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曾得周恩来指示……
周伟亮
厦门，距离高雄 165 海里。
1945 年 11 月 7 日，立冬，厦门还是秋高气爽。从 9 月初集结到这里筹划渡海返乡算起，李友邦率领的“台湾义勇队”已经在厦门足足等待了两个月。这一天，租来的船终于可以启航了，“台湾义勇队”的小伙伴们期待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前的 1945 年 8 月 23 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立即召集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及台湾、澎湖的日军最高指挥及全权代表，于 9 月 2 日之前齐集南京接受命令。从东京湾的受降典礼，到南京的受降典礼，日本投降的历史性场景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中国政府收复被日本窃取 50 年之久的台湾进入倒计时。
“台湾义勇队”——活跃于祖国大陆的唯一一支主要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在完成了助力祖国大陆抗战的历史使命后，即将开启新的征程——返回台湾参与接收和重建。
台湾义勇队在厦门训练（本文作者从台北复制）
复 疆
南普陀后山一块巨石上镌刻的 “复疆”一词格外醒目，那是 1945 年 9 月“台湾义勇队”集结厦门期间李友邦题写的。李友邦之子李力群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这样解释父亲题词的含义：“复疆就是收复疆土。祖国统一，是父亲一生的梦想与追求。”厦门地方文史学者洪卜仁认为，“复疆，代表了当时台湾人民的心声，就是恢复祖国的疆土。”
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1906-1952）
李友邦祖籍福建厦门，1906 年出生于台湾北部的芦州李宅，祖父 曾在清朝为官，因不满清政府割让台湾而愤然离职，家庭的言传身教，使李友邦从小就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深感不满。1924 年 4 月，在台北袭击了日本警所遭通缉之后，18 岁的李友邦逃离台湾，考取广州的黄埔军校。
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李友邦主持了左翼色彩浓厚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派人回台湾宣传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情势，激励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并动员台湾革命青年到广州学习。 1926 年，李友邦经日本返回台湾，动员一批青年到大陆参加工作。之后不久，李友邦在上海遭日本政府逮捕，后因证据不足判决无罪，转而到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日语老师。1932 年，李友邦因牵涉共产党的活动，在杭州遭国民党逮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此后几年时间，关于李友邦的活动很少见诸记载，直至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抗战爆发。
李友邦认为，散居在祖国大陆各地的台湾同胞不少，特别是全国性抗战爆发以来，数百位台湾同胞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日本籍），被福建国民党政府集中在闽北的崇安县（今武夷山）垦荒，如果能将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必然一举多得。此前，同样来自日本殖民统治地区、散居于中国大陆的朝鲜革命力量，在汉口成立了“朝鲜义勇队”从事反日政治工作。李友邦决定效仿“朝鲜义勇队”的做法，成立“台湾义勇队”，他首先将目光集中到闽北大山中的这群台胞身上。台湾义勇队女队员在武夷山留影。
台湾义勇队女队员在武夷山留影
李友邦来到福州，经由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介绍，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同意李友邦将集中在崇安县内的台湾人带到浙江，并提出三点支持意见：“一、他们既然愿意参加抗战，很好，政府可予以各种方便、各种补助；二、若一部分不能立刻工作，欲留崇安，政府当予以补助，使其生活安定；三、出而参战之家属，政府可酌予给养”。这样一来，“台湾义勇队”成员的来源问题得到解决。
抗 战
浙江金华酒坊巷 18 号一座老房子的门口，悬挂着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题写的木制牌匾“台湾义勇队纪念馆”，馆内有李友邦铜像以及从各地收集而来的老照片和文物百余件。1938 年秋天，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协助下，李友邦开始在这里筹备成立“台湾义勇队”。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后，浙江省军政机关内迁，金华成为战时浙江省的军政中心，义勇队在此成立，比较容易得到浙江军政的支持。另外，协助义勇队成立的共产党员骆耕漠曾经撰文写道：“（中共）省委决定，金、衢距前线较近，应协助李友邦把台湾义勇队设在金华。”可见，选择金华作为“台湾义勇队”所在地有多重原因。
