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明勋的台湾岁月
袁勇麟
叶明勋自1945年10月5日赴台，至2009年11月21日在台北逝世，他人生的三分之二历程在台湾岛上度过。叶明勋对台湾的感情，正如他在《忆事怀人》一书自序中所说：“苏东坡在谪居惠州时曾有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他对惠州产生了亲切的乡土情感……台湾之美，台湾之为人赞颂，决不止荔枝三百颗，对我来说，这种感受，早已是‘不辞长作台湾人’。”
一
抗战期间，叶明勋由福建协和大学推荐到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受训。结训后，战事蔓延，无法回到学校工作，他就在重庆参加中央通讯社招考，并以优异的写作表现和外语能力，被中央通讯社编译部录用，开始他终身以之的新闻事业。
叶明勋
1944年4月，抗战接近尾声，中国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调查与筹备收复台湾的机构，陈仪担任主任委员。陈仪在为《台湾军事接收总报告书》做序时指出：“自开罗会议宣言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归还我国，三十三年四月,主席蒋公设台湾调查委员会,命余主其事延揽专家剖析台情加以研讨军事而外,旁及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胥有接收之方案，迨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国府命余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于是台澎之收复,乃入实施的阶段。”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负责行政接收，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负责军事接收。
1945年9月28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与美方联合成立前进指挥所，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兼任主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诵尧兼任副主任。10月5日，前进指挥所与美军联络组人员，分乘5架美军运输机抵达台湾。叶明勋作为随团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在飞机上一路拨云排空，横跨了半个中国，从重庆越过长江两岸的重峦迭嶂，然后飞越波涛澎湃、一望无际的东海。飞机上的每个人都满怀振奋情绪，翘首以待早点抵达台湾。叶明勋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这不是杜甫感叹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劫后余生，而是涵蓄着雄壮、激昂、豪迈、欢跃与充满希望的多种情愫，仿佛置身神游于那个光芒万丈、举世瞩目的开国年代。那种境界，真为胜利后千万人所向往。”
飞机一落地，叶明勋很快就在10月5日发出第一条新闻稿：“台湾省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中将，与副主任范诵尧少将，及总部美军联络组参谋长伯格上校等五十余人，于今日上午八时十五分大雨中，由渝分乘美运输机五架抵台。机行一小时许，天即放晴，十二时四十五分到达上海江湾机场，稍事休息，并添油后，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即继续起飞，于四时五十分抵达台北之松山机场。由渝至台北共行八小时三十五分，飞机降落松山机场时，在场欢迎者有我航委会台北地区空军司令林文奎、日台湾军参谋长谏山少将、海军参谋长中泽少将、宪兵司令官上盾少将、总督府外事部长守屋、日人代表河留烈、日台胞代表黄逢平、李瑞汉、陈煌、台湾省中华总会馆会长李书佳等多人。葛主任下机后，由林司令分别介绍后，谏山参谋长等即首先立正，向葛主任行礼，葛主任回礼后，即由谏山参谋长陪往机场休息所进茶点，茶点毕，葛主任范副主任及随行人员，即乘车往南营资料馆休息。车过台北沿街时，均有日军布岗并举手致敬。大公报记者费彝民、李纯青、中央日报记者杨政和，同机抵此。”
