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朱松

我常常会想起朱松。倘若要画圆，这圆心在政和云根书院，而旋转的半径则是朱松。已经800多年了，云根书院遗风犹存，文化气息犹在。

走进云根书院朱子阁，正大厅里有3幅雕像，分别是朱森、朱松和朱熹。朱森是朱松的父亲，朱熹是朱松的儿子。这3人之中，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家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杰出实践者，创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可谓声名远播，家喻户晓。殊不知，朱熹之所以与闽北结下不解之缘，盖源于在政和任县尉的父亲朱松。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江西婺源县人，北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出生。宋政和八年（1118年），朱松擢进士，授迪功郎，后被任命为福建政和县尉。朱松与父亲朱森商量后，毅然变卖了家乡先田百亩，举家入闽赴任，迎养父母于政和官舍，其胞弟朱柽、朱槔也随移居政和。朱松到政和上任后不久，因担心自己性急而贻误政事，故学古人佩韦戒性，所谓佩韦，以物为戒者，知过而思自改。 朱松在尉署建一室，取名“韦斋”，旦夕休寝其间以自警，故世人称之“韦斋先生”。由于他身体力行，制治有方，民赖以安，所以政和人都称他为“既民之父母，又民之师保也。”

朱松在政和兴办教育，传播文明，首开政和文化教育之先风。地处偏远山区的政和，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经济和社会事业得不到很好发展。朱松到政和上任后，深入村寨，体察民情，掌握社会底层情况，兴利除弊，治理社会不良之风，亲自起草制定《谕民戒溺女文》，批判重男轻女的陋习，提倡男女平等，严禁溺杀女婴。朱松主动与当地社会的贤达名士交流，征求社会发展的良策，积极倡导兴办教育。他到任的第二年，在城北风光秀丽的黄熊山麓创办了云根书院，自己还亲自讲学授课，使政和的子弟在书院里系统地学习儒学、仁德、治理国家和修身养性之道。由于他知识渊博，教学态度诚恳，许多邻县弟子慕名前来聆听。这所书院后来不仅成为政和文化教育中心，也成为人们旅游观光的风景名胜。朱松的父亲朱森也是个满腹经纶的儒生，他到政和后，屡次教诫儿子朱松：政邑山明水秀，可惜地域僻隘，教学荒疏，尔等要涵濡教泽，以风化邑人子弟，使之成为名贤诞毓之乡。朱松时刻不忘父训，后又在城南的正拜山下创办了星溪书院，使全县一般百姓子弟都能进入书院学习，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朱熹年幼时，朱松常常携带他到政和祭扫先茔，留宿于云根书院或数月，或半载，朱熹就在云根书院读书。长大成名后的朱熹，经常到政和祭扫祖父母墓。一首《十月朔旦怀先陇》诗：“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是朱熹回政和凤林护国寺扫墓时所作，表达出了他勤学奋发的凌云壮志。

为纪念朱氏父子三人在政和兴办教育，传播文化之功德，后人在铁山护国寺旁建“启贤祠”，以祀朱森；在星溪书院北建“天光云影阁”，取名“韦斋祠”，以祀朱松；把云根书院作为朱文公的祭礼场所，建“朱子祠”，安设朱夫子牌位，每逢朱熹诞辰之日，政和百姓前往致祭，以表达对朱子三代在政和兴办教育、传播文化功绩的怀念与崇敬。“水绕山围隐故墟，昔贤曾此结精庐。天光不改人虽往，云影长留迹已虚。石上漫间新滴露，窗前无多旧藏书。流芳只有传家业，庙祀绵绵百代余。”自宋以来，政和百姓受朱子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逐渐形成了崇尚文化、尊重知识、民风淳朴和友善和谐的浓厚氛围，尤其民间传颂的《朱子家训》和《朱子治家格言》，成为启蒙教育的范本流传至今。

