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41.福州海外交通贸易

福州对外商贸肇始历史悠远。《后汉书·郑弘传》载，东汉建初八年(83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汎海而至”（［南朝］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33，《郑弘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6页）。交趾七郡的贡献路线经由海路在福州东冶港登陆，而后经陆路或水路转运至京都洛阳，说明当时福州与交趾七郡(今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等地)的海上贸易航线已经比较成熟。

在东汉、三国时期，闽江航运得到进一步开发，由原先的内河航运交通转向外海的旅客和货运交通，尤其在吴国的经营下，侯官（今福州）县域内河道纵横，舟楫所赴，朝夕可至，福州发展成为福建河海运输的中心。

隋唐时期，福州港受国内外交通贸易需求的影响，其运输功能得到进一步开发。随着朝贡贸易的增多，唐文宗深虑远人未安，故颁下诏令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文宗七·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5页），并要求地方“除舶脚、收市、进奉脚舶即征收船舶税；收市即代表政府收购的珍异专卖品；进奉即贡品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5，《文宗七·太和八年疾愈德音》，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5页）。此举进一步加强、规范了福州地区的海外贸易。唐代在政府自由贸易政策的引导下，福州城内诸货丰盛，市场繁华。晚唐诗人薛能的《送福建李大夫》诗云：“洛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按《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二年（875年）四月，“河南尹李晦检校左散骑常侍，兼福州刺史、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下，《僖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4页）。由此可知，薛能所送的李大夫即李晦。诗中描绘海船一到，城内就增加许多外国人的场景，到处是海外交通贸易繁荣的景象。

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治闽秉承“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的保境安民政策，福州在王审知的治理下得到大力的开发和发展。他下令疏通河渠，开发甘棠港，并“尽去繁苛，纵其交易”，“招徕蛮夷商贾，敛不加暴”，使福州出现了商贸繁荣的景象。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王审知治理下的闽地有廉让之风、乐康之俗。此外，王审知还积极推进佛教文化与东南亚诸国的交流。唐天祐二年（904年），王审知“藏佛经于寿山，凡五百四十一函，总五千四十八卷”（［清］吴任臣撰，徐海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90，《闽一·太祖世家》，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2页），吸引海外诸国纷纷前来福州参观、朝贺。除努力吸引外商前来进行商贸活动，闽国也鼓励商人出海贸易。当时商人随波逐利，闽地海舶出洋贸易，“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晋江西街《留氏家谱》卷3，《宋太师鄂国公传》）。只是在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海外贸易还是以上贡和宫廷享受为先，所进口货物多为奢侈品，商业与民生的货物则较为次要。

宋代，闽江上中游流域的手工业品和土特产源源不断地顺江而下，汇集至福州，投入市场进行销售。有的巨额商品则船运舶载，远涉重洋，输送到海外各国售卖，与世界各国互易有无。繁盛的海外贸易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宋朝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和朝廷对航海贸易的积极推动。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续资治通鉴拾补》卷5）；宋高宗更直言不讳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处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44·市舶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13页）。

明代郑和下西洋，数次“造巨舰于长乐”，在长乐太平港进行补给，置办海外贸易商品。清代，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随着1853年茶禁的开放，福州成为中国茶叶贸易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被誉为“世界茶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