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科举的周边

汪毅夫

台湾作家张大春《离魂》（海豚出版社，2010）一书里有《离魂》《扶乩》《场中少一个》《放枪》4个短篇涉及科举，也涉及科举的周边。                              

关于科举，张大春描写科举之一般环节：春闱、秋闱，正科、恩科，童生试的县试、府试和院试，在学生员的岁试和科考等，也记录科举的个别情节。如，《放枪》里的张天宝“到京师入北闱应试”即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入住会馆，“过后不久，李、王、徐忽然跑到张天宝的屋里来，李四劈头就问：阁下今番应考，是个贡生的资格？还是监生的资格？”这里涉及了科举的个別情节。清代各乡试单位（最初设定15个，后逐渐增至18个，所谓“内地18省”）里，只有顺天府举办的乡试面向全国、考生主要来自外地（并不限于“北地诸省”），考生的资格则主要是贡生和监生。清初确定顺天乡试中额168名，其中贝（贡的部首）字号115名用于录取贡生为举人，北皿（监的部首）字号48名（南国子监裁撤后，南皿号38名也归并于北皿字号）用于录取监生为举人。                           

至于科举的周边，张大春点明了科举涉及的若干周边文化关系。                                     如，科举与占卜。

张大春在《扶乩》里说：“一般说来，扶鸾故事多与求取功名的愿望有关。从最基层的文墨考试，到国家抡才举贤的殿试，都传出与鸾仙有关的故事”。扶鸾也叫扶乩或扶箕，是一种占卜巫术，“其一般作为，必须有三个人。一个是主持请驾、迎迓、问讯乃至文字说解工作的道师，另两个就是双手扶着十字木架的道童，顺势推移，木架下方一根延伸出来的垂直方向的尖木棍也就跟着游走，棍尖着沙，移动时留下痕迹，道师则站在一旁读出旁人看不懂的内容，以为求问者解惑焉。”张大春讲了扶乩的“一组故事”，故事里考生问的是考题、是谁中谁不中。《离魂》里的陈登“再赴江宁参加江南乡试，无意间遇见了个相面的术士，硬是强拉着奉送了他一相”，这里的相面也是同科举有关的占卜巫术。

又如，科举与会馆。同科举有关的会馆也称试馆，主要设于京城和省城。当然，也有会馆同科举无关，如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址在广州城西魁巷（今解放中路魅巷23号内）的广州外江梨园会馆，就是艺人的会馆。张大春在《放枪》里写道：“这一年逢着大比，最便宜的居住之处就是各个容留北地诸省来京赴试的会馆了。可是会馆早就被前来应试的考生占满，更不许停留闲人”，张天宝在“专门照应山西老乡士子的会馆”住下，“会馆里住的都是士子，要不就是伺候士子而寸步不能离的书童家丁”，发榜的那天夜里，“忽然间会馆里外识与不识的人多了起来，各色衣着光鲜耀眼的报录邀赏之人络绎不绝，潮涌而入”。报录又叫报禄，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说：科举发榜后，“报喜的人，各处都名曰报喜的，而北平则曰报禄，这也有它的原因。北平旗门的规矩是，凡娶新媳妇过门，头一夜必须在床上铺一块白绸子或白布，房事后绸子上有红，这叫见喜，即刻派人到娘家去报喜，而娘家之门且不开，报喜的人必须在该胡同中，大声喊报喜的来了，由这头喊到那头，本家才开门，请进去喝茶或喝酒。所以多喊者，为的是全胡同的人都听见，知道他家的姑娘真是处女”，“相传有旗人升了官，有人去报喜，他大怒说，我家沒有姑娘出嫁，报的什么喜”，“所以凡进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升官等，不能说报喜，必须说报祿”。

此外，科举与捐纳、科举与职官、科举与幕府、科举与考题、科举与弊案、科举与青楼等，也经张大春点了题。

附带言之，本文是系列讲座《科举的周边》之引言。张大春点的题，以及张大春未点的题如：科举与俗谚、科举与故事、科举与教育、科举与戏曲、科举与文学、科举与社交等，且容我好好备课，一一道来。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