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42.主要输出货物
福州在与海外国家和地区漫长的交流过程中,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瓷器、茶叶、丝织品、药材、铁、纸等数十种品类,其中瓷器、茶叶、纺织品是传统出口的大宗货物,它们是福州海外贸易物品的代表。
一、外销瓷的窑口
瓷器作为生活必需品之一,历来受世人的青睐。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进和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世界物质文化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拥有悠久的制瓷史,千百年来,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域外,在中外商贸往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福州陶瓷器烧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距今5890至7450年的壳丘头遗址是福州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发掘出土有陶器;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也发掘出陶窑5座,并出土不少陶器,主要有釜、罐、簋、杯、壶、碗等器型,这批陶器的制作技术已经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手轮兼用技艺,多数陶器器型匀称,胎壁厚薄均匀,有的器壁仅0.1厘米左右;器身纹饰也比较多样化,有拍印的条纹、绳纹、交错纹、篮纹、堆纹、曲尺纹斜方格纹、叶脉纹和彩绘等;福州闽侯庄边山遗址墓群是福建汉代陶瓷最集中的出土地之一。昙石山、福州浮村和福清东张等窑址中出土的釉陶,表明福州地区很早已经掌握了烧造原始青瓷的技艺。这些都说明福州有悠久的瓷器生产历史和基础。唐末五代,福建陶瓷远销海内外,陶瓷成为福建手工业的主要外销品之一,陶瓷生产规模不断发展,其生产和外销都进入繁盛时期。
福州制瓷业历史悠久,早在南朝就有怀安窑烧制的瓷器销往日本,至宋代已名闻全国。福州所辖福清、连江、闽清等地烧制的瓷器也蜚声中外。
怀安窑位于福州西郊洪塘乡淮安村,是福建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南朝、唐代纪年的窑址。该窑址的陶瓷产品在福州及日本、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等地均有大量出土,表明当时福州不仅是陶瓷的主要生产地、集散地和消费市场,还作为转运港为怀安窑陶瓷产品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这些发现揭示了怀安窑陶瓷生产、贸易、销售的完整过程,反映出福州瓷器在国外备受青睐的情况。
洪塘窑位于福州西北郊的洪山乡洪塘村,烧制年代为北宋至元代。该窑口烧制的薄胎酱釉陶器,其造型、胎质、釉色及工艺手法与日本茶道中的“唐物茶入”一致。目前在福州、日本、菲律宾等多处古遗址及新安沉船遗址都发现有洪塘窑的产品。日本的存世实物与文献记载,都证实了福州洪塘窑的陶器除了本地消费外,还凭借海路之便远销海外。
闽清窑位于福州市闽清县,烧制年代始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元代。窑址自义窑村至安仁村一带,绵延十几个山头,涵盖“义窑”“青窑”“大箬窑”三大窑场。该窑址主要烧制的瓷器有青白釉瓷碗、洗、碟、盅等,是福建宋元时期规模最大的青白瓷产地。目前在“白礁1号”沉船遗址、“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南海1号”沉船遗址、北礁沉船遗址等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中,均发现出水闽清窑生产的陶瓷,可见当时的闽清窑是一处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烧制的瓷器主要销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诸国。
福清东张窑位于福清市东张镇石坑村厝后山,烧制年代为宋、元时期,主要器型为各式盏、碗、碟、盘等。在宋代该窑的盏,一直仿烧建窑黑釉盏,青釉瓷器则仿烧龙泉窑。东张窑烧制的瓷器在定海“白礁1号”沉船、“南海1号”沉船等均有发现出水,另外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寺院、码头、岛屿以及日本列岛、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等地也有发现,表明东张窑的产品有着广泛的市场。一些与东张窑同时期分布在福州的窑场也在仿烧建窑黑釉盏和龙泉窑青瓷。这些烧制出来的瓷器,无论是仿烧还是自己设计烧制的,都因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在国外受到消费者和收藏者的青睐。
连江浦口窑位于连江县浦口镇周围的山丘上,当地人称“三十六窑”,也叫“宋窑”,烧制年代为南宋至元末时期,烧制物以青瓷为最多。该窑烧制的器物,目前在连江定海“白礁1号”沉船遗址、莆田湄洲湾沉船遗址及日本的博多遗址、冲绳等地均有发现。
以上列举的几处窑址,只是福州地区从南朝至元代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址,在巨大的海外市场需求刺激下,福州又有便利的海上交通优势与丰富的陶土资源,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烧制瓷器的窑址遍布各地。如福州市晋安区宦溪乡硋岫村的宦溪窑,马尾区亭江镇长柄村的长柄窑,闽侯县南屿镇窗下村的碗窑山窑,连江县长龙乡真茹村的真茹窑,罗源县松山镇八井村的碗窑里村窑址等等。福州窑口大规模地从事名窑瓷器的仿烧,并将之销往海外,以满足市场需求,获取丰厚的利润。
清代,英国人考察福州的报告中提到,“福州附近在大量生产着供应出口的瓷器。据中国人说,有500座以上的窑须经常全力生产。虽然我们知道这话有些夸大,但是可以肯定有320座窑正在全力生产。有些绿色瓷器是非常美丽出色的,但主要的出口品还是质量比较粗糙的陶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98页)这直接印证了福州各处外销瓷生产的兴盛。
二、福州瓷器外销
中国古代陶瓷器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福建的瓷器贸易也十分繁盛。据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当时“番商”兴贩多以瓷器为货,诸如占城、三佛齐、渤泥国等,都经常采买福建瓷器,作为转口贸易的货物。([宋]赵汝适撰:《诸蕃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71、179、181、182、185、189、236、239、240页;唐文基:《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373页)国家或地区陶瓷器品类国家或地区陶瓷器品类占城瓷器单马令国瓷器凌牙瓷器佛啰安国银瓷阇婆国青白瓷器蓝无里国瓷器三佛齐瓷器麻逸国瓷器渤泥国青瓷器元代,陶瓷器的外销贸易更加繁荣,输出的瓷器种类更加丰富。据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记载,元代中国陶瓷器输往海外国家和地区达40多个,外销陶瓷有青花瓷器、青瓷器、陶器等,器型有碗、罍、瓮、罐、瓶、坛等,陶质的坛、瓮、罐、壶等也大量销往海外。当时,从福建输出的陶瓷器主要以福建瓷器为主,也有一部分是浙江处州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等生产的瓷器经过福州外销的(唐文基:《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琉球》载“货用……粗碗,处州瓷器之属,海外诸国盖由此始”(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314页)。
