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81.厦门海洋活动的人群
“福建辟在海隅，人满财乏，唯恃贩洋”（同治版《福建通志》卷八七《海禁》），厦门亦不例外。厦门海上活动人群主要包括移民、海商、海盗、渔民等群体。
厦门最早出洋者，据文献可考为元末明初明盛乡安仁里新安村（今杏林）邱毛德，他跋山涉水远赴东南亚，后其族人亦陆续前往马来半岛、吕宋、交趾等处谋生，《邱氏族谱》中出现了厦门人最早的出洋记录。
明朝，厦门出洋者日众。在明代的文书中记载：漳州、泉州的百姓出海图谋生计，福建土地很少，没有人可在陆地上得到利益。但是，海上的利益很大（《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页）。厦门亦不例外，地窄人稠的先天地理缺陷驱动着厦门人远赴他国经营谋生，形成一股强大的海上流动力量。
苏鸣岗，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同安县，弱冠前往印度尼西亚谋生，后经商于爪哇、巴达维亚等地。他精通多国语言，被荷兰人聘为第一任华侨甲必丹，在任期间，积极维护华人权益，深得侨胞信任。崇祯八年（1635年）辞去职务，准备回厦门，但因政策阻隔，未遂愿。1644年病逝于巴达维亚。
李君常，明万历四十二年生于嘉禾里（厦门），赴马六甲经商，稍有积蓄后，购置土地作华侨义坟。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病逝于马六甲，当地侨胞立“甲必丹李公济博懋勋颂德碑”，纪其功勋。
这批早期出洋的厦门籍华侨在东南亚各处经营，在商业、政治等领域卓有功勋，为后续前往谋生者奠定了基础。
到了清朝，厦门人满财乏的状况仍未改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兵部文书称：“闽省地窄人稠，岁产米谷不敷民食。”(《明清史料》庚编第6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5页)因此，乡民不顾生命安危出外谋生。如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十日的奏折称：八月十五日发现一艘漂流的船只，“无货物，只有男、妇一百二十九名”(《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六辑，台湾故宫博物院1979年版，第903页)，他们是福建同安、诏安、龙溪等县的乡民，准备从厦门列屿偷渡到台湾。澎湖进士蔡廷兰（1801—1859）亦云，其为诸生时，曾渡海不幸遭风，漂至安南，从陆路归时，见“自广义至凉山，历安南十四省，所至之地必有闽、粤聚处，各有庸长司其事，闽则晋江、同安人最多，盖不下十余万也”（（清）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海关税务司许妥玛（FF Hughes）在1882—1891年厦门海关十年报告中说：“年复一年，成千上万贫困阶层的人移居国外。”（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厦门迎来了出国谋生的高潮）
这些厦门华侨往往少年离乡，远赴他国，筚路蓝缕，逐渐成为杂货、航运、金融等领域的巨擘。同安人王友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赴沙捞越经商，在新加坡创设“启昌友海公司”，经营土产、杂货、布匹等业务（《厦门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华侨志》，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厦门师山村叶崇禄，少时赴菲律宾谋生，由伙计逐渐成为“捷丰号”老板，经营糖类和杂货，后来不断拓展业务，在厦门、上海、香港、宁波、马尼拉、日本等地均设有商行。曾妈庇，又名广庇，安仁里曾营人，少失怙，家贫。十四岁即赴外洋。“以笃信勤朴为人信服，经营二十余载，获资三千余万”。陈伯屋，字伯富，阳翟人，少贫。比壮，抵安南营布商及染料。四十余年，获利二十万金（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183—1185页）。林推迁，同治三年（1864年）出生于厦门海沧，壮时南渡马来亚，1903年自创瑞丰盛轮船局，经营航运，后来又涉及橡胶、火锯、钨矿等领域，被称为“马来亚钨矿之王”。林云梯，同治五年出生于厦门禾山前埔，13岁南渡菲律宾，自伙计做起逐渐成为“棉布大王”。黄仲涵，厦门灌口李林村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经营蔗糖等行业，被誉为印度尼西亚“糖王”。黄瑞坤，同治六年出生于厦门禾山薛厝社，16岁南渡菲律宾，经营米铺，远销国内外。张永福，同治六年出生于厦门灌口，15岁远赴东南亚，创设新裕隆公司、集发商号、永通油厂等。林振宗，厦门灌口镇人，少时南渡缅甸，经营航运、原油等行业，与英商竞争。黄奕住，同治七年出生于南安县金淘镇，20岁赴印度尼西亚谋生，由收购杂货到专营糖业，与黄仲涵、郭锦茂、张盛隆并称为“印尼四大糖商”。郑螺生，同治九年出生于同安，幼时随父赴马来亚，创设“吉乘号”经营粮油、杂货。
