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拳爱国心 殷殷桑梓情
——陈荣春先生采访记
廖婷婷
初次见面，便惊诧于年近耄耋的陈荣春先生面容之亲切与精神之饱满。他热情地招呼笔者一行进门——家中陈列十分简单，却收拾得整洁清新，客厅里摆放的电视机是多年前的旧款式，除了一幅傲骨的红梅画正中高挂，客厅里中最大的装饰就是装满镜框的各种留影，除了工作中与领导、友人的合影，与亲人的合照占了一大半。
亲人，一下子打开了陈荣春先生的话匣子。畅谈中他的言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尤其是对妻子的无限感激——曾经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陈荣春先生与夫人长期分居两地，算起来前后将近30年。
“哺养孩子，教育培养他们长大成才的重担完全落在我夫人一个人身上.”陈荣春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二人膝下共育有两男一女，孩子们都各有出息，大学毕业后各奔前程，成家立业：大儿子在香港信和集团任职，已定居香港廿来年；二女儿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在厦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小儿子毕业于厦大法律系之后留学于澳大利亚。孩子们的成才，让陈荣春先生十分欣慰，他由衷感激妻子的精心培育，亦感慨这其中的心酸与不易。直到1991年，送小儿子到厦门大学读书之后，陈荣春先生的夫人才到香港与他团聚。
“孙子成绩优异，提前半年被香港大学物理系录取。由于十分崇拜爱迪生，他给自己起名为‘爱迪生’以此激励自己朝着当科学家的理想而奋斗。他用英文给爷爷写信，说他做梦都想当科学家。”谈到孙子，陈荣春先生眼中闪烁起光芒，骄傲之余仿佛也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求学路，艰辛与荣耀相伴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就是陈荣春先生求学路上的真实写照。
1938年，陈荣春先生出生于福建惠安。他在惠安一中念书时，家境贫寒，每个礼拜都从家里挑地瓜到学校做饭吃，每逢春夏之交，地瓜容易腐烂，没钱买米补充，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但他个性好强，从不与旁人说起自己的困境。
“有时到周五就没粮食吃了，周六放学后还要走十几里路回家，常常饿得头昏眼花，让母亲十分心疼。”陈荣春回忆到。饥饿无法战胜他的上进意念，在学校中他刻苦攻读，成绩优异，还当过校学生会主席和团委副书记，为人处事深受同学敬佩。有些同学不经意间知道了他的窘境，在他吃不上饭的时候偷偷买了干粮放在他的课桌里，也没有署名，让他无从感谢。就这样，在这些善良的同学帮助下，他度过了那一段困难时期。每每回忆起少年时的同窗情谊，陈荣春都十分感慨，他说：“当年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的情谊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同窗情谊是最纯洁的，永生难忘。”
为了赚点生活费，他还和几个家境贫寒的同学承包了学校挑水的任务。每天下午放学后走好几里地挑30担水，到学生宿舍当洗脸水，再回去吃晚饭，上晚自修；第二天清晨5点多还要起床烧水供同学们洗漱，一个月才赚一块钱。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陈荣春一路奋斗过来。
1958年，陈荣春念到高二时由于成绩优异，表现良好，就提前出来教书。尽管如此，他依然渴望进修学习。当时一中的校长许惜金问他：“如有机会让你上大学，你高兴吗？”陈荣春喜出望外地答道：“当然高兴！”可是七月就要高考，只剩下两个月的备考时间。
他原打算报考理科，将来想当一名科学家。可是他只读到高二，用两个月补习高三的数理化课程已来不及。再三权衡之下，他放弃了自己一向感兴趣并且擅长的理科，专心复习文科知识。陈荣春虽然没有学习高三的知识，但他的底子好，经过两个月废寝忘食的备考，他参加了高考。
“胸有已成之竹,山无难劈之柴”——果不其然，8月份陈荣春便收到了北京外交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北京外交学院排名在清华、北大之前，在全国只录取数量有限的优秀考生，高考六门学科，陈荣春的成绩平均每科93分以上（当时满分为100分），万中选一靠的绝不是运气！陈荣春先生谦虚地说自己并不是天才，学习环境也十分艰苦，他能成功靠的完全是自己的勤奋好学、持之以恒。
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苦学始终贯穿着陈荣春先生的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至今他仍坚持天天读书、看报，每天平均学习4小时以上。
1964年，为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外交部从培养未来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交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挑选了五名学业和品德兼优的学生到英国进修，陈荣春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并且，他由于表现突出被选为组长。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奋发攻读，英语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身处异国他乡，他们生活十分节俭，平日里粗衣粝食，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争取早日学成回国为祖国服务。
当时有欣赏陈荣春先生才能的英国老师询问他为什么不留在英国工作，但陈荣春先生对他说：“中国有句俗语：子女不嫌父母穷。现在我们努力学习，就是为了将来报效祖国。‘宁怀故国一抔土,不慕他乡万两金’，这是我的诺言，我要用一辈子去践行我的承诺。”
那个年代在英国进修的留学生们，就是坚持着“宁怀故国一抔土,不慕他乡万两金”的信念，怀揣着对祖国的一片孺慕之情，努力学习，一心只为报效祖国。
当市长，正气与政绩并存