叶明勋之所以赴台，据他回忆与中央社萧同兹社长有关。“我为什么来台，这是要追溯到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的那一段渊源。当时我服务于中央社总社，与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杨绰庵时有交往。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政府任命杨氏为哈尔滨市长，中央社在那里将设通讯网，杨氏很重视此事，希望中央社能派我前往主持，为此特走访社长萧同兹先生，但未为萧社长同意，他认为新闻工作不宜涉及私人情感，说明我是福建人，以派往光复后的台湾较为适宜，我终于受命为中央社台湾特派员。其实我是福建浦城人，不谙日语，也不会讲台湾话，一切只凭责任感和勇气，勇往直前。”
光复初期，台湾百废待兴，与祖国大陆的电讯联系十分不便。过去中央社特派员赴各地采访，都配有报务员携带无线电，随时传送新闻回社。但叶明勋此番单枪匹马赴台，并无报务员随行，好在他早就做好准备工作。叶明勋回忆：“当时我从报道到接管，都是赤手空拳，排除万难，所幸电讯在重庆时便已洽定，由空军先遣人员设在松山的电台协助拍发，重庆空军总部收到后即转中央社总社编辑部发稿，翌日便在海内外见报。我感到很荣幸，因为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条新闻是我撰发的。”当时同行的其他记者只能靠船运送稿，消息明显落后于他。
叶文心说：“他在那时候之所以能够抢得到很快，也是因为他往往在做计划的时候，他能够先往前想到两三步。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能够预先见到一些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呢，他在主持舆论或者是在发表言论的时候，他也就能够从细处着手，而能够从大局着眼。”叶明勋这种办事谋划在先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每天睡前把翌日应办事项条列写在小卡片上，卡片随身携带，做完事，即销去一项。甚至连隔天要穿着的衣服、搭配的领带，也都准备妥当，以求对每一件事都应对从容。叶明勋说：“不打没有准备的仗。”
作为一个需要采访的一线新闻记者，叶明勋在台湾首先必须突破日语和闽南话两道语言障碍，而且孤军奋斗，但他时时未忘所肩负的重担，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关心着台湾，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着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手消息。
他感动于台湾同胞虽经日本人50年之残酷统治,但缅怀祖国之热情仍极为炽烈。前往接收人员将到台湾的消息传出后,“男女老幼群集车站,等待欢迎,候至黄昏,虽风雨不顾,热情至为感人”，“最令人难忘的是，当我在政府尚未接收以前去参观小学时，那里的教师们还是日本人，他们仍旧口称中国为‘支那’，当场便有学生起立驳斥，‘我们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支那人’，理直气壮”。
1945年11月13日，叶明勋和大陆记者团一行来到日月潭附近的临江上村参访，少数民族少女表演杵臼舞及唱五谷丰收歌欢迎记者团，部落首领告诉他们，“自日人宣布投降后,族人莫不欢欣若狂并争先到埔里市区购买彩旗庆祝台湾光复”。叶明勋感慨万分：台胞可爱，遇记者团如近家人，真是令人热泪交流。在台北，他见到八名山地少数民族代表与陈仪会面时提出要求，希望能组织访问团往南京拜谒中山陵,并盼能由高山移至平地与其他台胞共同生活，足见台湾少数民族归附之心至切。
台湾各地都有如火如荼庆祝光复的纪念活动，大街小巷，人潮如涌，有的扶老携幼，手舞足蹈，有的慨话当年，感激涕零。虽然物质匮乏，仍可看到处处都在搭建富有中华传统色彩的牌楼，张灯结彩，彩旗飘扬，“大的、小的、挂的、竖的、手里擎的，也有误被倒置的，与各人脸上的笑容，相映而成的普天同庆的画面，比什么精彩的报道都来得真切而动人了。其他如舞狮、高跷、歌仔戏、傀儡戏，也不时地在锣鼓声、爆竹声、欢笑声中交错地出现，任何庆典，无此盛况”。
不仅如此，为了满足大家学习汉语的强烈需求，书店开始大量翻印《论语》《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幼学琼林》之类的通俗读物。作家吴新荣在《文化在农村》一文中写道：“光复当初我们时常走到学校里，看看学童上课的情形，那时候最使我们感激而兴奋的不外是：用我们的语言，写我们的文字，教我们的子弟，这个事实。”针对当时适用教材缺乏，“台岛各中小学学生如获得一本中国史或中国地理课本,咸视如珍宝,不上20页一册之国民书籍,在市上亦以高昂之价格出售”，叶明勋希望政府尽速从大陆运来史地书籍。 
