在元代重修落成时，熊禾作文开篇写道：“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此联流传至今，成为武夷书院的第一名联。
熊禾《重修武夷书院疏》书影（选自《朱子实纪》）
二是继承了朱熹书院讲学的传统，是朱熹学派在元代最重要的教育家。
至元十九年（1282），熊禾从建阳来到武夷山，在武夷五曲晚对峰建洪源书堂，在此读书、著述和讲学，前后达十二年之久。其时，从各地前来从学的门人众多，“远近翕然宗之”。熊禾自述其盛况是，“隐屏之下，曲溪之滨，岁岁作赠语，饯友朋。散在郡邑，盖不少矣。”故熊禾的洪源书堂虽名为书堂，而实为书院，是其传播朱子理学和培养理学人才的教育基地。
至元二十六年（1289），徽州婺源学者胡一桂（庭芳）来武夷拜访熊禾，携来其父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与熊禾在武夷、建阳云谷等处讲学。熊禾则将胡方平的著作刻印于武夷洪源书堂。通过讲学，胡一桂深感自己的学问不如熊禾，从此开始从学于熊禾，前后长达十七年。胡一桂的父亲胡方平本是董梦程的弟子，董梦程是黄榦弟子；而熊禾之学则源于辅广，出于黄榦；黄榦则是朱熹高弟和女婿。因此，胡一桂之从学熊禾，可视为是元代建阳、鄱阳两系的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交流与融合，而通过这种交流与融合，又进一步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
晚年，熊禾回到了建阳梓里，修复了其祖上遗留的鳌峰书院，在此继续讲授朱子理学。从学门人，安徽、江西一带远道而来者有之。大德九年（1305），胡一桂携带弟子董真卿来访，命其从学于熊禾。董真卿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的学者，著有《周易会通》一书。
在鳌峰讲学期间，熊禾曾应朱熹玄孙朱春等人之请，先后在考亭书院和武夷精舍任教，主讲朱熹的《大学章句》，著名的《考亭书院记》一文即撰写于考亭讲学之时。
熊禾在入元后，绝不仕元，但为了维系儒学的道脉，为了朱子理学的传播，他与建宁路的通判四川人氏毋逢辰成了关系十分密切的好朋友，其原因也在于毋逢辰是一位思想上崇尚理学的官员，受熊禾的影响，曾先后修复了宋末毁于战火中的闽中七所书院，被熊禾称为“其仕闽以化为政，道南七书院皆其再造也”。其中，就有朱熹的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即便是远在云谷山中的晦庵草堂，“亦为之起废”，即为之重修。
熊禾《熊勿轩先生文集》抄本书影
三是以朱子学说阐释儒家经曲，著述宏富。
以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和整理儒家经典，是朱子理学思想体系得以成功建立的关键。熊禾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说：“秦汉以下天下所以无善治者，儒者无正学也；儒者所以无正学者，六经无完书也。六经无完书，则学不可得而讲矣；儒者无正学，则道不可得而明矣。”又说：“道之兴废，莫大于文献。……六经、四子，与夫十七史等幸赖伊洛、考亭诸大儒参互讨论已一，当吾世不亟刊定，何以质往圣不谬、启百世以俟来哲不惑？”
正因为熊禾充分认识到儒家经典文献对社会治乱的重要作用，故他在武夷、鳌峰讲学时，尤其注重著书立说，用朱熹的理学思想来阐释儒家经典。史载，熊禾著述极为丰富，“自《易》《诗》《书》《春秋》《孝经》《四书》《小学》外，其他农、礼、兵、刑皆有撰述。感世俗葬祭者多为异端所蛊，正以圣道，勒成一帙解其惑。晚年更修《三礼通解》，未及脱稿而卒”。熊禾的著作今存《勿轩集》八卷、《易学图传》二卷、《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七卷等。
对熊禾的理学成就，与他同时代的大儒许衡认为：“熊勿轩先生生文公考亭阙里，虽未及门受业，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言，实有功于文公也。”
与熊禾齐名的另一位元代福建理学家是陈普。清何瀚《武夷山志序》说：“崇（安）为宋名贤大儒钟灵之处，历代讲学传道于九曲中者，绵绵绳绳，巨灵效顺，不逢不若。……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于平川结思学斋、怀友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游者数百人，称石堂先生。”其中杜清碧，指的元代隐居在武夷山的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号清碧，江西清江人，寓居武夷，元代文学家），而“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称石堂先生”的“陈霍童”，即陈普。比较而言，杜本的成就主要侧重在文学上，在理学方面，几无著作传世，而陈普的成就则在理学上，故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在福建理学的发展史上，杜本可略而不提，而陈普则不容忽视。
