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44.纺织业发展与丝织品外销

中国是世界纺织品生产大国。福建因气候温和，雨水充足，特别适合麻、桑、棉的生长。《吴越春秋》载有“越罗榖纱”。福建各地出土过大量的布网纹硬陶，布网纹陶饰应是用先民编织的布纹压印而成的。武夷山白岩船棺也发现随葬的丝织品。这些都证明，福建地区在先秦时期已有丝绸品。近二三十年来，福州市考古发掘出各种珍贵丝织品近800件1975年的南宋黄升墓丝织品服饰354件、1980年的明代马森墓丝织品23件和1986年的福州茶园山墓丝织品400多件。，表明福州也曾是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城市。

一、福州丝织品生产

西汉时期，闽越王曾以纺织品为礼物馈赠给江都王刘建，《汉书》有“繇王闽侯亦遗建荃、葛布……”（［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3，《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17页）的记载。刘宋时期，“高阳许瑶之，罢建安郡县丞，还家，以一斤绵遗之（郭原平）……曰：‘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南史》卷73，《列传第六十三·孝义上·郭原平》，第1801页）可知当时福建纺织品以其优良的质量闻名遐迩。到唐代，福州的蕉布被列为入京的土贡织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1，《志第三十一·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4页）。蕉布是用芭蕉纤维制成的布。紵（纻）是麻的一种，也是闽中土产之一。唐时，闽人日常衣着的材料主要是蕉布和麻布。五代时期，北方移民大量入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福建的纺织水平得到极大发展。闽国时期，闽王鏻命“锦工作九龙帐”（［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第八·王审知》，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9页），就是例证。官匠纺织水平的提高必然对民间纺织技术起到促进作用，福建地区纺织品产量得到很大提高。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福建进户部所支榷课葛三万五千匹”（［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6，《梁书六·梁太祖第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0页。；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十月，向朝廷进“锦、绮、罗三千匹于唐”；［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91，《闽二·惠宗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4页。后晋天福六年（941年，闽永隆三年），“贡晋……葛布五十匹……细葛二十匹……度支商税葛八千八百八十匹”（［清］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92，《闽三·景宗本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9页）。闽国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丝织品数量之大，远超唐代。

南宋初年，朝廷将管理皇族内务与贸易的中央机构“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迁入福建，其中西外宗正司设址于福州。宋明时代，福建商人（包括福州商人）到日本进行贸易。日本长元元年（1028年）九月，福州客商周文裔去日本，向当时的日本右大臣藤原实资奉献土特产品：翠纹花锦一匹，小纹丝殊锦一匹，大纹白绫三匹（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7页）。许多海商也常常贩运生丝到吕宋去售卖。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中分析说：“我边海亦真实戒严，无敢通倭者，即有之亦眇小商贩，不足给其（日本）国用。于是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走诸国贸易。若吕宋者，其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者，吕宋诸国遂擅利数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明］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491，《海防迂说》，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38页）《闽部疏》中有描绘福州纺织品海外贸易兴盛的景象：“凡福之丝……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明］王世懋撰：《闽部疏》，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丝织品的畅销对生产工具提出了改良要求。明代福州人林洪在原有旧机基础上改繁就简，创制出“改机”。［清］郭柏苍：《闽产录异》卷1，《货属·改机》载“福州机房所造‘改机’者，盖明时林某改旧机之繁而简也。所织绸名‘土绸’，又名‘土槽’。锻名‘汉府缎’”（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页），“改机”创制成功，纺织成闪光、阴花等色彩不同的新品种，以及龙凤、飞禽、走兽、福禄寿等复杂花纹图案。主要产品有绸有缎，俗称“土绸”，又名“土槽”，缎名“汉府缎”，改机令福州丝织业为之一振。《闽书》称福州“颇饶……纺织之利，乃有改机之绢、衣之丝”（［明］何乔远编撰：《闽书》卷38，《风俗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1页），可见改机产品是畅销的。此外，《大明会典》“计脏时估”条目中有“改机一匹一百六十贯”的记载。改机生产出来的产品时价可与罗同等，次于纻丝，却也远在纱、绫之上。可见改机产品在丝织品中的名贵程度。 

二、郑和船队的丝织品流通

明代，郑和率领的船队南下西洋，每到一地，便以贸易形式换取当地物产，或以馈赠形式加强与沿途各国的友谊，而丝绸就是其中重要的媒介。这从散见于文献中记载的郑和所到国家和地区传给的丝织品中可窥见一斑。

国家或地区丝绸出处：占城国纻丝、绫绡《瀛涯胜览·占城国》爪哇国花绢、纻丝《瀛涯胜览·爪哇国》旧港国五色布绢、色缎《星槎胜览》暹罗国花布、色绢、段匹《星槎胜览》满刺加国色绢《星槎胜览》苏门答刺国色绢《星槎胜览》安南织金文绮、纱罗《明史·安南传》龙牙犀角土印布、八都剌布《星槎胜览》锡兰山国色段、色绢之属《星槎胜览》小喃国色段《星槎胜览》柯枝国色段、白丝《星槎胜览》古里国色段《星槎胜览》忽鲁谟斯国五色段绢《星槎胜览》剌撒国色段、色绢《星槎胜览》榜葛剌国布段、色绢《星槎胜览》真腊国锦段、丝布之属《星槎胜览》龙牙善提色布之属《星槎胜览》彭坑国色绢《星槎胜览》麻逸国五色布绢《星槎胜览》假里马丁国印花布之属《星槎胜览》渤泥国色段《星槎胜览》苏禄国八都剌布《星槎胜览》大喃国布段之属《星槎胜览》阿丹国色段《星槎胜览》佐法儿国色段、绢《星槎胜览》竹步国色段、色绢《星槎胜览》木骨都束国色段、色绢之属《星槎胜览》溜洋国色段、色绢《星槎胜览》卜剌哇国段绢《星槎胜览》天方国段疋、色绢《星槎胜览》中国的丝织品跟随郑和下西洋船队，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这些远渡重洋的纺织品除作为贸易货物通过商业活动以物易物外，还有作为国家之间友好往来的馈赠礼物。据《远东史》记载，郑和下西洋后，马来西亚“衣服装饰亦曾受中国之影响，摩罗妇女所服之有袖短衫与宽大之裤，玻璃珠、各式礼帽、雨衣、履底等类，亦皆由中国传入。丝瓷及各种光滑之陶器，亦来自中国”（［美］奚尔恩：《远东史》，转引自张振玉：《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丝织品贸易》，载《福建文博》2013年第1期）。

航次时间：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至冬第二次永乐五年九月至冬第三次永乐七年十月至十二月第四次永乐十年十一月至十一年秋冬第五次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至十五年冬第六次永乐十九年正月至冬第七次宣德六年二月二十六月至十二月九日三。

清代，福州出口的纺织品数量相当大，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月二十四日，琉球使臣马维章等携回国的货物清单上涉及的丝绵织品有:土丝720斤、中绸2270匹、中绉纱385匹、中绫74匹、中缎278匹、土绢30匹、土绸30匹、湖绵20斤、缎腰带10条、棉纱带110斤、斜纹布501匹、粗冬布1602匹、丝布4匹、故绸衣24件、故布衣8件、中葛布50匹、蚕绸37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0—114页）。从中国输出的这些纺织品在国外是最赚钱、最畅销的货物。“利马的商人大街上，有40家出售中国丝绸等货物的大商店，有些店主的资本超过百万比索”（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墨西哥城，中国丝绸在“漂亮的圣阿古斯丁大街上销售”（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