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68.厦门通商口岸的东洋贸易

近代以来，厦门与东洋各国的贸易趋于衰落。明清时期与琉球、朝鲜之间的商贸往来几乎断绝，仅与日本、菲律宾维持相对稳定的商品流通。

作为菲律宾重要港口的马尼拉与厦门之间有定期的航线往来。厦门海关税务司克士可士吉在1865年的海关报告中说：“顺应去年的潮流，中日轮船和纳闽煤炭公司开辟了一条来往于新加坡、纳闽（马来西亚的一个联邦直辖区）、马尼拉和厦门间的航线。”厦门海关副税务司满三德在1867年的海关报告中亦云：“厦门与马尼拉之间，现在有2艘真正合适的轮船不定期地往来。”1874年，祥生造船厂在阿拉伯建造一艘轮船投入厦门港与马尼拉的航运。1876年，德忌利士轮船公司的轮船撤出厦门和马尼拉间的航运贸易之后，改由一艘英国轮船和两三艘西班牙轮船经营，它们定期往返于两地间（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7、16、149、179页）。可见，厦门开埠早期即与菲律宾保持着稳定的贸易往来。

厦门与菲律宾之间主要进行土货交易。有15家中国商行从事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运去瓷器和纸等，运回果油和牛骨等（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厦门港出口到菲律宾的土货主要包括麻布包、粗瓷器、陶器、爆竹、仿金丝线、铁器、一等纸、蜜饯或罐头水果、茶叶等。这些土货运到菲律宾之后，主要满足当地华人的需求。

就从菲律宾进口的土货而言，包括旧铁、果油、马皮、牛肉干、海参、沙藤等。旧铁主要是被没收的和毁坏的船只残骸或船体，它们被中国商人在马尼拉等地收集之后，转售给中国铁匠，用来制作各种农具和家具。果油，被零售商称之为郎梦子，主要来自马尼拉，同花生油混合后，可照明或制作蜡烛。从马尼拉等地进口的杂货中，还有两种特别的货物，马皮和牛肉干。马皮用于制作皮箱、鞋底和皮的包装材料（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198页），很受中国人的喜欢。

厦门开港初期与日本的贸易量很小，甲午战争之后比重逐渐扩大。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势力在厦门不断扩张，深入到金融、航运、进出口各个领域，随之输入大量日货。1870年进口日货仅310两，输出17071两；1890年，进口增至108782两，输出降至2180两。

日本输入厦门港的主要是大米、小麦、棉布、棉纱、火柴等。由于厦门地少人多，开港之前粮食即由海外输入。开港之后，大米依然是厦门的大宗进口货。早期，大米主要来自日本。如海关税务司休士在1872年厦门海关报告中说：“在过去一年里，从外国进口了361126担大米。由于缺乏雨水，本地区的粮食严重短缺。如果没有外国谷物的充分供应（主要来自日本），本地将陷入极大的不幸中。日本大米很受厦门及其附近地区人民的喜好，因而很可能将继续成为大宗进口货。”（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但由于大米的大量出口引起日本国内大米价格的上涨，日本政府开始限制大米出口，随后西贡大米开始在厦门畅销。

19世纪末，小麦逐渐取代大米成为日本输入厦门的大宗粮食。1890年厦门海关报告载：“若论米麦两宗其进口之数亦逾寻常，麦则全由日本本国贩来，米则多由西贡运至。”（《光绪十六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京华出版社，中文第184页）1882—1891年的十年海关报告亦云：“至于其他进口洋货，每年有大量的大米（主要来自西贡）和小麦（来自日本）进口。根据本地粮食产量多寡及北方出口粮食限制的取消与否，每年的进口数量都有所变化。10年来，进口外国大米最多的是1888年的199869担，价值264942海关两；进口外国小麦最多的是1883年的164904担，价值197783海关两。”（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58页）

甲午战争后，日本棉布、棉纱开始在厦门畅销。《光绪二十二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1896年原色洋布较上年进口减少，“然别种布匹合算尚觉增加多，其最著者乃白洋布、红洋布、稀袈裟布及日本棉布与绸布也”（《光绪二十二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4册，京华出版社，中文第204页）。除了印度，日本棉纱更是无人能与之争利。“上年（1897年）论列上海所纺之纱，未能与印度、日本者争席，至今亦莫不然。本年日本纱运进者，有880余担，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则只250担，二十三年亦只约230担”（《光绪二十四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28册，京华出版社，中文第206页）。由于日本棉纱成本较低，前去买卖者甚为踊跃，1899年更是猛增至5000余担。海关税务司推测：“大阪所出之纱，可卜其日增，如绉布、棉小呢及各种之布，皆较上年为多。”（《光绪二十五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0册，京华出版社，中文第226页）但出乎意料的是，1900年日本棉纱即出现滞销，“日本棉布昔日因价值相宜而且耐用，向称易售者，亦觉滞销。棉纱则印度与日本产皆大减少，即纱商亦难觅利”（《光绪二十六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2册，京华出版社，中文第219页）。

除了米麦等大宗粮食，火柴、煤等亦有输入。1882—1891年厦门十年海关报告记载：“火柴的进口虽尚未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却也为数甚巨。1881年为120000罗，而1891年为317500罗。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约4/5为日本制造，其余的来自欧洲。”（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光绪二十八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亦载：“杂货中则自来火销流更盛，以日本制者为最，而该国之煤亦多7300余吨。”（《光绪二十八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6册，京华出版社，中文第245页）

厦门出口到日本的土货极少，偶有少量红糖输出。1873年厦门海关报告载：“购买的糖运往澳大利亚、旧金山和日本。”同样，1875年“仅有红糖一项，在去年有出口日本的”（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