叶明勋报道台湾受降新闻 
叶明勋赴台介绍信
当时台湾街头随处可见国语补习班的招牌林立，不分男女老幼与贵贱，朝朝暮暮，大家都在抓紧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知名人士林献堂家里有客人来，如遇国语广播时间，他都要对方稍等，先听过广播、学好国语后再接待客人。也有人力车夫在等候客人时，在街旁拿出国语教材，借听商店放出的国语教授节目，学习国语。《台湾新生报》记者姚隼在采访中发现当时社会大众都在认真地学习国语：“台省的国语运动已相当普遍，公教人员和学生不用说了，就是商店里的店员，工厂的工人，以及仆役下女们，都在学习，连我住的那个公家宿舍的一个管门人，每天晚上都在热心不懈地念着国语呢。”叶明勋指出，“目前台岛各地国语训练班,收费既高,发音亦未必准确”，撰文呼吁尽快选派优秀国语教师及运输大批国语留声机片来台。
叶明勋欣慰当时从大陆来台的接收人员与台湾同胞相处如水乳交融，十分和谐。接收人员足迹所到之处，当地民众无不竭诚地欢迎与接待，那种出于内心的真挚情感，坦率而亲切，如逢久别的亲人，或问字，或学习国语，或探询大陆的情形，虽因词不达意，表现得木讷一点，但从来没有隔阂。最有趣的是，根据《台湾新生报》的一项统计，“光复后的一年，彼此通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五十年来台湾小姐下嫁日人的总数”。
叶明勋为此发出感叹：日本虽然统治台湾五十年之久，它所攫取的只是台湾的物质，所改变的只是台湾的外貌；中华文化的“根”，仍在台湾民间孳生着，中华民族的血，仍在台湾同胞身上沸腾着。
叶明勋不但急需尽速将台湾光复最新的消息向全国报道，而且还负责接管日本同盟通讯社台湾支社，并将它改隶为中央通讯社台北分社，同时发布中文、日文两种不同语言的新闻稿件供台湾其他媒体采用。在台北分社主任任上，叶明勋一方面加强收发电讯的功能，印发新闻稿，以供《台湾新生报》和台湾广播电台采用；另一方面，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花莲五地设办事处，扩展报道领域，通讯网遍及台湾全省。
二
叶文心在《走过一世纪——怀念我们的父亲》一文中写道：“战争的时代是枪杆子当道的时代，我们的有点饥饿的父亲却始终相信笔杆子的力量。他相信多元的舆论，与多方观点的报道……新闻界的名言，是报纸只有一天的生命，世界上没有隔夜的新闻。父亲作为新闻人，自然得学会抢快、抢先、抢独家，然而他同时更相信，要在非常的时刻作出色的报道，那么平常就得静下心来，做一点平实的耕耘。他也相信成功的报道是有历史生命的报道。如果要发这样的稿子，就得多累积些知识、多培养点眼光，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多多研究其中相关的人物与问题的关节。”
在台湾中华日报社长任上，叶明勋统一该报台南台北两版社论、副刊，撙节开支，并请名家杨幼炯、潘公弼、黄雪邨等主持社论。同时，增辟体育、娱乐两版，副刊侧重专栏的连载，风格上力求突破，陈定山的名著《春申旧闻》，即刊于此时。有“江南才子”之誉的陈定山，工书，擅画，善诗文，1948年赴台，他在台湾《中华日报》副刊连载风行一时的《春申旧闻》，陈子善认为在台湾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春申旧闻》系列’既以专写近现代上海十里洋场而独树一帜，群起而仿效者就有《上海闲话》（刘雅农著）、《上海滩忆旧录》（卢大方著）等多种，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台湾‘海上怀旧热’。台湾新文学作家对‘《春申旧闻》系列’也有所借鉴，李昂的名作《杀夫》就从《春申旧闻续集》之《詹周氏杀夫》篇中汲取了灵感”。陈定山自己也说：“最快活的是，《中华日报》台北版，本仰给台南版，自《春申》发刊以后，北版销数激增而南部版反仰给于北版的转载。”
在担任《自立晚报》社长六年期间，叶明勋积极推进改革，他晚年回忆当时懔于良知驱策，励精图治，革新业务：“①重视社论。②增辟小方块新闻内幕报道。③参照美国丹佛晚报（Dinver Post），每日刊登读者正反面意见投书。④每逢周末附增画刊。”这些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在他接手之初，《自立晚报》的发行量每日只有五千多份，广告每月收入只有五万多元。六年之后他离职时，报纸发行量每日已增至两万多份，广告每月收入增至一百二十多万元。
