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厦门卷）65.宋元时期同安青瓷的外销
一、同安青瓷的发现与“同安窑系”
明代以前，关于厦门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现在厦门的辖区当时多以“同安”和“嘉禾屿”之名为人所知。尽管如此，厦门与海上各国的贸易联系在宋元时期已见端倪，同安青瓷的外销可视为厦门早期海外贸易开拓的重要体现之一。
1956年春，修建同安汀溪水库时，在坝头山、汀溪山、章厝山、后山等处发现了大量碎瓷片。陈万里于同年冬调查闽南古窑址时，对前两处进行了踏查，所见瓷片胎体较厚，釉色为青釉、黄釉、灰白釉，多带有篦形刻划纹。陈先生首次指出这些瓷片与日本学者所说的“珠光青瓷”十分接近，应为外销的产品（陈万里：《调查闽南古代窑址小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第56—59页）。1958年3月，汀溪水库渠道工程许坑段又发现了一处窑址，采集和探掘的遗物与汀溪窑址的类似，多为青绿和灰黄色釉的刻划花瓷片，显示出宋代瓷器的风格（黄汉杰：《福建省最近发现的古代窑址》之《同安宋代窑址》，《文物》1959年第6期，第62—64页）。此后，陆续对汀溪窑进行过多次调查发掘，采集并出土了一批标本。
结合前后几次调查及发掘资料来看，同安烧制的瓷器有青瓷、青白瓷两类，其中青瓷居多。青瓷以碗为主，胎体灰白，质地较粗，釉色多为淡褐黄釉，青釉次之。器外除少数为素面外，多刻有数组直线纹，器内刻划卷草纹并间以篦点纹饰，有些还在碗心印有小鹿或刻划简单的花草。青白瓷则以碗和洗为多，比青瓷相对精致。同安的这些青瓷产品之所以被日本学者称为“珠光青瓷”，是因为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喜欢用这类青瓷碗饮茶。日本的镰仓海岸和唐津山麓遗址中都曾发现不少“珠光青瓷”，其他如太宰府附近、福冈湾底以及福山革户庄等地的镰仓时代（相当于南宋）的遗址中，也都有出土，说明这类青瓷在南宋时期就已大量运销到日本。同安窑址中的青白瓷虽然不是其主要产品，但也为我们判断窑场的兴烧年代提供了一定参考。较为直接的证据是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市区发现的一座宋代砖室墓内出土的一件青白釉莲瓣纹瓷钵，是同安汀溪窑典型器之一，墓志铭文显示此墓合葬于宝祐元年（1253年）（郑东、周翠蓉：《福建厦门发现宋代纪年墓》，《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第6—8页）。该墓的发现表明，至迟在南宋，同安的窑场已烧造成熟的产品。同安窑青瓷多见于海外的汀溪窑刻划花青瓷碗。1998年采集，现藏于厦门市博物馆装饰有鹿纹的汀溪窑青瓷碗。2002年出土，现藏于厦门市博物馆遗址和收藏，而在国内较少见于窑址以外的考古遗址，也从侧面印证了其外销瓷的性质。
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学界对同安窑青瓷的认识不断深化。1956年，陈万里在福建调查窑址时曾提出将福建仿制龙泉窑的青瓷称为“土龙泉”，庄为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宋元时期福建“土龙泉”与龙泉窑青瓷的关系和区别，并谈到同安汀溪窑是专烧这类“土龙泉”的窑址之一（庄为玑：《浙江的龙泉与福建的“土龙泉”》，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181页）。除同安以外，闽南的安溪、南安，闽东的闽侯、连江，闽北的松溪、浦城等15个县市发现共计25处生产这类青瓷的窑址，研究者们由此提出了“同安窑系青瓷”的概念：“宋元时代，受龙泉窑传统工艺技术的影响，在福建地区烧制的，同安窑为代表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青瓷。”（林忠干、张文崟：《同安窑系青瓷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第391—397页）这个概念逐渐取代了“珠光青瓷”和“土龙泉”的叫法，因为它更明确地指出了这类青瓷的产地在福建，且以同安汀溪窑产品为代表。
二、同安青瓷的生产与运销
瓷器的生产离不开燃料和原料，厦门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宋元时期同安青瓷的生产提供了保障。厦门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北靠戴云山，东临台湾海峡，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大部分是山区向滨海过渡的地带，以丘陵为主，同安依山傍海，东、西、北三面的山脉群峰多属中低山。丘陵地带茂盛的草木为烧窑提供了充足的燃料，低山的和缓地势便于建造窑炉和作坊。汀溪、西源溪、茂林溪、西溪、东溪等众多河流则是陶瓷生产的水源供给且便于交通运输的条件。瓷土原料方面，厦门恰好处于高岭土矿产资源蕴藏带，同安的高岭土矿床质量好、储量大、分布广，汀溪窑的青瓷就是用本地瓷土生产的（陈聪辉主编：《厦门经济特区辞典》，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6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安青瓷的烧造成为可能。