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一峰—— 闽北渡台传教第一僧
闽台两地佛教和民间信仰渊源深厚。明清以来，大批汉族居民移居台湾，其中不少明末遗臣和僧人在岛内创建草庐，布道传教； 闽南居民则将原乡神带入台湾，立庙以祀。台湾的众多寺庙中，弥陀寺与闽北渊源深厚，参与这座寺庙扩建的有来自武夷山的僧人一峰。
台湾的寺庙可追溯到明代荷据时期。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杂记志九》载： “在广储东里， 大道公庙，红毛时建。”广储东里即今台南县新化镇，红毛即荷兰人。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卷六《祠宇志》载：“荷兰据台，与漳泉人贸易时，已建庙广储东里矣。”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台湾最早的庙宇(卢嘉兴《台湾最早兴建的寺庙》)，表明荷据时期大陆移居台湾的居民就已经把宗教信仰传入台湾。
明郑时期，佛教通过明末遗臣或僧人传入台湾，代表人物有李茂春，沈光文、僧人一峰、陈永华等，有名称的佛教寺庙和传教场所有梦蝶园、竹溪寺、龙湖岩等。弥陀寺是明郑时期台湾的寺庙之一。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载：“弥陀寺，在大东门内永康里。伪时建……”“伪”是清廷对郑成功子孙的诬称。连横《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载：“弥陀寺。在大东门内。明延平郡王郑经建。”他还说，弥陀寺是“东都最古之寺 (连横《雅堂笔记》卷6《台南古迹志》)。据此分析， 弥陀寺始建于郑经据台时期 具体时间在永历十六年五月至三十五年正月(1662-1681年)之间。但创建者另有其人，清嘉庆十年（1805年）《重建弥陀寺碑记》载：“郡东古寺，颜曰‘弥陀’， 由来旧矣。考昔擅樾洪公，布施捐造，历今百有余年……” (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湾文献丛刊第218种)上溯古余年正好是郑经据台时期，创建者为洪施主而并非郑经。同时，弥陀寺也不是台湾最早的寺庙， 因为荷据时期的台湾已建有寺庙。
弥陀寺初创时，因规模较小，称“室”而不称“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台湾县第三任知县王兆升(江苏通州人)在弥陀寺附设书院，弥陀室书院由此得名。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之二《规制志》“书院”载：“弥陀室书院，为台令王兆升建， 肖像祀焉。在台湾县永康里，康熙三十一年建”。弥陀室创建时栽植花木，环境优雅，风景怡人，是人们游园吟咏的好去处。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九《外志》“寺观(宫庙附)中说：“弥陀室在附郭之东。庭宇幽静，佛像庄严；傍植槟篁，名花芬馥，可供游咏。”凤山县人张仙客所赋的《弥陀室避暑》(限韵调)“木兰花慢”词曰：“凌茫然万顷，忽一叶抵平芜。正宴集南皮，觞飞河朔，时候无殊，选胜遍寻乐国，望弥陀，静室汗收珠。好伴二三知己，应教空谷维驹。偏从海外探蓬壶，谁论—身孤!任员峤高深，瀛洲缥渺，也是平途，欲上琼楼玉宇，逢六月，且暂息良图。兀坐萧然有得，咏归日已将晡!”(高拱乾《台湾府志》卷十《艺文志》康熙四十七年任澎湖游击的江都(今扬州市)人张 也赋诗一首：“参差摇竹影，胜地造香林。不觉尘方净，能生兴转深。佛坛着妙相，午盘向清音。佳境应难得，还同坐夕阴。”(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卷六《祠宇志》)。渡台官员或游览寺庙，探幽寻胜；或避暑纳凉，畅怀古今：或借景抒情，吟诗作赋……