对于新闻行业的辛苦酸甜，叶明勋冷暖自知，深有体会。他在祝贺台湾《中国时报》创刊四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报业有异于别的行业，它有光华绚烂的一面，也有艰辛苦涩的一面。它不可以一日松弛，也不可以片时疏怠，随时都需要如拉紧着弦的弓，弓上的箭，不可以乱发，不可以不发，一点都不容有半点的差错。”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社长，台湾《中华日报》董事长，“中央社”董事长的台湾资深媒体人黄肇松，特别提及在20世纪90年代主持台湾《中国时报》编务期间，叶明勋曾多次提醒他要注意报道的正确：“一名医生误诊医死一个人，固然令人心痛，一篇错误的报道却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而且终身难以回复。”
叶明勋不仅在新闻行业功成名就，而且在新闻教育领域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新闻专才。早在1955年，叶明勋就和成舍我、于右任、王云五、萧同兹、林柏寿、黄少谷等人一道发起筹办世界新闻学院。1956年，先设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成舍我担任董事长兼校长，叶明勋为董事。1960年，改制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萧同兹担任董事长，成舍我仍任校长。1964年，叶明勋担任董事兼副校长，并兼报业行政科主任，后接任董事长。1991年8月改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1997年8月，获准改名为“世新大学”，孕育了数以万计的新闻专业人才。世新大学陈清河校长说，叶明勋大胆放手让教师能专心投入研究与教学，世新大学才能有如此重要的转变。2006年世新创校五十周年庆典之后，叶明勋以九十四岁高龄辞卸董事长，功成身退，董事会仍其聘为名誉董事长。2008年10月15日，以新闻传播教育建校的世新大学授予叶明勋名誉博士学位，他也是世新大学成立52年来获颁名誉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实至名归。叶明勋在颁授仪式上，还不忘调侃：“我都九十六岁的人了，今天在这里拿到这个光荣的头衔，是不是在吉尼斯世界纪录簿上可以带一笔？” 幽了自己一默。
叶明勋认为：“从实务到教育，使我深切地体会新闻从业人员所需涉猎的知识范围极为广泛，到处都是学问，新闻记者有时便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感觉，不时需要充实自己。新闻教育的路，真须有任重而道远的承担。”叶明勋深感遗憾的是，当年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他曾向傅斯年建议台大增设新闻学系被婉拒，傅斯年认为新闻学系缺乏学术基础，有待斟酌。
2009年9月1日是台湾的记者节，TVBS新闻台特别制作了专题报道《报人活历史 叶明勋记者典范》，指出：当一位记者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是在最重要的新闻现场见证历史？还是有机会为几家报社掌舵？是开创媒体新事业？还是深入校园培育下一代人才？是还原的历史真相被肯定？还是成为政府的最高咨询顾问？不管答案是什么，叶明勋通通做到了。
三
虽然叶明勋在台湾很快就退出采访编写的第一线，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他的笔。他勤于读报，每天阅读各类报刊十余份，而且坚持写日记，并出版了《感怀集》系列等多部著作，记述了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所思所想所感。叶明勋自谦这些文字都是来台以后，在忧患的岁月中，“凭一己的良知与关怀，以身历世局沧桑、人事盛衰之变，留下一些真实的纪录”。
叶明勋追怀故旧的文章，不同于一般行状体例，乃是对人物风骨行谊的刻画，往往寥寥数笔，透过对具体细节的简洁交代，所描写的人物风貌跃然纸上。如他写黄少谷平时无暇运动，七十三岁时才开始学打高尔夫球，曾作诗自嘲：七十三岁学打波，波不听话可奈何，十次挥杆九不着，得意之作两丈多。这首打油诗风趣幽默，传诵一时。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首任主委黄纯青德劭学丰，为各方所重，但爱讲话。某次婚礼，致辞将近一小时，从祖先由闽如何迁台及当前成就，光宗耀祖，巨细无遗。新郎新娘，久立不支，贺客不耐，陆续散去。后有亲友婚礼，便避免请他证婚。某次，他参加婚礼，以未能当上证婚人为怪，当司仪于婚礼进行时，宣读贵宾致辞，他就应声上台，贺客见此场面，怕他言辞疲劳轰炸，都悄悄离去。