陈荣春先生在欧洲工作了8年。在瑞典时，作为大使翻译和外交官，他多次参加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那时他才20多岁，却身兼多职——大使翻译，办公室主任，同时是外交部当时最为年轻的外交官之一。期间曾参加中(国)加(拿大)建交谈判；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首届环境会议；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时，主管新加坡事务，其间曾三次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出席在曼谷和马尼拉召开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年会。
他曾以国际学者的身份应邀赴美国访问，与美国人座谈了近三个小时，他用英语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情况。美国人十分诧异：在中国竟有这样的人才？陈荣春先生笑着回答他：“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我对你们美国的了解，比你们对我们国家的了解多得多。我会讲你们的语言，你们不一定会讲我们的语言。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发展起来，就是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如此铿锵有力的语言怎不让人感到振奋！
“这是1978年随同邓小平同志出访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这是当时任职晋江地区行署副专员……”、“1986年的时候当选泉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
陈荣春先生指着客厅里的合影，回忆起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他曾是泉州地改市后的第一任市长。80年代的泉州概括起来就是人口多，土地少，底子薄，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发展起来是举步维艰。陈荣春先生任职市长期间，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每天工作时长达到16个小时。泉州是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历来有从商的传统，又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从泉州的实际出发，他提出要发挥泉州侨、台、文、商的独特优势，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经过全市人民的奋力拼搏，泉州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陈荣春先生肩负600万人的重托，任务十分繁重。他笑称要管15个字，即：“工农兵学商、党政军民群、吃喝拉撒睡。”大到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小到居民停水停电等琐事，他都从不怠慢，尽心尽力地为人民办事。他的从政座右铭是：“秉公办事，为民谋利，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在泉州任职时，陈荣春的夫人在市政府大院当一名普通的花工——从未听说过有哪一位正厅级市长夫人是在政府大院当花工的！毫不夸张地说：这应该在全国范围内特属一例。“我的夫人是非常典型的惠安女代表，吃苦耐劳，相夫教子、安守本分，从不会因为我当市长而提出不符合党纪、规定的要求。我的兄弟姐妹，至今都生活在农村，他们也从未因我当市长而向我提出非份的要求。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陈荣春先生三个孩子读书期间，他们尊敬师长、热爱劳动、奋发学习、团结同学，也与普通孩子一样，从不对外提起父亲的职务，也不因自己是市长的子女而享受任何特权——“秉公办事，为民谋利，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四字方针，真正被他贯彻实施到了极致。
回大陆，香港“首富”根系祖国
若说最让陈荣春先生津津乐道的一段经历，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进入过渡时期的关键阶段，陈荣春先生受中央政府的委派有幸到香港任职。他担任过香港新华社外事部长，中英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英土地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土地基金委托人，为香港回归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香港陆地面积很小，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可说是寸土寸金。香港中环有一块土地拍卖时，一平方米价格高达96万港币。香港过渡时期，邓小平同志英明地指出要防止英国人把土地卖光，把财政掏空，成立了中英土地委员会，负责每年审批香港的土地供应。在香港过渡时期，没有经过中方代表的批准，港英政府一分地也批不出去。所以，在香港过渡时期中方代表为香港同胞、为特区政府保存了一大批宝贵的土地资源，而陈荣春先生也被香港的报纸戏称为“土地公公”。这是他们为香港同胞，为香港的经济发展，为香港的民生改善，为香港的环境保护做出的宝贵贡献。