厦门地区宋元同安窑系窑址分布示意图之前的历次调查和2002年初局部发掘的资料显示，同安汀溪窑是一处包括多个窑址的大窑场，已经发现烧窑遗物堆积11处，龙窑窑炉遗迹8处，分布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遗物堆积最厚处达5米，已经发掘的两座窑炉残长均超过50米，宽2.5~2.6米，延烧宋元两代，青瓷产品占总数的80%。制作工艺上，汀溪窑的青瓷胎骨较厚，不算精细，装饰手法更趋简洁，所耗工本较其模仿对象龙泉青瓷来得少，器物外壁的下半部及底部大多无釉露胎，使得装烧时不易与垫饼粘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成品率。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同安青瓷的规模化生产。除同安汀溪窑以外，厦门地区的海沧东瑶窑和集美碗窑亦属同安窑系，都曾于宋元时期生产刻划卷草梳篦纹的青瓷产品并输往海外（陈娟英：《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厦门窑》，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29、36页）。同安等地所产的青瓷作为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商品及手工艺品，连接起了早期厦门与域外之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厦门参与海外贸易尚处于萌芽阶段的鲜明例证。
宋元年间，以汀溪窑为代表的同安窑系青瓷兴烧于旧称“同安”的厦门及其周边地区，与厦门优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瓷器从窑场运到港口再装船运销海外的过程中，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是根本保障。现存最早的同安地方志书是清康熙年间所修的《大同志》，其中《海道潮汐》一节记载：“同安滨海，总东、西二溪之水，东行五十里而趋于大海……凡浙、粤、漳、泉泛舶往来者，莫不待潮而入于溪云。”《规制志·城池》中谈到同安城始筑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同安“绾结泉漳州，襟带大海，盖舟车水陆之辏也”（（（清）朱奇珍修：《大同志（点校本）：清康熙·同安县志》，海峡书局2018年版，第22—24页））。同安于宋代筑城不是偶然的，应该与当时蓬勃发展的海上贸易有关，尤其与泉州港日趋繁盛的海外贸易关系密切。发现于后渚港的宋代海船出土的刻划云气纹、梳篦纹、直线纹的青釉碗，明显具有同安窑系青瓷的特征（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9页）。有理由相信，宋元时期的部分同安青瓷正是通过泉州销往海外。在同安河流众多、具备便捷水运的基础上，宋人还修建桥梁，进一步加强了与泉、漳两地的联系，以便商人运载同安青瓷等货物出港赴海。比如，“太师桥（又名东桥）出东门外五十步许，跨东溪”，建于宋初并曾重修，又有“第一桥、第二桥、第三桥在城东五里许，皆一溪逶迤以达于东桥赴海”（（清）朱奇珍修：《大同志（点校本）：清康熙·同安县志》，海峡书局2018年版，第32页）。再如，距离同安城东南十里多，位于同禾里的“黄岊渡桥”，“宋元符中建，凡一百五十二间……淳熙中，又增六十间”，“以便泉、漳来往便捷”（（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修订本）》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页）。尽管宋元时期尚未有“厦门”之名，但厦门岛已作为同安所辖乡都之中的“嘉禾里”载入志书，“嘉禾里”之名甚至早就出现在唐代陈元通墓志铭中，该墓葬内还发现了唐五代时期作为外销瓷大量输出的长沙窑瓷器（靳维柏：《厦门历史文物精粹》，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3、35—37页）。再结合厦门地区发现唐宋及元代墓葬的情况（郑东：《厦门市古墓葬考古综论》，《南方文物》2002年第3期，第22—31页），可以看出厦门岛在明代以前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同安汀溪窑的青瓷之所以在发现时被判断为具有外销性质，最早还是因其与日本学者著述中的“珠光青瓷”相似，所以有必要梳理一下二者间的关系，从而讨论同安窑系青瓷运销日本的情形。
“珠光青瓷”一词源于日本，但究竟出现于何时何处，并无直接的文献记载，只是日本在18世纪以前把这种青瓷叫“珠光茶碗”，以后便叫珠光青瓷了。16世纪后半叶的茶会记《天王寺屋会记》和《松屋会记》对“珠光茶碗”有相关记录。16世纪末完成的茶道秘传书《山上宗二记》介绍的诸多茶具中也包括珠光茶碗，谈到珠光茶碗是中国制造的，最初为茶道家千宗易所有，后来以一千贯的价格卖给了三好实休（（日）稻垣正宏、新保辰夫、丰田裕章译：《两种珠光茶碗》，《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0—113页；千宗易即“千休利”），他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使草庵茶继续深化，将茶道还原到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1422—1502）是草庵茶道创始人，活跃于室町时代，他倡导的禅宗系草庵茶尊崇自然、朴素。同安窑系青瓷或许就是因为它朴实、素雅的风格与之不谋而合，受到村田珠光的喜爱而成为所谓“珠光茶碗”。需要注意的是，同安窑系青瓷的烧造是在宋元时期，但珠光生活的年代明显晚于此。也就是说，尽管同安窑系青瓷在日本流传至15—16世纪时因村田珠光而享负“珠光茶碗”之名，与茶道息息相关，受到时人青睐，但这类瓷器在宋元年间运销日本和村田珠光并没有什么联系。