他们有了一定积蓄之后，便开始回馈乡梓。陈谦善“凡可以利桑梓报国家者或靡己费或集众款有义必赴”；曾妈庇“无论中外，有募办公益者，妈庇悉踊跃输将，每岁必给发多资，以惠穷黎，故里中多爱戴之”；杜文艮“凡有善举，辄独立肩之，虽巨资不惜也。偶不敷用，辄贷于人而偿其息，恒达数万金，无所吝计”(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183—1186页)。他们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兴学育才、医疗卫生、捐赈救灾、慷慨救国等方面。
热心教育，创办学校。叶崇禄返乡后，先后捐建厦门同文书院校舍，资助厦门女子公学、华侨女学等。曾妈庇，1911年在家乡“倡设乡学校，提款二万元为基金”，1915年又出资三万元建筑乡女校，“并基金厦设家族龙山学校，慨输七千余金为建筑费，继又担任常年费一千四百四十元”，在缅甸“则建设中华学校以育人才”(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183—1184页)。陈伯屋，先后捐助阳翟学校建筑费及常费三千六百元。1903年，庄银安在缅甸创办中华义学、商益学校。林推迁历任新加坡爱同学校、中华女校、南洋女校、华侨中学等资助人、董事等职。林云梯捐建菲律宾普智学校、马尼拉华侨公学、泉州西隅学校等。李登辉，同安人，他于1901年创办的耶鲁学院是巴达维亚第一家英文学校。徐赞周，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生于厦门市徐厝村，1903年创办缅甸华侨第一所新学制学校中华义学。邱菽园，同治十三年生于厦门新垵乡，1899年与林文庆等创办新加坡第一所华侨女校。
捐建医院，改善卫生。陈谦善，1844年出生于厦门禾山仙岳社，少时即乘海舶往吕宋。及壮，便声誉中外，“曰斯巴利亚之官，举以为华人长，乃彼语所谓甲必丹者”，任事之后以维护华人利益为己任。外洋之地，华医有禁，华药有禁，陈谦善考虑到病民之穷困，于是倡建中华崇仁医院。又考虑防疫之苛酷，设华民防疫所。为了妥善安置“旅骨之无归也，创中华义冢以瘗之”(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184—1186页)。曾妈庇亦慨捐二万五千金，成立同安医院。
筹集义款，赈济灾民。如陈谦善，“山东顺直灾，复各输千金赉建乐善好施坊。庚子（1900年）闽涝，倡捐巨款并鸠集数万金备赈”，因而得一品封典，晋光禄大夫。杜文艮，性慷慨好施赈，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李鸿章“以赈灾奏奖文艮以乐善好施，在籍建坊”。柯祖仕，每值故乡荒年，购米平粜，迭靡巨金，“其余如捐修庙宇、舍药、施茶、刊刷善书及筑桥造路诸善举，悉彰彰在人耳目”，尤其在赈贫困、恤孤寡方面，“岁以为常，终君身于一日”。黄志信，灌口李林人，光绪七年赈济直隶河间府，“丁酉（1897年）修造灌口前场路长五六里，己亥（1899年）灌饥米都千文，汇洋五千元在灌设平粜局”(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184—1187页)。
慷慨救国，为国捐躯。陈庆真，原籍厦门禾山店前人，出生于新加坡，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厦门组织小刀会，不断发展会众，在清军的围剿下，咸丰元年（1851年）牺牲。陈谦善，“甲午中东之役，助饷千金，总署奏奖花翎四品衔。”(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185—1186页)辛亥革命期间，黄瑞坤大力购买军政府债券，为革命军筹饷。郑螺生，先后投入维新运动、民主革命，并担任中国同盟会霹雳分会会长。徐赞周，1908年组织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先后创办《光华报》《进化报》《缅甸公报》，宣传革命。邱菽园，起初担任康有为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支持戊戌变法，后转为革命党。杨衢云，杏林人，在南非、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组建兴中会分会，筹措革命经费，与孙中山等人组织广州、惠州起义，不幸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刺杀身亡，年仅40岁。