朱松为官坦荡，清正廉洁，敢于进谏，反对与金人议和，主张积极备战，收复中原。面对北宋朝廷腐败无能，志存高远、官职卑微的朱松只能履行份内之事，兴利除弊，关心民间的疾苦，治理一方小天地。面对靖康之变，北宋荡覆，朱松除了投袂而起，大恸几绝外，只能闲职在家，广泛收集《六经》和百氏群书，日夜潜修，以求国家兴亡理乱之变。绍兴二年正月（1132年），朱松闻御史胡世将抚渝东南，马上去拜谒福州太守胡世将，向其进献进据中原，匡复神州之策，受到胡世将的保荐。1133年5月，朱松到泉州石井镇当了一名监税的小官。1134年3月，朱松的学识得到了泉州太守谢克家的赏识和内翰綦宗礼的器重，经两人举荐，当年7月被召入都任试馆一职。朱松以洋洋几千言的“中兴难易先后”之说，受知枢密院事赵鼎赏识，因而除秘书省正字，循左从政郎。9月，其母程氏夫人病逝，朱松立即辞官回家，为母办理丧事，择地葬于政和县富美村铁炉岭，为母守孝三年。1137年7月，朱松守孝期满，应召入都。此时，正是南宋朝野主和与主战斗争剧烈时期，主战派右相张浚主张抓住战机，积极备战北伐；而温和派左仆射赵鼎却主张保守偏安。朱松向朝廷献上“中兴恢复大计”，正合皇意，于是下诏改朱松为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1138年3月，朱松改除著作佐郎。4月，又改任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12月21日，朱松同馆职官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6人又联名上疏皇帝，反对朝廷议和，痛斥主和派秦桧的乞和卖国主张。奏疏可谓一针见血：“金人以和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谒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宋史》）。这可以说是朝廷自南渡以来最具酣畅淋漓之气的一首奏疏。1140年3月，朱松和参政李光再次在殿前争论以后，秦桧便暗中授意党羽右谏议何铸对朱松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的罪名。3月15日，转任朝廷四品承议部的朱松，因上疏反对卖国求和，遭秦桧党羽排挤，被贬出知饶州。朱松忿然请辞主管台州崇道观，同好友范伯达翩然南归。4月，朱松辞官回建阳城关山下邱子野（朱松妹夫）家中。秋后，举家来到建瓯，居住在建瓯城南的环溪精舍，直到1143年3月病逝。朱松的一生亲历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建立，从21岁出仕到47岁去世，在近27年时间里，真正在官场上几乎不到一半。但是，他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始终没有改变，特别是居官最后的3年，他不顾自身利益的得失，勇于直谏的精神和主张积极备战、收复中原的信心，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朱松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其思想集儒、道、理兼容，一生写了几百首诗。其中写政和的就有上百首，最著名有《将还政和》和《题星溪书院》。政和是朱氏入闽第一站，朱松又将百年后的父母安葬在政和，因此，他视政和为故乡。1129年初冬，朱松携全家从建州（建瓯）赶往政和的途中作了首《将还政和》诗，诗曰：“归去来兮岁欲穷，此身天地一宾鸿。明朝等是天涯客，家在大江东复东。”这首表达他对政和的思念之情。他的另一首诗：“正拜山前结草庐，春来问子意何如。邻家借的宽闲地，整顿蓑衣剩种蔬。”表达了收复中原，结束战乱，让百姓早日过上稳定生活的忧国忧民思想情感。朱松在政和担任县尉期间，建立的“韦斋书室”，是他治学的书房。朱松对“韦斋书室”是极为看重的，他先后请老师罗从彦写《韦斋记》，友人吴郡曹伟写《韦斋铭》，其子朱熹后来也写了《韦斋记后跋》。当时闽北正逢“道南第一人”杨时传承二程（程颐、程颢）理学，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闽北成为全国文化重心时期。朱松在官暇之余，经常与长沙陆宣公、浦城萧子庄、沙县罗从彦、剑浦李侗从游，时常听讲杨时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贤不传遗意。朱松一生著有《韦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但是外集十卷已轶传，现只存《韦斋集》十二卷。直密阁直傅公为《韦斋集》作序，称“其论以为公诗高洁而幽远，其文温婉而典裁。至于表疏书奏，又皆中无理而切事情，亦为得其趣者。”

朱松教子有方。绍兴四年（1134年），5岁的朱熹被朱松送进私塾读书，朱松对朱熹授以《孝经》，并对他提出严苛的要求。在政和的三年里，朱熹就读于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朱松在闲暇之时，经常向朱熹讲述杨时和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以杨时形象激励幼小的朱熹。到了朱熹8岁时，朱松就给他讲授《管子，上篇·权修》篇，让朱熹懂得“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林；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道理。1140年6月，刘錡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以5000精兵大破十万敌兵消息传来，已寓居建阳的朱松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为朱熹诵读《光武纪》，讲解刘秀为何能以3000精兵去破王寻包围昆阳之42万大军的故事，又手书苏斌的《昆阳赋》授予朱熹，对朱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朱松最后的日子里，对朱熹进行经学和理学教育，花相当大的精力指点朱熹作文赋诗，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给朱熹决定性的影响。绍兴十四年（1143年）春天，朱松感觉身体不好，已知时日无多，临终前把年仅14岁的朱熹托付给崇安（武夷山）五夫好友刘子翚，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朱松临终前对朱熹说：“此三人学有渊源，汝往父事之。”此后，朱熹遵照父嘱，扶柩将其父朱松安葬崇安五夫里西塔山，投奔朱松生前好友刘子翚，专心致志地学习，广交天下贤士，再拜李侗为师，终成一代理学大师。

“白云有根斯人载，无边光景一时开。书声随雨出院去，墨香伴衣入心来。”离开云根书院，我随口吟起张建光先生的《云根书院五咏》。但是，我依旧在想朱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