陈普（1224－1315），字尚德，号惧斋，又号石堂，福建宁德人。宁德有“天下第一洞天”之誉的霍童山，故又称“陈霍童”。陈普师承韩翼甫，韩是朱熹高弟辅广的学生。入元后，他成了朱熹学派在元朝福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陈普曾三次拒绝元朝政府的任命，即使是官学教授这样的职务也予以回绝，但却十分乐意在各地私立书院中担任教职。他最早曾应建阳刘纯父之聘在刘氏云庄书院担任教职，后又应熊禾之邀在建阳鳌峰书院讲学，“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并赴江西德兴，在初庵书院执教。晚年在莆田各大书院讲学十八年，每年登门求教的弟子多达数百人。
陈普在武夷讲学，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说朱子理学，在普及与传播朱子学方面，有重大贡献。如对朱子学的历史功绩，他以描述武夷美景为喻说：
虹桥一断几千龄，亲手文公再造成。
何事游人尚迷路？乱寻无楫渡船撑。
下有小注云：“首句言道丧千载，二句言文公续之，末言百家昩之。”一首七言绝句，把朱子的继绝续断、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以及世人却对此仍然迷茫，表示不可理解之意，表述得十分明白。
再如“太极理”，是朱子学的一个难点。太极和理是什么关系？太极和无极又是什么关系？这在朱子理学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陈普用几句话就把这些深奥的道理阐释得明白无误。他说：
太极，道也。以其无形之可见, 无声之可闻，故谓之无极。周敦颐先生怕人将太极为块气看，故以太极之妙示人。加此二字于太极之上，不过谓其无而实有，有而复无形声之可闻，故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盖文理当然 ，非太极之上又别有一个无极也。太极即道也, 可以心见，而不可以目见，可以心闻，而不可以耳闻，故谓无极。
大意是，所谓太极理，太极就是“理”，是形而上的“道”，因其看不见（无形），听不见（无声），故又称“无极”。周敦颐为了使学者不要把太极误以为是某一种具体的物体（块气），故以无极来解释太极，以此来解说太极说其“无”“而实有”，说其“有”“而复无”（无形声之可闻）的特性。所以，太极就是形而上的道，眼睛看不见，可以用“心”来见，耳朵听不见，可以用“心”来听，所以又称为“无极”。这与其在《答谢子祥无极太极书》中所说“无极太极，只是一个，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则，有形必有性；则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极”是完全吻合的。
陈普《石堂先生遗集》书影
又如，孔孟传统儒学讲“仁”讲“礼”，程朱新儒学讲“理一分殊”，能把二者结合起来，传授给书院诸生的，在元代的儒者中，应该说，并不多见，而陈普则是其中难得的一位。他说：
晦翁、黄、杨三礼之书，士无习者，而去非独能以此为先务，而游息其间，所以为仁，孰要于此。六经四书可讲明者何限，而仁者万殊之总会，礼者，万理之节文。事事穷其节文，则其总会处可以渐而融贯，故礼明则无不明矣，礼得则无不得矣。
“晦翁、黄、杨三礼之书”，指的是由朱熹所撰，而由其高弟黄榦和杨复续成的《仪礼经传通解》。在朱熹所有著述中，此书较为晚出，故在宋末元初的知识界中，研习者不多。在晚宋，可书者为黄榦及其弟子赵师恕。其特点表现为将朱子的礼经学说从书本走向生活，向形态化的社会文化转型。而赵师恕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者。而在元初的福建朱子学派中，熊禾继承了黄榦的礼经学思想，在其重建的建阳鳌峰书院中，教导诸生以此书为课本，由习礼而识仁，以求“所以为仁”之理，因此得到陈普的肯定，赞其“独能以此为先务，而游息其间”。
朱子说：“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为先，盖此是万理之原，万事之本。”“如《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万理之原，万事之本”，此为朱子释仁的重要观点。朱子释礼则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论语集注·学而》）了解朱子的观点，再来看陈普的解说，就知道陈普之说，已将识礼求仁，“事事穷其节文”的礼学实践视为“万理之节文”，与“万殊之总会”的仁，构成了理一分殊的关系。
陈普在武夷山，在泛舟九曲之后，对朱熹的《武夷棹歌》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体会，把这种体会撰成《武夷棹歌注》一卷。他认为，朱熹的《武夷棹歌》并非只是写景，而“纯是一条进道次序，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故陈普从朱熹的九曲诗中，力图寻找和辨析他的理学思想，是陈普编注此文的主旨。陈普的这一观点，后来流传到朝鲜，在朝鲜的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者系福州理工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