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

汪毅夫

鲁迅翁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却也见过“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地报到村里来”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的道理，听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乡下来避难了”的消息，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赵大主R忙”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勒石的泉州《青阳乡约记》里说:“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类，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乡约制度，古已有之。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但不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自约、互约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又称约首、总理等)，“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在闽南乡土社会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 始、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改为“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据《青阳乡约记》，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未三十联魁科第“其为约正”也，年仅30余岁。他是明嘉靖八年即有科举功(1529年)进士，属于“士类”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勒石的南安《乡约社学记》也说，南安各乡之乡约也“择乡之库士秀而有文者，使摄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摄乡约之役。由于“士类或有非“年高”者如庄用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李光地特地在《丁西还朝临时公约》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巨约正调停老则为从公迅守碧全黄长功惩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类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临时公约》。在台湾，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有科举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

科举制度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在闽南民俗、民谚和民间文学作品里也有留存。例如闽南中秋“博状元饼”的节庆习俗，就是对科举之途博取功名的模仿。饼分一秀、二举、四进、三红、对堂和状元，一一对应秀才、举人、进士、探花(一甲第3名进士)榜眼(一甲第2名进士)和状元(一甲第1名进士)。中秋博饼，取的是“秋闺夺元之兆”，乾隆《台湾府志》记:“是夜，士子递为宴饮赏月，制大饼名为中秋饼，朱书元字，掷四红夺之，取秋闹夺元之兆。”实际上，不仅读书人和读书人家，其他人和其他人家也热衷参加博饼以取“秋闺夺元之兆”因为科举制度是开放、公平的，对乡土社会各成员也是开放和公平的。闽南民谚秀才人情纸一张”(自作字画送人是秀才的交际方式，喻君子之交或世态炎凉也)秀才讲人话，举人打官腔”(秀才不失乡士社会成员的身份，举人可以是官员或准官员)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举人社会地位高收入也高)、“人怕老债怕讨，秀才怕岁考”(岁考是各省教育行政长官提督学政对在学生员的考试，每三岁凡二举，考后二、三等有奖，四等以下有罚甚至被黜“一名透京城”(入京中进士一举成革)、名)、“家伙了，秀才无”(科举之路艰难老试失败陷干闲顿米街+地公头顶戴官帽”(台南米街出了施琼芳、施士洁父子进士，是当地荣耀)等，其内涵和背景都同科举制度相关。至于闽南民间文学作品容我举《畅所欲言》为例。这是泉州秀才杨介人用闽南“俗语缀成”、闽南“老妪都解的奇书，收文21种，写作的时间跨度为1897一1907年，曾在泉、厦、漳、台流传。《畅所欲言》一再语涉科举制度，尤其是科举罢废后的社会情形，如“有穷书生旧以钞书度日，转(赚)了三百二百，就有乌米白米，自无小考场，无人倩钞小书目停科科、友无教书，无用切校，又无处转(赚) 食，十分枯燥无考科举一废，书房兄改途趁食，有个学命卜，有个学山医，各人行各路”等。涉笔成趣，是很精彩的“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讲精彩的“清末科举制度与闽南乡土社会”讲义。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