此外，也有学者注意到，福州屏山（历史上这一带寺院众多，有乾元寺、天宫寺、藏院等）的考古工地中曾出土过一些所谓“珠光青瓷”的仿龙泉青瓷碗，其中几件碗底墨书有“茶”“茶头”字样，福清少林院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碗底则墨书有“饭头”二字，说明这类同安窑系青瓷中的碗类器物过去或许用作茶碗或饭碗，也可能和寺院内掌管饮茶等事务的僧侣有关（张勇：《福州地区发现的宋元墨》，《福建文博》1998年第1期，第65—68页；栗建安：《福建仿龙泉青瓷的几个问题》，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三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3页）。考虑到宋元时期福州在对日贸易中的地位，部分同安窑系青瓷应该是通过福州向日本输出的。这类器物出现在寺院遗址，并且村田珠光本身也是僧人，可以推测宋元同安窑系青瓷向日本的输出乃至后来的流传，应与佛教文化及饮茶风俗向日本的传播有一定关联。
三、同安青瓷的外销市场
同安青瓷本身不属于龙泉青瓷的体系，但作为一种仿龙泉青瓷的产品，其成品在造型、釉色、装饰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审美取向，无疑与龙泉青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外销市场也与龙泉青瓷存在一定重合。由于产品面貌的相似性，目前学界对窑址以外发现的同安窑系青瓷尚不能作完全准确的区分并判定其具体窑口，只能推断大致产区（如闽南、闽北、闽东），故讨论同安青瓷的外销市场时，笔者将讨论的对象放宽到同安窑系青瓷，但着重于闽南地区的产品。
在讨论同安青瓷的外销市场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情况。龙泉窑的瓷器在当时的文献中多称作“处州磁”。如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琉球“贸易之货，用……处州磁器”，无枝拔“贸易之货，用……青白处州磁器”，麻里鲁“贸易之货，用……处州磁”（（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8、89页）。如果说文献记录相对有限，当时的地名对今人来说陌生而遥远的话，各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我们展现了龙泉青瓷于宋元时期畅销海外的生动图景。日本、朝鲜、菲律宾、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波斯湾沿岸、非洲的考古遗址中都有龙泉青瓷出土（刘晓斌：《宋元龙泉青瓷外销探析》，《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第114—117页）。可以看出，从东亚到东南亚和西亚，乃至非洲，龙泉青瓷有着相当广阔的销售市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同安青瓷为代表的仿龙泉青瓷才有可能向外输出。仿龙泉青瓷的制作相对粗糙，工本较低且产量更高，售价应比龙泉青瓷低廉，海外市场对龙泉青瓷有着巨大需求，仿龙泉青瓷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龙泉青瓷的替代品，甚至由此进一步拓宽了宋元时期南方青瓷在海外的销路。《岛夷志略》记载，日丽“贸易之货，用青磁器……粗碗……之属”，遐来勿“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之属”，淡邈“货用……粗碗、青器……之属”，啸喷“货用……磁器……瓦瓮、粗碗之属”，蒲奔“贸易之货，用青瓷器、粗碗……之属”，灵山“贸易之货，用粗碗……之属”，淡洋“贸易之货，用……粗碗之属”（（元）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93、133、146、199—200、223、237—238页）。不同于一些国家以“处州磁”为货贸易，海外诸国中，日丽、遐来勿、淡邈、啸喷、蒲奔、灵山、淡洋等地贸易所用的陶瓷是“粗碗”“青器”“青磁器”，并非龙泉窑的“处州磁器”，而是其他窑场生产的相对粗糙的产品，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来自同安等地的仿龙泉青瓷。