武夷山僧人一峰增建弥陀寺是在康熙末期。这是因为弥陀寺从郑氏时期创建以来，已历时50多年，寺宇颓落，僧徒离散。一峰东渡入台，见此光景，萌生重振弥陀寺的意愿；他寄托形迹、招徕众僧四处化缘，在监生董大彩增建中堂的基础上，扩建西堂和僧舍，使弥陀寺初具规模。在他的带动下，弥陀寺不仅庙宇楼阁一新，而且还置起庙田，寺庙法事得以维持。王礼、陈文达《台湾县志·杂记志九》“寺庙”载：“弥陀寺，(在)邑东郊外。年久倾圮，僧徒散去。僧一峰至自武彝山，有志重兴，托迹偏厢募化，以供香火。”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卷六《祠宇志》记载更为详细：“弥陀寺……岁久倾圮。康熙五十七年，监生董大彩鼎建中堂。五十八年，武彝僧一峰募建西堂及僧房，监生陈仕俊倡建西堂。有寺田(坐凤山县嘉祥里阿 甲，尾园一所)载租谷七十二石。又园一所(坐寺后)，里人黄士甫、曾亨观捐置。”台湾学者考证，“武彝”即武夷。《台湾私法人事编》中第三款“宗教”载：“弥陀寺，在东门内永康里，年久倾圮。康熙五十八年僧一峰至自武夷，募化重兴。”
弥陀室经过董大彩和武夷僧人一峰连续两次扩建重修，规模扩大，同时改“室”为“寺”，到此游览吟咏的文人墨客增多。乾隆六年(1741)任巡台御史的张湄就有五言律诗二首，其一曰：“宦迹重溟外，游情半日闲。妙香禅室静，灌木鸟音蛮。种叶常书偈，留云早掩关。稍闻烹水法，容我坐苔斑。”其二曰：“何必远城郭， 已空车马尘。因心川共逝，触指月如轮。客愧乘槎使，僧兼卖卜人。他时期再访，幽梦或通津。”(连横《台湾诗乘》卷2)同年彰化县令费应豫也赋诗曰： “马首从东转，禅扉一径荒。柳阴垂古井，花气近回廊。擘荔频倾碧，烹茶浅泛黄。山僧无俗韵，尽日检医方。”(同上，卷3)又有秀才黄廷光)游弥陀寺，赋《花朝游弥陀寺》云：“联步禅林眼欲迷，枝头簇簇绕东西。游人队里探花信，社燕飞来蹴絮泥。到处中和饶好景，谁家红紫不成蹊。弥陀散出天香满，唤醒流莺百啭啼。”乾隆七年任巡台御史的书山则有七言律诗一首：“秀色园林夕照明，浮岚卷尽竹烟清。去来小蝶花间舞，断续秋蝉叶底鸣。几处平台凉影淡，数层敞榭翠涛倾。耽幽衲子应间坐，读罢楞严诗又成。”(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卷六《祠宇志》)弥陀寺成为康、乾时期与竹溪寺 、海会寺、法华寺并称的名刹。
弥陀寺自明郑时期创建后，时兴时废。乾隆年间(1736-1795年)台湾糖业崛起，在弥陀寺设立糖间公所，以净室充作会议所，同时寺庙仍具有诵经法会功能，当时一位法号照明的僧人驻锡于此，诵经绘画。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五《外编》“方伎”载：“释照明，号喝若，漳州人。驻锡弥陀寺，日夜课诵不辍。时写兰菊，飘逸绝伦。”弥陀寺成为传播佛教和传统文化的场所。嘉庆四年(1799年)董事黄钟岳再次对弥陀寺进行重修，到嘉庆十年(1805年)竣工。此次重修，“费银六千余两”，“规模大廓前基，禅房兰若，宝殿珠林，殆与法华，竹溪并称海外胜概。” (《重建弥陀寺碑记》，黄典权《台湾南部碑文集成》二，台湾文献丛刊第218种)不仅如此，从嘉庆四年重修以来，各方所赠匾额众多，有“弥陀寺”、 “西方圣人”、“大雄宝殿”、“一片慈云”、“鹫峰正气”、“慈云献彩”、“西来意” 、“超然世界’及对联“法雨洒瀛东，溥沾世界； 慈云光海表，提醒沙门”，俨然成为一方名刹。咸丰八年(1 858年)三月，住持正麟师和董事长益捐募铸“莲唇型”铜钟。民国15年(1926年2月），有地方士绅黄欣、黄溪泉两昆仲重修，至民国17年竣工，并勒《弥陀寺重修碑记》此时的弥陀寺， 已是“殿宇宏敞，花木明瑟”(连横《雅堂笔记》卷6《南台古迹志》“弥陀寺”)、“花木幽邃，为郡治冠”(连横《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不过，连横对弥陀寺的赞美是一时的，民国时期的弥陀寺曾一度被作为办公的场所，因而他也发出“佛法凌夷”(连横《雅堂笔记》卷6《南台古迹志》)的慨叹。
闽台两地神缘一脉。闽北是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洗礼的地区，佛教南传闽北的历史在福建也最为久远，其中武夷山列为“华胄八名山”之一。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武夷僧人一峰盘桓闽北的足迹，但他跨海传承法脉，成为闽北渡台传教的第一僧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