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莆田卷）84.唐代莆田农业开发与海洋经济发展

隋唐之前，莆田地旷人稀，交通不便，“古称荒地，居民所属闽七种之人，寥寥无几”，没能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莆田乡土地理》卷上《第三课·居民之始》，美兴印书局1921年版，第1页）。境内畲民居住在深山老林，地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穷山恶水，“非有城郭邑里”（《汉书》卷六十四《严助列传》）。一些沿海渔民住在海蚀洞中，采用鱼筌、弓箭、棍棒等捕鱼，“百或得一矣”。进入隋唐后，中原汉民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儒家文化，促进了莆田农耕文明的发展，境内农产品日渐多样化，商业经济不断发展，海上贸易崛起。

一、农业经济发展

唐初，朝廷实施“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惠农政策，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闽中各地“草莱尽辟”“千里无旷土”。特别是王审知主政闽国期间，实施更加开明的农耕措施和商业政策，莆仙两县的海洋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态势。

（一）围海造田

莆田地处东南沿海，背山面海，滩涂广阔，具有围海造田的天然条件。东晋时，境内百姓就开始围海造田，利用滩涂种植耐碱植物。唐代，朝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鼓励农耕，境内掀起一股围海造田热潮。如唐建中（780—783）年间，邑人吴兴组织百姓围海造田，围垦盐碱地数千亩。唐元和（806—820）年间，福建观察使裴次元组织民众在“黄石筑堰潴水，围海造田三百三十二顷，岁收数万斛，并在东南角遮浪海边筑堤遏潮”（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同时，地方官府还组织民众在木兰溪两岸挖掘了众多蓄水塘，修筑了一批沟、渠、陂、堤等水利设施，将木兰溪溢水储存于蓄水塘之中，用于改造盐碱地和灌溉农田。据史书载，木兰溪两岸共修筑了11个大型蓄水塘，南洋有陈塘、许塘、新塘、唐坑塘、国清塘，北洋也有横塘、颉洋塘、白水塘、屯前塘、东塘、太和塘等，大塘灌溉农田五千亩，小塘也能灌溉几百亩，为沿海的盐碱地改造和农田灌溉提供了有利条件。

到了五代十国时，莆田沿海围垦滩涂已达十几万亩，初步形成了福建四大平原之一——南北洋平原。据载：“莆阳方圆二百里，郡居其中。南北田数万亩，其平如掌。郡西数万亩，郡西南古有溪水，溯源自仙游、永春、德化，入于海。田在南北，谓之南北洋。”（（元）柯举：《新港斗门记》，载《莆田市历代水利功臣录》，2013年版，第63页）大规模围垦造田，既扩大了莆田沿海的耕地面积，又促进了地方商业经济的兴起，使穷乡僻壤的滨海一隅发展成为闽中的“望县”，也为海上贸易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交通条件改善

唐代，朝廷和地方官府重视交通设施建设，诏令“凡三十里一驿”，在通途大道旁设立驿馆。莆田设迎仙（江口）待宾馆，仙游设枫亭驿馆，古驿道从福州南下经福唐（清）蒜岭山进入莆田郡城，经枫亭，通往泉州、漳州等地。待宾馆毗邻的涵头（今涵江），唐初“仅为一处排泄河水入海的水涵之首，俗称‘涵头’。其地不过泊数艘海舶、河舟而已，岸上有数十家商铺、居民，‘日中为市始列肆’，经营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的小买卖”（《千年涵江》编委会：《千年涵江》，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古驿道上客商络绎不绝，枫亭驿馆周边也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集镇，并为太平港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唐初，莆田城南港口是莆田境内最大的码头，商船从兴化湾驶入，直达郡城南门边。唐中期，南北洋开发之后，航道出现了变迁，莆田港渐废，外来商船大多停靠在城东2.5千米处的白湖港（今阔口），并逐渐形成了白湖水市。唐末，镇海堤修筑之后，“海舶多由海堤陂门靠岸”，黄石逐渐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商业集市。

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

莆田境内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差较小，雨水充沛，适宜经济作物生长。境内除了种植水稻、小麦等主粮外，还大量栽培荔枝、龙眼、茶叶、甘蔗等经济作物。

（一）荔枝生产与贸易

莆田境内气候温和，海拔不高，适宜荔枝果树生长。唐中后期，境内百姓采用烈日曝晒制作荔枝干，但受气候条件限制，干果成品率不高。唐后期，又发明了荔枝蜜饯，即把荔枝肉剥下来后用蜂蜜、蔗糖浸泡，做成蜜饯。唐末，海上贸易崛起，莆田荔枝干和荔枝蜜饯成为易货贸易的主要物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高丽、东瀛等国。

