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08 22:1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73.清初迁界与厦门的持续繁荣

 

 

针对郑氏集团依靠海洋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清廷采取了遏制政策。清廷了解到走私活动是郑氏集团赖以生存的重要财政来源,于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颁布禁海令,规定福建沿海要确保切断对郑氏的一切物资与商品供应,甚至不惜提出极端的迁界政策。康熙登基后,要求福建沿海更加严厉地推行禁海令。由于厦门被武断地划到了界外,反而使得郑氏更加依赖于厦门,郑氏的海外贸易也更加集中到厦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唯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

在严厉的禁令之下,被阻绝的往往是循规蹈矩的小商人,敢于冒禁的郑氏及其追随者则多能收获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官僚阶层被腐蚀后,他们往往变通性地执行朝廷政策,有时还打着关心当地民生的旗号,对窝藏、接济、通番等行动采取默许乃至纵容的办法。福建总督范承谟1673年奏报说,走私物品如造船物料、丝绸、棉布,都大规模地被运进运出,他发现从事这些走私贸易的商人已经规模化、集团化,显然这是获得了官方的首肯才能成事的贸易活动。确实,在厦门沿海,许多有头有脸的退职官僚和大商人早已形成了攻守同盟。

因为走私活动既要求庞大的资本投入,还要雇佣大量的人力,而闽南地区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刚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即使清廷强力迫使沿海人口内迁,并警告沿海商人们将贸易转移到海澄,也没能削弱厦门的商业地位。

郑氏集团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或具有政治背景的官员,或具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他们组建的船队可以航行于东西洋,厦门是他们进出的便捷港口。船主投资的份额大,船员入伙成为股东,一些幕后投资者往往将货物附搭在他们的大船上,运回厦门的外国商品种类繁多,包括不同类型的布料、红糖、安息香、藤黄、燕窝、苏木、铅、锡、象牙、海参等《明清史料丁编》,第289a—299a页。这些进口商品由走私商分销到全国。

郑氏通过海陆各五行构建起巨大的商贸网络,其中陆五行总部设在杭州,负责从杭州和苏州收购丝织品和棉布,并把这些货品运到厦门,海五行则设在厦门,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内地的商品售卖到台湾和海外各国。

除了这十行之外,还有一些依赖借贷资本起家的零星商家,他们借贷的数额从几万到几十万两银子不等明清史料己编》,第567a页。商人们可以用这笔钱从苏州和杭州购买丝织品,运往厦门卖给郑氏集团。

在郑氏集团占据厦门期间,厦门已经成为福建出海帆船的中心,这时,所有与郑氏集团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商人也在厦门港停留。当郑氏退守台湾之后,外国船只也纷纷由厦门转往台湾。康熙十三年(1674年)郑氏武装重新夺得厦门后,英国船和那些从万丹、暹罗以及安南来的船只重新停靠到厦门(新加坡)吴振强著,詹朝霞、胡舒扬译:《厦门的兴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王朝停止迁界令,康熙二十三年,朝廷批准取消海禁。厦门成为官方认可的福建全省帆船与南洋贸易的指定港口,清廷在此设立海关,以及其他军事和民事行政机构,这样厦门作为福建海运中心的地位得以合法化,这与施琅、蓝鼎元等闽籍官员的进言是分不开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施琅的一份奏报说:往海外的洋船数量已经不计其数,他们大多只携带少量的资金和货物,但移民数量却大增,其中有一艘驶向吕宋的船只就载有133名乘客。施琅希望在清廷的支持下,限制小型船只,而由官方认定符合条件的大型船只去往南洋从事商品货物贸易,增加清廷的税收收入。施琅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其后几年,只准许有一定身家的申请者出洋(清)周凯等纂:《厦门志》卷五,页五

施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1712—1721)中标明了浙江往南到海南岛的一系列港口,在厦门港的对外航线中,则包含直航日本九州岛的东北航线,直航菲律宾吕宋港的南偏东航线,驶向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国的西南航线。通过这些航线,交趾的丝绢、金、红铜,文莱的珍珠、稻米、苏木,暹罗的稻米、玳瑁、象牙、燕窝、乌木、船料等被运进厦门,由厦门运出的则有丝绸、瓷器、茶叶等,商船上还时常搭载若干乘客,他们在侨居国定居下来,成为华侨。到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福建华侨已达6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从厦门出洋的。

据王庆成统计,1684—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15艘,到厦门10艘,不过,1701—1710年,来华商船29艘,到厦门的只有7艘,到广州的11艘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广州进口的数量超过了厦门,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施世骠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来厦门的英国船只进一步减少,这在吴英的文集中也有所反映。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则有了南洋禁航令,主要是针对福建海盗势力而起,不过10年之后的雍正五年(1727年),这一禁令被取消。但到乾隆时期,广州一口面对西方的政策再出台,广州的领先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厦门的繁盛在当时福建地方官员和广大海商的努力下,还是基本得到了维持。《清朝柔远记》中说:雍正五年之后,由于海禁渐弛,“诸国咸来互市,粤、闽、浙商亦以茶叶、瓷器、色纸往市”。厦门依然维持着对外出口港和国内沿海贸易港的地位。康熙时期郁永河的《裨海纪游》也标示了康熙中期厦门海外贸易的若干条航线,包括厦门到日本七十二更,厦门至东京七十更,厦门至吕宋七十二更,厦门至交趾七十二更,厦门至苏禄一百四十更,厦门至暹罗一百八十更,厦门至大年一百六十更,厦门至柔佛一百八十更,厦门至马六甲二百四十更,厦门至咬留吧二百八十更等周翔鹤:《胸中的航海图——郁永河〈稗海纪游〉手绘“宇内形势图”研究》,《海交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大中华帝国志》中说:“厦门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一边倚着岛屿,高出地平,什么样的海风也能十分安全地停靠到海岸上,任何时候,你都能在这里看到数量庞大的中国帆船。二十年前,你还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欧洲船只掺杂其间,现在它们偶尔还会来这里,但所有的贸易都移到广州去了。”道光十二年(1832年),德籍传教士郭士立这样描述厦门:“厦门的面积相当大,居民至少有二十万,街道狭窄,庙宇众多,有几座大房子都是富商的产业,由于港口良好,厦门早就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亚洲最大的市场之一。……他们有一种进取心,为了赚钱谋生,走遍帝国各地,逐渐成为勇敢的水手,有的人还定居沿海各口岸,变成商人。这样他们便开拓了台湾,从当时起直到如今,台湾成了他们的谷仓;他们还前往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那些地方定居下来。……不论就它的位置、财富或是出口的原料来说,此地无疑是欧洲人前来贸易最好的港口之一。”

1753年德文版《航海旅行记》中的福建沿海地图(局部)。图中以“Emowi”标识出厦门岛并对港湾周边以描绘,鼓浪屿标识为“kolong-tso”。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收藏从上述事实看,清初清郑对峙期间,厦门依然保持着持续繁荣的局面。待到康熙以后厦门港口贸易的合法化之后,厦门的发展则纳入官方体系,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