民国以来，国内环境风云变幻，大量厦门人移居海外。厦门海关税务司巴尔（WRM’DParr）在1902—1911年厦门海关十年报告中道：“在我们回顾的这一时期内，厦门和海峡殖民地及荷属爪哇等地间的客运业兴盛不衰。每年前往这些殖民地的劳工人数平均为65378人。”卓尔敦（KEJordan）亦在1932—1941年厦门海关十年报告中云：“厦门一直是移民出入的重要中心。”(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428页)东亚同文会在福建做的移民地域分布的调查认为：“福州、厦门等城市附近及沿海诸县航渡的比较多，而如延平、建宁、邵武各府下的山村之地见到此情况的比较少。”可见，民国时期，厦门涌现出大批华侨。这批华侨出海之后时刻关注中国命运，积极筹款、创办组织、刊印报纸，成为中国革命、抗战的先驱。
积极筹款，投身革命。陈嘉庚，“同治甲戌（1874年）生于集美社之颍川世泽堂”，稍长随父南渡新加坡，经营橡胶、轮船、米厂、白铁等业，获利甚巨。“以其财力雄富，弥益践行义举”(林学增等修：《福建省同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449—451页)。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担任新加坡“福建保安筹款委员会”“山东惨祸筹赈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等会会长，为政府筹款、提案，献言献策，因此毛泽东亲笔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庄银安成立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宣传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携华侨捐款返厦策应起义。张永福，厦门灌口人，民国年间，担任中华国民党驻缅甸支部第一副部长。抗战期间，积极筹款，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郑螺生，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在马来亚不断宣传抗战。李振殿，厦门海沧人，蝉联五届同德书报社（国民党在东南亚重要阵地之一）社长。1928年当选“新加坡山东筹赈会”财政，积极为遭遇“五三惨案”之后的济南募捐。
兴学育才，启发民智。张永福，创立缅甸福建女子学校，开缅甸女子教育之先河。黄奕住，先后资助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林文庆，祖籍厦门海沧，1921年出任厦门大学校长，历时16年之久，为厦门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贡献良多。被誉为厦门大学校主的陈嘉庚，“唯以兴学救国为终身之职志，盖深痛吾国末俗之浇漓，学问之窃败，师道之凌夷，与夫坐拥厚资者，之知有富而不知有教也。”回国之后，将其教育思想付诸实践。
自厦门有人迹活动以来，居民多通商贾，因此海商与海盗亦是厦门重要的海上活动人群。海晏河清时，商民多经营正当生意，若遇荒年或盘剥，则事劫掠，海商转而为盗，因此二者无截然区隔。明末以郑芝龙、郑成功为首，雍乾之后，则以蔡牵为耀，纵横闽浙粤洋面。前文详细介绍过郑氏海商集团，以及厦门与东西洋贸易中的一些普通船户，此处即撷取部分典型海商、海盗展示厦门海洋活动人群的着力向洋。
17世纪上半叶，有一个活跃于海峡两岸的大商人Hambuan，他沟通了大厦门湾与台湾荷兰人的贸易。据台湾学者考订，Hambuan为同安士绅林亨万，但杨国桢利用荷兰资料和信函分析认为Hambuan是“一位通晓荷兰语、具有经商技巧和公关能力的明末自由商人”(杨国桢：《十七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由于资料限制，我们目前仍无法确定他的原名和籍贯，但鉴于他在厦门湾地区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有必要陈述一二。
Hambuan负责收购大厦门湾的鹿皮、生丝、布料、砂糖、瓷器等物品，运往大员（台湾）。关于鹿皮的交易，在《热兰遮城日志》多处有记载。1633年6月14日，“有三艘戎克船出航前往中国（厦门），有一艘前往魍港，要去为华商Hambuan搬运鹿皮”。1633年11月8日，“我们将与中国商人Hambuan与Neoucoe缔定跟去年相同的契约，以便得以使公司尽量购得很多鹿皮”。1635年7月28日，Hambuan从二林（Giren）载鹿皮回台湾，却不幸遭遇北风，船毁物灭(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一），台南市政府2002年版，第92、135、200页)。