从同安窑系青瓷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情况看，数量较多且较为集中的两个区域是日本和东南亚。在日本的遗址中，宋元时期仿龙泉青瓷的同安窑系青瓷往往与南宋龙泉青瓷共出（栗建安：《福建仿龙泉青瓷的几个问题》，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三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3页）。但除了镰仓是龙泉青瓷多于仿龙泉青瓷以外，其他地点出土的多半是胎体较厚、制作粗糙、色彩暗淡的产品（刘晓斌：《宋元龙泉青瓷外销探析》，《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第114—117页）。也就是说，同安窑系青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同为镰仓时代的唐津山麓遗址，同安窑系青瓷出土最多，而且有许多较完整的器物（李辉柄：《福建省同安窑调查纪略》，《文物》1974年第11期，第80—84页）。在东南亚，沉没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海域的惹巴拉沉船（JeparaWreck）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生动的例证。船上除了载有龙泉青瓷外，还有宋代中晚期的德化和同安窑瓷器，以及景德镇青白瓷。该船可能是从泉州出发，沉没年代大致在12世纪，航行的目的地为惹巴拉（Jepara）、图班（Tuban）或者东爪哇的格雷西（Gresik）（项坤鹏：《浅析东南亚地区出土（水）的龙泉青瓷——遗址概况、分期及相关问题分析》，《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第86页）。从东南亚陆地遗址的出土资料来看，日本学者统计认为，福建瓷器自12世纪后半叶起流行于东南亚岛屿，其中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期间的多数瓷器来自泉州及其周边地区（Yoji Aoyagi，Trade Ceramics Discovered in Southeast Asia，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217—20)论文集（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36页）。同安旧属泉州，同安窑作为闽南地区生产同安窑系青瓷的重要窑口之一，其产品通过海上贸易与其他中国陶瓷一起销往日本、东南亚等地，也就不足为奇。
从更大范围进行考察的话，波斯湾地区和东非沿岸遗址的宋元时期瓷片中，龙泉青瓷占比例极大，比如埃及福斯塔特（Fustat）遗址12世纪晚期至14世纪中期的地层中，浙江或龙泉瓷器占到60%以上，有学者甚至认为该遗址出土的12—14世纪青瓷片都是龙泉青瓷；福建地区的仿龙泉产品虽然也有发现，但数量非常有限，以肯尼亚格迪（Gedi）古城发现中国瓷器的情况为例，元代福建窑口的瓷片（包括青白瓷、白瓷、青瓷）只占中国该时段瓷片数的10.38%（刘净贤：《福建仿龙泉青瓷及其外销状况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第50—56页）。综上可见，离中国较近的东亚和东南亚是宋元时期同安窑系青瓷的最大外销市场，这些仿龙泉的青瓷产品在当地的数量超过龙泉青瓷，但在离中国较远的西亚和非洲地区，品质较高的龙泉青瓷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
二者的分布比例不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上贸易的突出特点，即高风险和高成本。苏基朗认为，奢侈品的海外贸易通常是由当地权贵进行的，贸易品数额不必多，便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且市场容易预测；但质量一般、价格低廉的商品，因其投资回报率较低，贸易者们不得不通过增加贸易额的方式来追求利润（苏基朗著，叶妮雅译：《宋元时期闽南海外贸易中的商业活动》，《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93—99页）。该观点对于解释同安窑系青瓷的外销市场与龙泉青瓷为何不同也是适用的。以同安青瓷为代表的仿龙泉产品制作草率，质量不如龙泉青瓷，单位价值低，利润空间小，必须通过大规模外销的方式来增加贸易额，而往返邻近的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航程较短，航行周期就不会像远洋去西亚和非洲那么长。比如，据《岭外代答》记载，“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往返经二年矣”，而地处东南亚的三佛齐、阇婆“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1、126页），所以相对来说，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交易的成本就比较低。同安窑系青瓷凭借就近批量外销的手段在东亚和东南亚市场替代并占据了大部分原本由龙泉青瓷掌控的份额。由此，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成为宋元时期同安窑系青瓷最重要的外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