有一段时间，叶明勋和叶公超成了邻居，叶公超非常疼爱叶明勋三女一子，而且没大没小爱跟他们开玩笑。叶明勋小女儿文兹就读台北中山女高，每天清晨背着书包上学，出门时总会遇见正在散步的叶伯伯，她在前头走，叶公超就在后面跟。叶文兹怕他那人人都认识的脸孔，回头说：“叶伯伯，你别跟我嘛，你太讨厌了。”她越害怕，叶公超越爱逗她：“谁说我讨厌，我非要跟你走一段路不可。”
叶明勋还在《一代奇才叶公超》一文中，透露他与叶公超之间的一段未遂的合伙秘辛：他们两人都稍懂得吃道，于是商议合开一家鸭面店，用两人的姓氏，取名“二叶庄”。他们很当一回事地策划着，地点也择定在台北南京东路与吉林路交叉口的空地上，准备以竹片围成别致的店面，里面隔成两部分，一部分专卖鸭汤面，佐以各种中国酒及肫肝卤菜等等，另一部分则出售叶公超的字画。可惜这个“二叶庄”鸭面店，只是他们两人一时兴之所至的设想，后来无疾而终，如果梦想成真，台北将多了一处网红美食餐厅。
叶明勋念旧情，也惜旧物。他在担任台湾联广广告公司董事长期间，友人在东京银座文具店看到百乐牌的新型钢笔，是当年的畅销品，就购买一支送给叶明勋。见他迟迟未加使用，好奇地问他为何不用新笔，叶明勋回答：“等旧笔用久了再换，这支笔是叶公超当年送给我的帕克笔，已用了20年。”
叶文心认为：“解严以后的文字，文笔更勤，时评的参与更为深入，一反父亲多年在文字上的自律。他所发抒的，难道是他在台湾积累了近半世纪的感想？”叶明勋对台湾社会的乱象忧心忡忡，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指出台湾社会只见科技教育的光芒，道德、人文教育却是黯然无光，并叹息：“譬如八年浴血抗战，居然有人不知是什么事，如此青少年，与数典忘祖何异？难道我们的教育只限于经济建设的成功吗？”
他发现台湾社会变化太多太快，过去农业社会所存传统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开始动摇与嬗变。尤其是解严以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凸显另一种奇观，如一群无缰的野马，放诞蛮横，目无遮拦，到处乱闯；如遭大地震，岌岌欲坠。不仅一切在变，还出现种种乱象，“意识之乱、声音之乱、秩序之乱、形象之乱、暴力之乱，乱到无以复加。在一片迷惘昏暗的乱象中，我们仿佛找不到文化的影子”。
他对海峡两岸关系的观察与建言，尤其值得重视。在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甚嚣尘上之际，叶明勋痛斥台独分子数典忘祖，撰文指出，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渊源，这种文化力量，精深博大，源远流长，历久而不衰，无远而弗届。台湾的根在大陆，无论民族的根、文化的根，与大陆剪之不断，不能断，亦不可断，“这是我们生聚于此的人，面对着两岸的风云，都须有此共识的”。他说：“历史上那些入侵中国的异族，当初虽凭其蛮方的武力所向披靡，但到后来终于为中华民族所同化，中华民族所恃者何？就是民族所发蕴的文化力量。”他对两岸的融合发展抱有深深的期待之情。
叶文心说：“父亲在台湾有过各种头衔。但是他所衷心自我期许的，始终是一个新闻从业员。他是一个观察者，不时纪录所闻所见。他是一个评论者，相信士大夫应当有守有为，直言不讳。”
四
1995年8月，在赴台半个世纪之后，叶明勋提到自己住在台湾，历经战争、暴乱、行旅、疾病等多次的劫难，很侥幸地仍然健在，真像一场梦，那么的惊险，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多彩多姿，于是，“想到古人有‘久住西湖梦亦佳’的诗句，这里不是西湖，但对我来说，台湾并不逊于西湖，台湾的新闻事业有无数的梦在环绕着我，如说‘久住台湾梦亦佳’，也足以陶然寻求自我解嘲了”。
在叶明勋心中，人伦价值最讲究“真”字，在当年白色恐怖的年代，直言直语传到有心人的耳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引来祸端，与众不同的话语在庸人的耳里，也可能罗织成文字狱。他对戴着面具虚伪之人极其痛恨，对传统儒家风范加以歌颂，正是对若干时代人物的反讽。叶明勋回忆台湾“戒严时期”从事新闻业，每天小心翼翼，如履春冰，如蹈虎尾，容不得半点闪失。蒋介石在世期间，在他每年10月31日生日的前后日子，为了避免触霉头，台湾报纸电影广告的片名，凡遇有“死”“亡”“鬼”“魂”“妖”“魔”“斩”“杀”“伤”“刀”“剑”等凶邪字眼，一律挖空留白，造成满版开天窗，蔚为奇观。