1939年初，周恩来到金华参加第三战区会议，期间听取共产党员张毕来、骆耕漠、邵荃麟等关于李友邦拟成立台湾义勇队的工作汇报后，指示：“关于台湾义勇队的事，要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据此要“通知李友邦，让李友邦去找黄绍竑（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请黄绍竑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周恩来还明确指示说：“要尽量避免暴露这个工作与我党的关系，否则容易影响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原打算就成立义勇队的工作与李友邦面谈，后考虑到为不暴露义勇队与共产党的关系，减少义勇队批准时的人为阻力，遂取消计划。
台湾义勇队文献（本文作者从南京复制）
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民族的力量救亡图存。1939 年初，“台湾义勇队”正式成立，短时期内先后有数批共 160 余位台籍志士加入队伍，其中近七成来自福建崇安。
“台湾义勇队”并非以武装抗日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医务、生产、政治、宣传为主要工作方向。义勇队一方面依靠成员熟悉日语的便利，翻译日军文件，审讯并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另一方面，义勇队开展医疗救助工作，在浙江金华、衢州、兰溪以及福建建阳相继成立4 家医院。根据队员特点，李友邦制定了包含瓦解敌军、教化日俘、贡献特殊技能、从事宣传、号召台胞到大陆参战及组织前方救护队六项重点任务。
“台湾义勇队”在工作时的表现有目共睹，尤其医疗方面的杰出业绩给当地人民留下良好印象。随着工作的推进，义勇队也逐渐扩大，截至 1943 年 5 月，共有队员 301名，其中 95%以上来自台湾，另有 17 位队员来自浙江和福建。“台湾义勇队”下设总务组、指导训练组、编辑通讯组、驻渝通讯组、闽南通讯组 5个组和 3 个区队，每个区队分别设立3 个分队。
7-15岁孩子组成的台湾少年团（本文作者从台北复制）
值得一提的是，义勇队还专门设有少年团，少年团的孩子们，多半是卢沟桥事变前后随家人到祖国大陆的，年龄7-15 岁不等。“我们配合队员上前线、对敌喊话，童音童语 有时候很有效的。俘虏抓过来之后，我们少年团的团员用日语去访问他，还慰劳伤兵和将士”，台湾少年团成员曾东升在台北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说：“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是台湾当地人参加祖国大陆抗战的一个正规队伍，目标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返 乡
台北中山堂前的广场上，矗立着一块“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碑文写道：“抗战期间，台湾人民不但积极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亦曾赴大陆参与抗战，组织台湾义勇队，打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的口号，为抗战胜利贡献力量。”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台北中山堂（当时称为台北公会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中国战区 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将第一号令传达给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短短 5 分钟的仪式，结束了日本对台湾 50 年的殖民统治，台湾重入中国版图，史称“台湾光复”。这一天，等待渡海返乡的“台湾义勇队”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台湾光复。
此前的 9 月 3 日，李友邦派遣副队长张士德搭乘美军飞机已先期抵达台湾，并在台北宾馆升起一面中国国旗，分离 50 年的宝岛上空，第一次飘起祖国的旗帜。 9 月 7 日，义勇队总队部由龙岩迁到漳州，随后陆续集中到厦门，准备返台。11 月 7 日下午 3 点，第一批 120 余名“台湾义勇队”成员登上一条租来的民船，这条民船是1938 年建造的，竣工当天，日军攻占了厦门，船主给它取名“华光轮”，寓意中华儿女要光复失土。
“华光轮”开足马力驶向茫茫大海。出海几个小时后，天气突变，在猛烈的暴风雨夹击之下，船身剧烈颠簸，15 名台湾义勇队队员落水，不幸罹难，返乡之行随之搁浅。追思会上，李友邦几度哽咽，几分钟可以念完的讣文，他足足用了半个小时，现场的气氛无比沉痛。
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副总队长张深切与三青团台湾支部干部合影（本文作者从台北复制）
一个月后，李友邦率领劫后余生的“台湾义勇队”再次出发，于1945 年 12 月 8 日抵达高雄。165 海里的返乡之路，李友邦和他的伙伴们等待了 3 个月，牺牲了 15 人，代价极为惨重。返乡之后，“台湾义勇队”帮忙维持治安，也协助接收日本人留下的财产，直至 1946 年 2 月被下令解散，这支台胞参加祖国大陆抗战中人数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队伍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原载于《亮说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