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85.唐代莆田港口经济兴起与海上贸易发展

一、港口经济兴起

莆田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枕山面海，码头众多，港口优势突出。魏晋时，“海潮直至南山（今凤凰山）之下，波光山色，互相动荡”，莆田郡城就处于海边（（明）周瑛、黄仲昭：《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页）。宋代史学家郑樵曾有诗曰：“一泓澄澈照人间，明月团团落古湾。”“唐代，南海蕃船入境通商。唐大和八年（834年）奉谕任由蕃客入境，自为贸易”，“南北洋海堤修筑之后，莆仙沿海港口就成为过往贡舶的重要停靠口岸”（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0页）。 “内澳蒲口及江口、枫亭为海外通商货物、商客的集散地”，这种天然的地理优势为海上贸易创造了条件（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至唐代，莆仙两县开辟了蒲口港、白湖港、涵头港、迎仙港、黄螺港、小屿港、青螺港，港口经济兴起，推动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二、海上贸易发展

莆田对外贸易起源于隋代，发展于唐末和五代十国。唐初，朝廷实行朝贡制度，凡贡道、贡舶和贡货均由官方统一管理。海外各国贡使将奇珍异宝海运到东南沿海，在朝廷指定的港口办理手续。据史书载，唐初“过境的贡船多停泊莆口、枫亭、涵江、江口，互市销售”。

唐贞观（627—649）年间，对外贸易日渐扩大，莆田港口蕃客渐多，陆续有外国商人在境内收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荔枝干、龙眼干、蔗糖、陶瓷、铁器、纺织品等，双方采取易货方式交易。据史书载：“唐初，城厢开始对外经济贸易，境内的蒲口港（今城厢一带）已是当时莆田最大的海港。”“由商户或蕃舶直接采购货物，互市经销。……多以易货贸易为主。”

唐大和八年（834年），唐文宗诏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要求“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东南亚各国的“蕃船、蕃货按律缴纳舶脚、收市、进奉，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境内以江口待宾馆、枫亭驿招待贡使、蕃客及海商贾”，海上贸易兴起。

唐中期，莆田对外经济交流日渐扩大，“莆仙沿海成为过往贡舶蕃客的重要停靠口岸。当时江口、莆口、端明（今涵江）、枫亭已成为易货互市的繁华集镇，设有待宾馆和枫亭驿，招待官差、蕃客。大型船舶曾直驶进莆口（今城厢区南门、筱塘一带）”（吴怀祺：《郑樵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唐开成（836—840）年间，朝廷逐渐放宽海上贸易限制，欢迎海外商人自由入境经商，外来“蕃货除收取碇税（舶脚）和选卖给宫廷所需外，任其于集市往来通流”，允许“由商户或蕃客直接采购货物，互市经销。（莆仙境内）主要交易集市有莆口（今城厢）、江口、端明（今涵江）、枫亭及沿海岛屿，多以易货贸易为主”，海上贸易逐渐繁荣，莆田港口出现了“击毂摩肩”的场面。

唐代宽松的外贸政策，既促进了莆田海上贸易的兴起，又加速了莆田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莆田海商队伍的形成。据史书载，唐末莆田商人开始移居海外，如莆田九牧林蕴公后裔林八及就迁徙新罗（今韩国）谋生。

五代十国时期，莆仙两县沿海港口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江口、白湖、涵头、宁海等码头吞吐量日渐扩大，港口经济日渐繁荣。据《福建商业志》载，唐代“福建的福兴漳泉四大平原得到开发，商业逐渐发展。隋开运河之后，唐设馆驿，辟险阻，内地与福建的交通与货运日趋便捷。中唐理财家刘宴称：‘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

王审知主政期间，广纳人才，包括徐寅、黄滔、翁承赞等莆籍士人均在其麾下任职，他还实施“称臣中原、交好邻国、提倡节俭、减轻赋役、奖励通商和保境息民”的立国方针，采取“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的轻徭薄赋政策和“招来蛮夷商贾”、开港兴市的对外开放战略，福建沿海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据史书载，闽王委任张睦“领榷货物，睦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招来蛮夷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特别是王延彬（王审知侄儿）任泉州刺史期间，“前后二十六年，岁屡丰登。复多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借之为利，号招宝侍郎”。

南唐统治闽中时，漳泉节度使留从效、陈洪进先后割据闽中南地区，秉承闽国的海上贸易政策，“开通衢，构云屋（货栈），……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蕃国，收金贝而还，民甚称便”。莆田的江口、白湖、涵头等港口，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三、进出口商品

唐代，莆仙两县通商通航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主要有东亚各国和东南亚部分岛国，进出口商品种类比较简单。唐初，莆田通航的国家北至新罗，南达南洋诸岛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地区等，经常有使者、商旅往来，舶来品如象牙、犀角、珍珠、香药、玳瑁、龙脑、白、红、沉香、肉豆蔻等，行销京都各地。

唐贞观（627—649）年间，莆田出口商品以陶瓷、丝绸、帛、葛布、棉布、铜、铁等手工业品为多。莆商与蕃客的易货买卖，通常以“陶器、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9页）。“唐大和八年（834年），奉谕任由蕃客入境通商，时进口商品有珍珠、象牙、甘蔗和贡物奇货”（涵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涵江区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中唐时期，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口商品以奢侈品居多，主要有药材、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翡翠等奇珍异物。据史书载，“宋平江南，（陈）洪进以泉、漳等州观察史，遣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纳表归宋。朱维幹：《莆田县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这些乳香、象牙、龙脑等奇珍异物，均为东南亚各国的商品。

唐代，莆田输出之物，以蔗糖、荔枝干、桂圆干、茶叶、食盐等农产品和丝绸、瓷器、铁器、白银等手工业品为主。

四、贸易航线

唐代，莆田海上航线可分为国内航线和海外航线。国内航线可分为南航线、北航线和东航线。南航线，即莆仙沿海至泉州、漳州、广州等地；北航线，即莆仙港口至温州、宁波、华亭（上海）、江都（今扬州）、山东和天津等沿海港口；东航线，主要前往澎湖列岛和台湾等地。海外航线有两条：一条是前往日本、新罗和琉球群岛等东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另一条则是前往暹罗（泰国）、占城（越南中部）、安南（越南）、印度、三佛齐等南海航线。

闽国时，莆田造船业发达，商船越造越大，航线越走越远。据史书载，“闽国榷货务张睦，体恤商艰，招徕海舶。‘利涉益远’，北至新罗，南达南洋诸岛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等国，都经常有使者、商旅往来”，莆田境内形成了一支专门漂洋过海的海商队伍（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商业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莆籍诗人黄滔的《贾商》诗写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这反映了广大海商不畏艰险、追波逐利、常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