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政和
傅 翔
绝大多数福建人对于朱熹的了解,其实一直都不甚了了。我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我并不知道朱熹与福建到底有多深厚的关系。道听途说的又常常自相矛盾,以其故乡为例,一说婺源,一说尤溪,一说建阳,一说崇安(今武夷山),一说政和,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真正开始略为知晓是到了尤溪之后,特别是到了武夷山的五夫与建阳的朱子墓之后,我终于慢慢清晰起来。而真正完全明了则是此次政和之行,我终于把朱子与福建的渊源彻底厘清了。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朱子原籍婺源,孕于政和,生于尤溪,成于崇安,卒于建阳。
来到政和,我才知道,研究朱子,政和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时光回到宋政和八年(1118年),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及第,授政和县尉。朱松遂携家眷与其父母朱森、程氏夫人及胞弟朱柽、朱槔、两个妹妹共八人入闽到政和寓居。当时的政和地处偏僻,人才寥落,文化滞后。朱松在任及寓居政和期间,先后创办了云根书院、星溪书院,教化子弟,培养人才,首开政和教育之先河。
其时,政和与朱氏家族的深厚渊源才刚刚揭开了一个序幕。政和作为朱氏入闽首站,朱子一家三代人与政和都结下了很深的因缘。
这里不能不提及朱熹的祖父朱森。
政和八年(1118年),朱森“以先田百亩质同邑张敦颐先生”,遂举家从婺源随长子朱松入迁政和。朱森平居质朴无华,一生粗饭量腹,革鞜纳足。在游历政和山水之时,被苍松翠竹、峰峦叠嶂的护国寺那幽静与祥和的环境深深吸引。遂选清居于凤林村护国寺边,常邀当地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在寺中谈经论道,传授理学。朱森曾屡屡告诫朱松兄弟:“政邑山明水秀,风光如画,只可惜地域僻隘,教学荒疏,尔等要涵濡教泽,以开化邑人子弟,使之成为名贤诞毓之乡。”
政和乡亲感谢朱森倡导涵濡教泽,以使邑民屡有致仕升迁,故称凤林村为“先贤过化之地”,并取名为“启贤乡”。正是朱森的言传身教,使得长子朱松于宋政和八年(1118年)擢进士第、授迪功郎。在任政和县尉期间,朱松兴办书院,涵濡教泽,儒士善人,彬彬蔚起。正是朱森与朱松精研理学,才培育出一位学之集大成者,继孔孟之后又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
我一直在想,朱熹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儒,不仅在于时势,更在于家风。没有祖父朱森与父亲朱松对理学的浓厚兴趣与一脉相承,就绝不会有朱熹的集理学之大成。所以,在此还不得不重重地提及他的父亲朱松。
提及朱松,首要之地便是政和。
政和县位于闽北,是朱松历职的首任之地。县域地僻民穷,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举邑文盲充斥,名儒贤士鲜如凤毛麟角,而且民间多溺女弃婴之恶俗,乡里细民又好讼勇斗。朱松入尉政和,通过细察民情乡俗之后,决定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治理:首先,他关心民瘼,轻徭薄赋,使乡民安于农桑,人日益富;其次,废除严刑峻法,施理学教义于民,对民间诉讼多以调解以息其争,并通过说理感化,改变了政邑溺女弃婴与好讼之陋俗。不少乡民受感之后,语后人曰:“活汝者,新安朱先生也”:第三,大兴教育办书院。政和自古以来文化落后,邑中子弟除豪富之家延师就读外,没有一座像样的书院可教乡民。朱松始筑书室于县邑桥东,命其室曰“韦斋”。韦者,取古人佩韦之义以自警也。不久,又建星溪书院于桥南正拜山下,既作其职事之余读书、论理与鸣琴佳地,又为邀集饱学之士讲学会文场所。还在黄熊山麓创办了云根书院。他不仅亲自讲学督课,且延乡儒名师,以教当地生员。在朱松的倡导和努力下,政和文风崛起。按《政和县志》记载:自朱松创办书院始,政邑读书者倍增,人才辈出。
宋宣和二年(1125年),朱森病故。时因寇乱道梗,朱松兄弟官禄微薄,囊中羞涩,无力扶柩回籍,遂葬父于政和县铁山凤林村护国寺西莲花峰下。
如今,当我驱车来到铁山镇凤林村寻访朱森墓时,一切依旧是当时模样,群山连绵,松竹青翠,墓地整洁庄严。高高的笔架山横亘在正前方,给鹅卵石铺砌的朱森墓平添了无限的文气。墓前一侧的护国寺与启贤祠虽已衰败,不复见当年的辉煌,但依然在小巧平凡中透着灵秀与清幽,令人不禁想起当年朱森在此谆谆教诲的模样。
朱森的教诲无疑深深地镌刻在朱松的脑海中,朱松的一生也正是如此践行的。他为官坦荡,清正廉洁,敢于进谏,反对与金人议和,主张积极备战,收复中原。面对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志存高远、官职卑微的朱松只能履行分内之事,兴利除弊,关心民间的疾苦,治理好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也许是时运使然,也许是朱松的诗才与才能发挥了作用,自绍兴二年(1132年)始,朱松接连得到多名同僚及皇帝的赏识与器重,朱松因此官运亨通,短短的时间里先后担任了左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著作佐郎、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等要职。
值得一提的是,时值其母程氏夫人病逝,朱松立即辞官回家,为母办理丧事,并择地葬于政和县富美村铁炉岭,为母守孝三年。此时,正是朝野主和派与主战派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朱松不畏强权,毅然向朝廷上书,反对朝廷议和,痛斥主和派秦桧的乞和卖国主张。此举自然遭到秦桧党羽的排挤,朱松被贬,出知饶州。朱松忿然请辞,要了一个主管台州崇道观的闲差,不久,干脆辞官回建阳,接着,又举家来到建州(今建瓯),居住在城南的环溪精舍,直到病逝。
