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清代台灣的山地社學

汪毅夫

清代台灣方志裡，康熙《台灣府志》至少有三個版本：蔣本（蔣毓英本）、高本（高拱乾本）和周本（周元文本）。因此，提及康熙《台灣府志》當精確到書名號後第二字：康熙《台灣府志》蔣本、康熙《台灣府志》高本或康熙《台灣府志》周本；乾隆《台灣府志》也至少有三個版本：劉本（劉良璧本）、范本（范咸本）和余本（余文儀本），提及乾隆《台灣府志》也當精確到書名號後第二字：乾隆《台灣府志》劉本、乾隆《台灣府志》范本或亁隆《台灣府志》余本，有如數學上之精確到小數點後第2位也。我手頭只有康熙《台灣府志》蔣本和高本、乾隆《台灣府志》范本。康熙《台灣府志》蔣本記：“台灣府社學三所，兩在台灣縣東安坊，一在鳳山縣士塹埕，俱系知府蔣（汪按，蔣毓英）捐俸建立，延師儒教誨窮民子弟”。康熙《台灣府志》高本所記社學則有了倍數的增長：蔣毓英捐建的3所，加上“康熙二十八年台廈道王效宗置”的1所、“康熙二十五年縣令（汪按，諸羅縣令）樊維屏所設，教番童”的4所，凡8所。乾隆《重修台灣府志》范本所記社學又有一番倍數的增長：蔣毓英捐建的3所，諸羅縣知縣劉作楫“奉福建巡撫張伯行命”建的7所、“彰化縣社學”1所，另有“土番社學”47所，凡58所。

本文討論的清代台灣的山地社學，即上記文獻所謂“教番童”的“土番社學”。社學始於元代。元制，五十戶為一社，每社設社學一所，延師講授《孝經》《小學》《大學》《論語》《孟子》；明代社學收十五歲以下兒童，講習冠、婚、喪、祭之禮，及經史歷算等；清代以“州、縣設學，都在城市，鄉民居住遠，不能到學”，議准“於大鄉巨堡，各置社學”。清代台灣的山地社學創始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台灣府學首任教授林謙光（1687—1691在任）《台灣記略》有“今道府設立社學，教誨番童，彬彬有文學之風”語記其盛。雍正二年（1724），黃叔璥《台海使槎錄》亦記：“肄業番童，拱立背誦，句讀鏗鏘，朱離之習頓革”。孫武水《赤嵌竹枝詞》有詩並注曰：“漸消粗獷漸怡新，大傑山頭立社師。海宇同文臻雅化，愛聽童子誦毛詩（土番向不知書，自隸版圖後，還淳向文，一洗粗獷陋習。設社師教番童，四書五經皆能成誦，間有應試事，大加獎勵，同文之治，蒸蒸盛矣）”。雍正十二年（1734），“巡道張嗣昌建議各置社師一人以教番童。令各縣學訓導按季考察”。清亁隆年間曾任台灣鳳山縣學教諭的朱仕玠，在其《小琉球漫志》記曰：“熟番歸化後，每社設有番社學，師悉內地人，以各學訓導督其事，每歲仲春，巡行所屬番社，以課番童勤惰，凡歲、科試，番童亦與焉。自縣、府及道試，止令錄《聖諭廣訓》二條，擇其嫻儀則、字劃端楷者，充樂舞生。間有能為帖括者，通計四縣番童，不過十餘人。道試止取一名，給予頂帶，與五縣新進學童一體簪掛。初，熟番有名無姓，既准與試，以無姓不可列榜，某巡台掌學政，就番字加水三點為潘字，命姓潘。故諸番多潘姓，後別自認姓，有趙、李諸姓”。清光緒年間，何澂《台陽雜咏》有注曰：“番童向只取佾舞。光緒丁丑歲試，丁中丞取進番童陳寶華一名，撥入府學，以示鼓勵，並附片奏明”。光緒丁丑為光緒三年（1877），丁中丞即丁日昌，時在署理福建巡撫任上。這年，丁日昌以署理福建巡撫兼理提督學政身份主持台灣童生試之第三階段的院試，錄取一名高山族秀才陳寶華，撥入台灣府學，並向朝廷報告。

附帶言之，歷史事實表明，清代對台灣居民的中國文化教育，從城、鄉乃至山地，無遠弗屆。然而，李登輝及其追隨者在台灣推動“去中國化”教育已歷30餘年，已發生惡劣的影響。今天，掌握台灣史的話語權、講好中國台灣史的故事，抵制和消除“去中國化”教育的流毒，乃是對台工作的重要一環。我願反覆說明這個意見。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