除了鹿皮，Hambuan从厦门湾收购大量生丝、砂糖、瓷器、姜等货物运往台湾。1634年2月3日，“Hambuan的戎克船从安海河载着四十担生丝、两百篮糖与一些姜抵达此地”。又过月余，自安海“满载着约一百三十担生丝与各种丝货”。6月6日，从漳州河抵达大员，载来四十担生丝、一批丝质布料、瓷器及其他货物。7月4日，从安海运来丝、丝质布料、袜子等货品。8月25日，Hambuan与Jocksum的戎克船抵达澎湖，运载六十担生丝、砂糖、冰糖、明矾及少量丝质布料。12月31日，又带领两艘戎克船抵达台湾，所载的大部分为丝、丝质布料、瓷器及其他货物。1636年11月12日，Hambuan在写给荷兰官员的信中答应他们运来300担黄丝、200担素色黄丝、8万匹京绫、天鹅绒、纱绫等物品。1637年7月24日，Hambuan用Jocksum的戎克船运来丝织品。1640年1月13日，Hambuan带领三艘戎克船从安海运来大量丝以及各种精美的丝织品(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一），台南市政府2002年版，第145、148、179、195、269、332、467页）等等，多处记载了Hambuan运送货物前往大员。最多的是集中于1634年这一年，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运送一次，可见厦门与台湾海上贸易之繁盛。
1640年10月2日，Hambuan前往安海，船上装有物品计黄金10吨、胡椒14万余斤、没药316斤、丁香4638斤、儿茶9748斤、象牙8477斤、乳香10120斤、丁银300箱。但出航不久船即沉没，Hambuan亦溺死了（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一），台南市政府2002年版，第473页）。
除了Hambuan，林兴亦是厦门大海商的代表之一。林兴是闻名于道光年间的富豪，但由于经营的海舶不断遭遇海难，因此负债累累。无奈之下，他向朋友租借3000两银子，南渡新加坡经营香药、木材等贸易，获利至巨，成为海上巨擘。
厦门海匪之兴，由来已久。魏源《国初东南靖海记》云：“（郑）芝龙子成功及其兄子郑彩、郑联，并拥众海上，是为浙、闽沿海二寇之始。”（（清）魏源：《圣武记》卷八《国初东南靖海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1973年版，第615页）其实不然，元朝时厦门即有人为盗，《同安县志》载：“元至正十年（1350年），同安盗掠海滨，监郡偰玉立俘其魁。”（（清）朱奇珍修，叶心朝、张金友纂：《（康熙）同安县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316页）可能当时不足为患，不为世人所知。至康熙克台湾，平郑氏，开海禁，盗匪渐息。
嘉庆初年，艇盗之扰兴。“艇盗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窃国后，师老财匮，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大为患粤地。继而内地土盗凤尾帮、水澳帮亦附之，遂深入闽、浙”（（清）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1973年版，第662页）。地方文武衙门兵役追捕之，海盗即以贿啖之，兵役遂与之通，“及兵通而千把通，及役通而县以上衙门亦通”，“年有规例，故犯而不校”。并且内陆人民常为内应，为其提供粮米器械。官民皆被其收买，厦门海匪肆虐，不但商船被其劫掠，海滨捕鱼之人亦受其侵扰。
此时，厦门海盗以蔡牵为显。据传有所谓“海先生”者，每年收平安钱，钱不至，则祸至，“其商船定有规矩，献钱后乃给照票，再遇他盗，照票乃免”。而盗之总其事者居福宁、温州外洋岛中，不知姓名，盖因索取有限，不如海关层层剥削，而称“公道大王”。后公道大王死，蔡牵承之。因蔡牵“奸猾善捭阖，能使其众”，“而从之者益多，渐不可制”。蔡牵行劫海面之法，一为“劫人越货”，“以海船之多货者劫，其人禁之，定以钱数，使其家照数来赎”（（清）陈焯：《归云室见闻杂记》卷上）。二为收“出洋税”，“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圆，回船倍之，乃免劫”（（清）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1973年版，第664页）。故讹钱愈多，盗风愈炽。后得夷艇夷炮，凡水澳、凤尾余党，皆附之，福建海盗皆为蔡牵统领，复大猖獗。
蔡牵常与内陆会匪、闽商、闽卒等势力勾结。首先，与陆地会匪勾结，阴济船械、硝磺、米粮等。其次，贿赂闽商，造大海舶，载货出洋时，谎报被劫，海船遂为蔡牵所有。最后，买通闽卒、闽师。礼亲王《啸亭杂录》曰：“李长庚围蔡牵于台湾，断其走路，牵使其腹心蹈小舟为降，欲行刺长庚，搜衣得刃，斩之时所将浙兵止二三千余皆闽卒，蔡牵以赕钱数十万偏赂闽卒，买路闽师，遂解，守港口者纵之去。”（（清）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1973年版，第678页）可见，蔡牵势力已深入水师内部。