（二）龙眼生产与贸易

莆田龙眼果树种植可追溯至汉代。龙眼成熟于每年八月，八月称“桂”，故又有“桂圆”之称。莆田龙眼果实皮薄肉甜，营养丰富，药用功效良好，素有“南桂圆北人参”之说。唐代，境内开始大面积种植龙眼，特别是莆仙交界处的华亭、盖尾、郊尾一带，气候温和、空气湿润，龙眼质优价廉、味鲜肉甜，深受人们欢迎。唐初，境内百姓模仿荔枝干和蜜饯的制法，制作桂圆干和龙眼蜜饯。唐末，境内百姓发明了烘焙桂圆干的技术。烘焙技术的发明，不但为莆仙两县大面积种植荔枝、龙眼等水果开辟了广阔前景，也为海上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桂圆干性温、滋补，比较适合北方寒冷地区，大多销往我国北方各省和东瀛、高丽、琉球等东亚国家，并通过内陆水运销往中亚地区。

（三）茶叶生产与贸易

莆田境内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据载：“茶叶始植于隋代。唐代孝仁里郑宅（今赖店圣泉）、凤山九座山区已有成片种植。”(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莆田“郡城外郑氏宅，有茶二株，香美甲天下，虽武夷岩茶不及也。所产无几”(林国梁：《福建兴化文献》，台北市莆仙同乡会1978年版，第383页)。唐代，境内开始大规模种植茶叶，“古今八闽所有方志、山经、茶史、茶经、茶录等史乘文献，凡有涉笔莆阳茶史者，皆有‘龟洋山产茶为莆之最’之说”(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市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9页)。据载：“唐时，僧无了在龟山开辟茶园……《兴化府志》载，‘莆诸山产茶，龟山第一，柯山第二。’”(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3页)龟山寺僧开发茶园18处，“辟茶园千余亩”，龟山因此成为闽中的产茶基地，也是闽省主要贡茶产地。

（四）蔗糖生产与贸易

莆田境内甘蔗种植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汉代。据传早期的蔗品种植是由新几内亚和印度等国传入。唐代，莆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又引进了高产多糖的东亚甘蔗，境内甘蔗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蔗糖产量大幅提高。据《莆田市外经贸志》载，唐时“海外（中亚、西亚地区）甘蔗种植技术由泉州传入莆田、仙游”(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唐末，泉州引进了印度摩揭陀制糖工艺，仙游商人到泉州学习外国制糖技术后在家乡推广，促进了境内制糖业的发展。据《仙游县志》载，“仙游于唐代已产冰糖。宋《闽中记》载：‘获蔗节疏而细短，可为稀糖，即冰糖也。’”宋乾道（1165—1173）年间，冰糖销往国内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易货交换的重要农产品(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三、手工业品生产与贸易

莆田境内手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莆田先民们就开始制作石质、木质生产工具。夏商周时，境内出现了日用陶和纺织品生活用品等。汉末，境内出现了冶炼技术，开始生产铁质农具。进入唐代后，莆田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农业，促进了境内手工业的兴起，“传统行业有制盐、打铁、织布、制糖、酿酒、造纸、刺绣、烧瓦、竹木器制作等”(莆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6页)。

（一）陶瓷生产与贸易

唐代，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境内手工业技术进一步改进，手工业品产量提高，陶瓷制品日渐多样化，主要有盘、碗、碟、壶、杯等日用陶，颜色有青灰色、青黄色、青绿色和苍青色等，陶器表面光亮平整，有网纹、格纹和花、草、鸟、兽、鱼图案等。特别是仙游西乡生产的四耳青瓷器、青陶执壶等，工艺精湛，美观实用。唐末，瓷器已经成为莆田海上易货交换的主要物资，不但在境内销售，而且远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二）纺织品生产与贸易

莆田境内“纺织业始于新石器时期。据榜头观音山及坝下等地出土文物证实，在3000多年前，县内先民已采用陶纺轮纺纱”(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南日镇乱石山遗址也采集到商周时期陶纺轮文物。魏晋时，境内纺织技术有了较大进步，百姓以葛、苎等植物为原料，剥皮抽丝，制成纱线，纺织成布。南北朝时，朝廷规定每年“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硬性的税赋规定推动了地方纺织业的发展(《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进入唐代后，随着纺纱技术的不断提高与纺织工艺的逐渐改进，纺织品数量迅速增长，出现了两种纱线混合的布料，即以棉为经、以苎为纬，或以麻为经、以棉为纬织成的葛布，具有柔软、透气、吸汗、耐用等特点，成为莆仙特色产品。唐中期，境内成功地移植了北方木棉，采用棉纱编织的帐幔布，轻薄透气，经久耐用，可制作衣服、鞋袜等。唐末，境内纺织技术有了较大的革新，出现了木质纺纱车，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纺织品种类开始增多，并成为境内易货交换的主要媒介。据史书载：“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每四五日织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明）周瑛、黄仲昭：《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页)这说明纺织品已成为一种商品媒介。五代十国时，境内纺织品主要有麻布、葛布、苎布和棉布，以及绸布和丝帛等多种纺织品，除了在本地销售外，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亚和东南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