香港寸土寸金，卖土地的钱要是存进银行就会贬值，所以经过中央政府同意，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陈荣春先生是受托人、法人代表，与另外两位委托人，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过渡时期运作这一笔资金。在“精心经营、分散投资、降低风险、争取最高回报率”经营方针的指导下，基金以2%黄金，15%现金、35%股票、48%债券组合在全世界14个金融市场包括瑞士苏黎世、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日本东京、新加坡等地投资。当时，他们聘请的美国投资顾问公司认为这种投资组合，大概五年内，一年打平，一年亏损，三年盈利。但在陈荣春先生等委托人和基金秘书处整个团队共同精心运作下，这个基金年年盈利，成为亚洲最大的机构基金。每年赚的钱，费用扣除后最少一年赚了27亿。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年赚了150多亿现金。香港回归的时候，陈荣春先生把这一笔来之不易的资金百分之百地、安全地移交给特区政府。大家估计是多少钱？1996亿港币，近2000亿现金。陈荣春先生说：“这是邓小平同志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个成果是大家用汗水换来的。”有人开玩笑说陈荣春先生的签字很值钱，“陈荣春”这个签字值2000亿。
在香港任职期间，李嘉诚曾多次邀请陈荣春先生到他公司总部晤谈，并戏称他为香港首富。可以说，按当时的市值，陈荣春先生凭借当时管理的资金是当之无愧的“香港首富”，但是他谦诚地告诉李嘉诚先生：“李先生，感谢你的夸奖，我管理的土地基金，每一分钱都是香港同胞的，我陈荣春受中央政府委托，是义务劳动，分文不取，我的工资是中央政府发的。”
香港回归的时候，香港报纸报道了中央政府委派的受托人为了香港同胞，一年365天，精心管理资金，殚精竭虑，分文不取，这种高风亮节，让香港同胞十分感动。香港回归以后，陈荣春先生面临着多种选择：可以继续留在香港，或回外交部，或到国外去当大使，也可让人家聘请；也可回祖国内地。陈荣春先生说：“香港回归祖国，我回归大陆。”他就这样回到了内地，回到了福建家乡。
当时曾有位巨商极力聘请陈荣春先生到他公司任职，开出1200万的年薪，并给他提供在香港中环一整层的办公室，在山上和海边还有一幢别墅等丰厚条件，陈荣春先生都不为所动。
“共产党员的声誉是无价的，我作为外交官的人格也是无价的。”他始终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干部。落叶归根，香港回归祖国，陈荣春回归了大陆，实现了他终生的诺言。
重教育，为家乡责无旁贷
在惠安县城南郊，有一所风景怡人的学校，依山傍水，惠黄公路沿校门前面而过。教学建筑楼飘着书香雅韵的气息，规划合理、错落有致的布局，为学生们创造了宁静致远、优雅先进的学习环境。这所学校的建成，亦与陈荣春先生有着极深的渊源。
当时在香港，陈荣春先生的能力与为人，都令李嘉诚先生十分钦佩。他们二人有次晤谈时，李嘉诚先生问起陈荣春先生的家乡，陈荣春先生心系家乡的发展，侃侃而言。李嘉诚先生问他：“陈先生，你的家乡最需要的是什么？”陈荣春先生告诉他：“我的家乡在福建惠安，家乡有句古训：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除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外，最需要的是兴办教育。”李嘉诚先生主动询问建立一所学校需要多少资金，陈荣春先生说大概要一千多万元。李嘉诚先生便提出要捐献1500万给陈荣春先生到家乡——惠安，建立一所中学。陈荣春先生说学校要以李嘉诚的名字命名，李嘉诚先生谦虚，再三推辞。经过商议，陈荣春先生建议以“嘉惠中学”来命名，李嘉诚先生欣然接受，这就是嘉惠中学的由来。“爱国、进步、求知、诚信”的校训也是陈荣春先生与李嘉诚先生共同商定的。
当时的1500万是天文数字，但对社会公益事业充满热诚的李嘉诚先生并没有丝毫犹豫。可谓：文翁再世，泽披后世！
嘉惠中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了。2002年嘉惠中学被确定为福建省二级达标学校，经过14年多的创建，学校的德育、体育特色鲜明，先后获得全国陶研先进集体、全国射箭重点学校、福建省“绿色学校”等一百多项集体荣誉。陈荣春先生回到大陆后，1998年他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这期间他仍然十分关心嘉惠中学的建设，曾多次考察学校的环境，听取学校建设情况汇报，与学校师生亲切座谈，为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在与嘉惠中学老师座谈时，陈荣春语重心长地告诉老师们为人师表要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同时，殷切期望嘉惠中学能够肯定成绩，正视现实；振奋精神，拼搏进取；同心协力，各尽其责；创先争优，振兴嘉惠，努力创建一级达标中学。
在嘉惠中学建校十五周年庆典的时候，陈荣春先生应邀发言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惠安有句古训：“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同学们作为祖国的未来，只要志存高远，刻苦学习，持之以恒、奋发进取，将来就能成为国家需要的各级人才，为国家和家乡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绵力。他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辛劳，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峰”，以此来勉励学生们。
陈荣春先生告诉笔者：“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当看到孩子们奋发攻读，积极向上；看到青年企业家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他由衷地感到欣慰。他十分感叹地说：“在日益发展的环境下，沐浴着祖国发展的春风，享受着越来越利民的政策，还有企业家们互相的鼓励和支持，会造就各类人才和企业家，为家乡、为祖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如今的陈荣春先生已迈向耄耋之年，但他心系家乡建设，关注教育发展的赤子之心怎不让人感到钦佩！
在与陈荣春先生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笔者发现他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的同时，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高度责任感。陈荣春先生以生动感人的话语将他对祖国和家乡那份沉甸甸的热爱和始终如一的执着娓娓道来。
（本文源发于“世界惠安人”微信公众号，稍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