明清时期,陶瓷器作为中外贸易大宗商品,其分量更加明显。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中称,日本“彼中百货皆取资于我……次则瓷”([明]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491,《海防迂说》,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42页)。因此中国瓷器在日本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福建海商常常运载大量瓷器到日本出售(林开明主编:《福建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日期输出地品种数量(件)1641年7月10日福州茶碗50001641年7月22日福州茶壶7101641年7月23日福州茶壶11271642年7月1日福州茶壶781643年6月8日福州茶壶不详1644年2月15日福州茶壶不详1644年2月16日福州茶壶不详1644年5月20日福州茶壶、瓷器不详1644年7月15日福州瓷器不详1646年4月20日福州粗瓷器不详1646年4月30日福州茶壶不详1646年8月30日福州各种瓷器不详从表8.2不难看出,当时输往日本的陶瓷器主要是日常用的茶碗、茶壶等粗瓷,这与中国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发展有关系。不过随着17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自产瓷器的兴起,其进口中国瓷器的数量开始锐减。
明清时期,琉球“贡道由福建闽县”([明]申时行等修,[明]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105,《朝贡一·琉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福州作为琉球的直航港口,与琉球的贸易关系最为紧密。陶瓷器是琉球人在福州购买的大宗商品之一。清乾隆至光绪年间,琉球在福州购买的陶瓷数量常在万斤以上(。
时间数量(斤)乾隆三十八年(谢必震:《明时期中国与琉球贸易之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125页)(1773)十一月二十八日6765乾隆四十年(1775)一月二十五日4650乾隆四十年(1775)十二月十三日11470乾隆四十三年(1778)一月十一日10951道光二年(1822)四月二十九日16304道光四年(1824)五月十四日49945道光五年(1825)五月九日10560道光六年(1826)五月八日45697道光十年(1830)闰四月二十三日22005道光十二年(1832)五月十五日36182道光十六(1836)年五月七日18610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十一日35400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十八日22700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二十四日39950道光二十二年(1840)九月五日23833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月十三日39170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五日23530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二十五日63349道光二十九年(1849)闰四月二十三日39250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二十二日26062咸丰三年(1853)五月二十一日13590咸丰四年(1854)六月六日23680咸丰五年(1855)五月二十四日32331咸丰六年(1856)九月二十一日26830咸丰八年(1858)九月十二日13860咸丰十年(1860)十月二十四日5900光绪元年(1875)六月十日12680琉球购买大量陶瓷器皿带往海外,除了本国消费外,更多的货物被用于贩卖给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琉球的陶瓷转卖活动,起到福州与海外诸国间接贸易的作用。
由于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出海港口众多,且不同时期开放的口岸地理位置不一,因此,福州生产的瓷器除经由福州港销往海外之外,还常常被转运售往外地,加入当地的外销航运队伍,因此在考古中多有发现福州陶瓷器的转售现象。如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中,除挖出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的陶瓷器之外,还涉及其他地区的诸多窑口,其中就有福州窑的瓷器,包括闽清义窑(宋元)、福清东张窑(宋元)、连江浦口窑(元)等。广东阳江海域出水的“南海1号”是一艘南宋时期从福建泉州起航的远洋贸易商船。从这号沉船遗址中发现出水了一批闽清义窑和青窑产品;同样,从泉州港启航的海南“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中,也有不少来自闽清义窑的产品。1976年,韩国境内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上发现的陶瓷器大部分是中国陶瓷,虽然其中福建制品所占比例不太高,但也有福州闽清窑的白瓷碗、碟及福州洪塘窑的酱釉小壶(茶入)等瓷器(见森达也:《宋元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
三、瓷器对外贸易中转地
水运是最为便捷、经济的运输方式。福建省内的闽江水系从福州穿城而过,为瓷器的水路运输提供了便利。如浙江龙泉窑的瓷器就可经过短途的陆路运输后,转入闽江水系,顺江而下到闽江口入海。因此在福州海域就发现、出水了不少满载龙泉窑产品的沉船遗址。
2005年,从福建平潭屿头乡“碗礁1号”沉船遗址中发现出水计17000余件瓷器,经专家对瓷器造型、釉色、纹饰图案特征鉴定,确认这批瓷器为清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产品。从沉船所处的闽江口以南、近岸海域的沉船点判断,景德镇瓷器很可能是由赣东南进入闽江水系,而后顺江而下,由闽江口入海,这条线路也是景德镇瓷器外销的一条重要的传统线路。2007年,平潭县大练岛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标本都是龙泉窑青瓷;2009年,在平潭小练岛东礁沉船遗址出水有龙泉窑东区窑址的“三期六、七段”产品。这些充分说明,福州通过闽江水系与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窑址建立了陶瓷出口贸易运输体系,是福州作为重要对外贸易中转港口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