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50.宋代以前宗教文化交流

出土文物表明，闽越国时期（约汉武帝时代），代表中国成熟的B类锻銎铁器及其制作技法开始从福建或浙南沿海经由海上通道传入日本九州，闽越先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晋太康元年（280年），侯官县修建药山院，佛教传入福建。太康三年，绍因寺与灵塔寺相继建立，到唐代，福建佛教寺庙显著增加。

海上交通贸易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新罗僧人慧轮曾泛海来闽越之地，后跋涉到了长安（［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上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人，曾派人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日］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本派出遣唐使，分乘4艘海舶，学问僧空海与大使、副使及留学生橘逸势等人所乘第一艘船被海风飘散，于八月十五日在福州长溪县赤岸（今霞浦县赤岸镇）登陆，后被短期安顿在福州开元寺。这是福州境内首次接待日本遣唐使人员。当年十一月三日，空海等人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安排下，北上长安。在大唐留学期间，空海与当时的名僧大师、文人墨客广泛接触交流，并学习密教。回国后，创立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大力传播中华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又以汉字为依据，始造平假名，对日本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前言，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83年版）。

唐大中七年（853年），日本僧人智证（圆珍）、丰智、闲静等搭乘到日本进行贸易的唐朝商人钦良辉商船，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启航，在海上航行6天后，于闽江口外福州连江登陆，进入中国（［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1页）。他们进入福州开元寺学习，在福州居住长达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搭乘唐商李延孝去日本贸易的商船回国。智证大师在开元寺期间，跟从寺僧存式学《妙法莲花经》《华严经》与《俱舍论》，还向驻锡于此的中天竺（印度）僧人般闽王祠内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拓片恒罗学习悉昙章、梵字和密教，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可见，当时福州已住有中天竺（印度）和尚，在此传播佛法。唐末，印度声明三藏到福州雪峰寺，闽王王审知令玄沙师备与之相见（释道元：《景德传灯录》卷18，引自《福州玄沙宗一大师》，成都古籍书店2000年版，第346页）。

晚唐时，福州成为“东闽盛府，百货所聚”的商品集散地，出现了对外贸易、交往繁荣的局面。天祐三年（906年）又有“西天国僧声明三藏”（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2页）。来福州讲经布道。在印度僧人屡到福州开元寺交流佛法的同时，新罗僧人也常至开元寺研习，并带回开元寺刊刻的经书。史载，五代闽国天成三年（928年），“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郑麟趾：《高丽史》卷1，“太祖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7页）

唐代诗人的涉闽诗作，往往有这方面的吟咏之句。马戴（卒于869年）《送李侍御福建从事》诗，有句曰：“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又如李洞（卒于约897年）作《送沈光赴福幕》诗云：“潮浮廉使宴，珠照岛僧归”。记述的是福建观察使在江边饯别梯航而至的海外僧人归国时的场面。这些都表明，福州地区的官员和文人与海外宗教人士（主要是佛僧）有着频繁而密切的交往。

《王审知德政碑》以及《十国春秋》等史籍，也有外国人来华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