朱松的一生亲历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建立,从21岁出仕到47岁去世,在这27年的时间里,真正在官场的时间几乎不到一半。但是,他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始终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官场的最后三年多时间里,不顾自身利益的得失,勇于直谏的精神,以及主张积极备战,收复中原的决心和信心,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称道。
值得一提的是,朱松知识渊博,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其思想集儒、道、理于一身。朱松早年受二程(程颢、程颐)学说的影响,为北宋末较为知名的理学家,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等相友善。朱松在官暇之余,经常与浦城萧子庄、沙县罗从彦、剑浦李侗从游,时常听讲杨时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贤不传遗意。从道学渊源上看,朱松秉承程颢、杨时、罗从彦的“洛学”思想体系。在五经中,朱松最看重的是《春秋》,他的忠孝气节和抗金思想都来自于《春秋》。受其影响,朱熹也特别喜好《左氏春秋》。
同时,朱松还是个很有影响的诗人。少年的朱松就才华出众,出语惊人,诗文以不事雕饰为美,讲求超然秀发,有出尘之趣,当时即四处传诵,直达京师。朱松一生写了几百首诗,其中写政和的就有上百首,最著名有《将还政和》和《题星溪书院》。政和是朱氏入闽第一站,朱松将百年后的父母安葬在政和,视政和为自己的故乡。《四库全书》收录其《韦斋集》12卷,《全宋词》辑其《蝶恋花》词一首。
谈完朱松,该谈谈朱熹了。
朱松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病逝,时年朱熹14岁。朱松临终前把年幼的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五夫的好友刘子羽,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朱松对朱熹说:“此三人学有渊源,汝往父事之。”此后,朱熹遵照父嘱,扶柩将其父朱松安葬于崇安五夫里西塔山,投奔朱松生前好友刘子羽,专心致志地学习,广交天下贤士,再拜李侗为师。
朱熹是在父亲朱松的思想熏陶下成长的,其思想的诸多闪光点甚至直接来源于他的父亲,尤其突出的是他的爱国爱民和办学思想,更是深受其父影响。
绍兴二年(1132年)的中秋之夜,朱松一家在尤溪南溪书院的庭院里赏月,朱松指天对三岁的朱熹说:“那是天,白天发亮的那个是太阳,现在看到的是月亮。”想不到一向寡言的儿子突然冒出一连串的问题,朱熹问:“父亲,日何所附?”父曰:“附于天。”又问:“天何所附?天之上何物?”一席话问得朱松惊奇不已。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朱子问天”的典故,这个有关“天理”的孩提之问,后来竟成为朱熹一生苦苦探索的哲学命题。
绍兴四年(1134年),五岁的朱熹被朱松送进私塾读书,朱松对朱熹授以《孝经》,对他提出严苛的要求,想把朱熹培养成标准的道学儒士,把复兴儒家的重任,寄托在小朱熹的身上。当时,朱松的母亲程氏去世,迁居政和县星溪,筑庐为母守孝,朱熹随父同往。在政和的三年里,朱熹就读于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朱松在闲暇之时,经常向朱熹讲起杨时和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杨时及其“洛学”便在朱熹幼小的心灵里打下深深的印记。
朱松对朱熹的言传身教显然是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另两个记载下来的事例也印证了这一点。其一是,八岁的朱熹听父亲讲授《管子》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林;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道理时深受启发,决心秉承父亲的意愿,他亲手种植香樟,以此来激励自己的志向。其二是,朱熹十一岁时,朱松为儿子诵读《光武纪》,讲解刘秀以少胜多的故事,并手书苏轼的《昆阳赋》给儿子,述说古今成败之道理。这在朱熹心中刻下了极深的烙印,朱熹对父亲的手书也奉若至宝,一直珍藏到老。直到晚年回忆起这件事,仍感慨不已,写下《跋韦斋书昆阳赋》一文以纪念慈父的深深教诲。
可以看到,除了为官的几年,朱松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忘教导儿子朱熹,特别是在另两个儿子夭亡之后,朱松更是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朱熹身上。所以,在朱松生前的最后三年里,朱松对朱熹进行系统的经学和理学教育,花相当大的精力指点朱熹作文赋诗。而在弥留之际,才会念念不忘把朱熹托付给好友,以求再造。
正是父子情深,感同再造,长大成名后的朱熹,经常回到政和、建阳、崇安等地祭扫先人。“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这首《十月朔旦怀先陇》诗是朱熹回政和护国寺扫墓时所作,表达了他不忘遗训、追慕先贤的理想。
显而易见,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没有祖父与父亲对理学的一脉相承,没有父亲的谆谆教诲与言传身教,朱熹的旷世才华与横空出世便无法想象。当时,闽北正逢“道南第一人”杨时传承二程理学,“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闽北成为全国文化重心时期。正是因此,朱氏家族才对闽北情有独钟,而朱熹的出现才在情理之中。
如今,为了纪念朱子家族的功德,政和人民在护国寺旁建启贤祠,以祀朱森;在星溪书院北建天光云影阁,取名“韦斋祠”,以祀朱松;把重建的云根书院作为朱文公的祭礼场所,建朱子祠。每逢朱熹诞辰之日,政和人民庆祝致祭,以表达对朱子三代在政和兴办教育、传播文化功绩的怀念与崇敬。
(本文原载于《走进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