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蔡牵不断劫掠闽浙粤海面，与清朝水师在洋面博弈十余年之久。嘉庆七年（1802年），蔡牵率船队攻打厦门，夺炮13门，震惊朝野，嘉庆下帝诏谕：“朕闻浙省海疆，土盗甚多，艇匪、凤尾、蔡牵等帮，肆行勾结为害，押人勒赎”（《清仁宗实录》卷六八。遂命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前往剿灭，李长庚“赴闽造大舰三十，名曰霆船”赵尔巽：《清史稿》（第三十七册）列传一三七《李长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54页），连败蔡牵。次年，蔡牵窜掠定海，被李长庚围剿，无奈伪乞降于闽浙总督玉德，但曰“果许我降，勿令浙师上风逼我”，玉德应之，“遽缴浙师收港勿出”，因此蔡牵得以“缮樯械，备糗粮，扬帆去”，移屯台湾海面。嘉庆九年，集合大船80余艘，闯入福建海面，戕杀温州总兵胡振声。
秋，蔡牵、朱入浙江海面，被长庚击溃。嘉庆十一年冬，蔡牵率百余艘大船进犯台湾，欲取之为据点，先攻打淡水、凤山等地，得到当地民众支持，队伍发展至2万人，自号“镇海王”。朝廷急调李长庚前往镇压，蔡牵无路可逃，困于北汕，“会风潮骤涨，（蔡牵）沉舟漂起”，得以逃脱。此次鹿耳门之围，蔡牵损失严重，仅余船三十，“篷朽硝缺”。回到福建，即“装篷燂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清）魏源：《圣武记》卷八《嘉庆东南靖海记》，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66—1973年版，第668页），重整旗鼓。四月，又犯福宁外洋。嘉庆十二年，在广东黑水洋迎战李长庚和福建提督张见陞，仅剩三艘船，李长庚本想乘胜追击，但不幸中弹，当即殒命。蔡牵遁入安南外洋，休养调整。李长庚死后，朝廷又命王得禄、邱良功继续追击蔡牵。嘉庆十四年，蔡牵与闽浙水师连战于定海、黑水洋，终因寡不敌众，“举炮自裂其舟沉于海”(赵尔巽：《清史稿》（第三十七册）列传一三七《李长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258页)。
厦门为滨海之地，民多以海为生。而海上捕捞，危险性极大，“论曰夫操舟于海，岂与江河溪涧等哉，风波顷刻，人力无所施巧，矧溪船乘潮，又常以夜乎”(（明）蔡献臣：《清白堂稿》（上）卷八《同安志》，金门县政府1999年版，第646—647页)。即便如此，“民之以海为生者众矣”。
厦门渔课分为海塘米、海荡米、渔课米三色人户。塘即浅海水域，“泥潦停蓄可居鱼物，兴产蚝、蛏、蛤、蚬，所在皆塘之谓也”，因其捕捞容易且鱼获丰富，渔课亦重。海稍深处为“荡”，“从塘之外稍深去处，鱼虾出没，网罟无时者皆荡之谓也”，捕捞于海荡者，其利不如海塘，其赋税亦轻。除了塘、荡者，海洋渔船所不能至者，纳渔课米。渔民随潮驾船，撒网垂纶，任其流动。与塘、荡相比，此类渔民收获无常，“正以鱼物之在水，随其潮涨则任去留，渔者取之于潮而非取之荡之所畜者也”，“故不得而禁之，其取之既泛，则得之有数，其利必薄”，因此渔课亦少((清)朱奇珍修，叶心朝、张金友纂：《（康熙）同安县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328页)。
后来，厦门渔民发明了“竖网柱以网渔”之法。“松柱之大以径尺计，其长以数伋计”，但因树立于旷远之地，因此并未影响海船行驶。后来渐渐密布海道，“客舶之挂且裂于柱者比比然”，甚至有不幸而殒命者。当地官员曾下令禁革，命其径自砍去，但渔民不为所动，“网日增多，柱日增密”。同安籍文人蔡献臣不禁感慨：“以区区渔利，而轻百十人之命为戏。试问其祖若父，向者不以旷远张网遂至无鱼，则亦何必截流竭泽而后为快乎。彼渔民岂独无人心者哉？理而谕旨，法而绳之，航海者庶其有瘳乎？”(（明）蔡献臣：《清白堂稿》（上）卷八《同安志》，金门县政府1999年版，第646—647页)。
民国时期，政府曾对厦门渔业做过系统调查。鱼类多为嘉腊鱼、红花鱼、白带鱼、鱼、乌鲳鱼、沙鱼、鱼（金厦近海至铜山）等。渔港以厦门港为最，可容渔船一百二十碇泊。渔船俗称钓艚，多以杉木制成，长五丈至六丈，阔约二丈，深三尺至六尺。风帆包括中帆、前帆、尾帆各一，均横帆，三角帆一个。船上有舵工一人、副一人、渔夫十四人至十六人，妇女三四人。造船费根据船的大小而定，长五丈者需三千一百二十元，长六丈者需四千一百二十元，除此之外船具需五百元，渔具另算。一只船大约能用十年，初造四年后，每年须修理一次。春冬二季，每船备竹排四只至六只，舢板一只，夏季备竹排十二只。钓艚所用之渔具大率为钓具，仅乌鳁网一种，用麻绳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