台湾当局甚至经常借故炮制一些没有根据的事由,给人罗织罪名。原籍福州的报人童轩荪，1930年在天津与董显光合办《庸报》，因喜爱绘画，曾先后组织“五州漫画会”“神州漫画会”，是民国年间提倡新闻漫画的先驱之一，抗战期间担任上海《神州日报》总编辑。台湾光复后，1946年赴台，曾创办《时报杂志》。还在台北市衡阳街开设仁丰华行，在台北和天津之间从事茶叶、中药等商品贸易，并不时为香港《新闻天地》《旅行杂志》等刊物撰稿。由于经商平日人脉宽广，1949年间大陆赴台亲友经常前来求助，遂引发注意。1949年11月8日凌晨3点多，情治人员以“查户口”名义闯进童家到处翻搜，最后找到一本翻译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封面印有“马克·吐温”的字样，怀疑是“马克思”家族所写，以童轩荪“持藏匪书籍，思想左倾”为由，判处感训三个月，但实际上前后一共关了9个月零6天。叶明勋在1951年7月至1955年7月担任台湾中华日报社社长期间筚路蓝缕，刚赴任就面临员工欠薪达三个月之久，急待补发，第一天晚上到中山北路台湾中华日报社上班，裤子也被那条冒出弹簧的旧椅子戳破了。不仅如此，更艰巨的是，当时“文字狱”频发，令人提心吊胆，有一次该报竟将头条新闻标题的“蒋总统”三字，误刊为“蔡总统”，幸而及早发现，不至于酿成大祸。还有一次又将“大陈义胞抵基隆”的“抵”字，误为“押”字，排字工人惟恐祸将及己。
其实，叶明勋的最大劫难来自于他担保的小舅子严侨出事。新中国成立前，严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组织成员。1949年8月福州解放后，他接受派遣于10月以探亲名义赴台，当时台湾出入境管理极严，需有人作保，于是叶明勋为严侨作保。1950年，严侨到台中一中任教，担任数学老师，在学生李敖的眼里，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当时正处在叛逆期的李敖十分欣赏严侨，他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给严侨，信中细述自己成长的历程、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讨厌等。严侨看后，对李敖有所劝慰，两人交情因此非同一般，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彻夜长谈。台中一中不时有老师被当成“匪谍”逮捕入狱或神秘失踪，人人自危。有一天晚上，严侨借酒浇愁，喝醉酒哭得很深沉，在感情平复之后他告诉李敖：“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1953年严侨被捕，1955年3月7日，以“为叛徒搜集有关军事上之秘密未遂”被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叶明勋因为是严侨的担保人遭到牵累，以“知情不报”论罪，于是辞去台湾中华日报社社长一职，赋闲在家。
叶明勋工作照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过的学生李敖一生桀骜不驯，但他对叶明勋赞赏有加：“我发现叶明勋这样一个好人，与人为善，也是在白色恐怖中所需要的人。我是英雄人物，叶明勋不是英雄，可是他暗中帮了我很多忙，像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感谢蜡烛给你光明，可是不要忘记在黑暗里手持蜡烛的那个人。”
叶明勋见证了台湾一个时代的新闻史，有如一部活历史。黄肇松认为，叶明勋的一生，主持过的公民营媒体、传播机构、广告公司、公益团体、媒体监督组织及新闻教育机构不计其数，没有一家是他的“私人产业”，但他却像一棵大树庇护他同时代的人和后进者。
2009年11月21日，叶明勋与世长辞，马英九在12月18日签署的褒扬令中，称赞叶明勋“慧性机敏，博物通达。天纵奇能高华，饱览古文翰墨，卓荦出群，赫然有声”，“屡拓传播新域，覃思嘉谟，开启广告事业先河；强化媒体功能，直议谠言，导引民主开放社会。爰筹办、改制世新大学，涵濡品格伦理教育，厚植新闻专业人才，言教身教，陶镕鼓铸；传道传薪，沾溉后昆”。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4年第6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