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清代班兵制与福建戍台将士

汪毅夫

连横《台湾通史》记：“清人得台，改设府县。调兵分防，以总兵一员，驻府治；水师副将一员，驻安平；陆路参将二员，分驻诸、凤；兵八千名。澎湖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皆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谓之班兵”。我们知道，“召募土著”是清代地方军队（俗称绿营）的组建原则。然而，清代在台湾实行的却是班兵制：兵“皆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谓之班兵”。我们读《清实录》，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有谕：“进剿台湾官兵，冲冒险阻，远涉波涛，效力甚久。今海逆方平，即行裁去，实属可悯，理应存留”。由此可知，施琅统帅的福建水师“进剿台湾官兵”，是清代首批福建戍台将士；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先后有“闽省各营官弁前调防台湾、澎湖”、“兵丁换班之船”等语，由此可知，其时已经实行班兵制有年；清康熙六十年（1721），有谕：“至驻扎之兵，不可令台湾人顶补，俱将内地人顶补。兵丁妻子，无令带往。三年一换。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员，前往台湾巡查”，由此又可知，其时班兵制已经成为厉行的制度。康熙帝实行台湾班兵制的用意，正如清代台湾名人陈震曜所指出的：“各省兵丁，俱属土著之人。惟台湾开辟之初，户口仅数十万，沃野千里，民愿为农。彼时招募土著之兵，亦无有应之者。加以郑氏甫平，续有小丑，恐土著在伍，有通匪之虞。此当时调遣内地班兵戍台之深意也”。陈震曜是台湾嘉义县人，清嘉庆十五年（1810）优贡。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200余年间，每三年就有一批成千上万的福建将土跨海戍守台湾，厥功甚伟。福建戍台将士中有许多人为抵御外敌、平定内乱献出生命，也有许多人因疫病失去生命。在台湾、在福建迄今留存多处福建戍台将士义冢和藏骨塔。例如，位于福建闽安的“戍台故兵义冢”，安葬135位福建戍台将士的遗骸。他们是福建闽安协左、右营（汪按，清代绿营分镇、协、营、汛等单位）将士，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随钦差大臣沈葆桢渡海戍台，为台湾防务等事务战死或病死。清廷后来准许班兵“年愈四十无子者”搬眷随军（刘良璧：乾隆《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又许兵丁就地娶亲（余文仪：乾隆《续修台湾府志》，该书所录《恤赏条例》规定：“兵丁娶妻及子女婚嫁，各赏银三两”）。据台湾学者报告，有些退役班兵遂因家口在台而定居焉，其后裔有以“提标”为祖籍地、以“提标祖”为神明者（汪按，清代总兵及总兵以上官员率领的绿营兵称标兵，故有督标、抚标、提标和镇标等称）。

附带言之，清代科举制度规定，各省乡试每三年凡一举，台湾秀才若有意考取举人，须到福建省会福州参加乡试。于是，每三年就有一批数百上千的台湾秀才到福建，科举制度成为闽、台人员交流的固定管道。清代班兵制亦然。试想，每三年就有一批文人从台湾到福州、又有一批武人从福建各营到台湾，这是多么闹热（闽南语，热闹也）的历史情景！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