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8.国家行为的海外贸易

唐代，全国仅广州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到了宋代，则在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温州、泉州、密州（山东胶县）、华亭海（上海）7个地方分设市舶司，政府从大量进口货物中获得税收。太宗雍熙四年（987年），朝廷“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番国，勾召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4之23，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6年版）。在政策感召下，许多海外蕃商到中国贸易。北宋中期之前，福州为“七闽之冠”，“工商之饶，利尽山海”（［宋］苏辙：《栾城集》，卷30，引自《林和知福州》），是福建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中心。当时的福州“舳舻相衔，岁小俭，谷价海涌，南北舰囷载，欻至城外，其诸货宝回往，不可名记”（［宋］梁克家：《三山志·地理类》，卷6，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人们曾用“百货随潮船入市”，“海舶千艘浪”（［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福州》，引鲍袛诗，卷128，中华书局1992年版）的诗句形容海上贸易之盛况。

宋代，福州已成为丝绸的主产地之一，提供海外贸易需要，为海外贸易繁荣奠定基础。据统计，从1131年到1162年，南宋海上贸易税收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海洋贸易的实际利益，使得宋神宗认识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9页）宋高宗也认识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卷44，北平图书馆影印本1936年版）宋廷对海洋商业经济的认同，把海洋贸易视为国家行为，促使宋代国家观念从传统的农耕思想向海洋贸易转变，也是中国历史上从陆地经营迈向海洋经营的转变。正如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中所说，“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宋］苏轼：《东坡文集·论高丽进奉状》，卷56）。福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入繁荣发展的阶段，进而奠定明清及近代福建海上交通的格局。

两宋时期，福州海上贸易的航路比以前有了更大规模的开辟。福州是福建路的首府，又是东南港口大都市，福建商人频繁地从福州港出海。向海有两条航线：一是北上航线，即从福州港出发，经东海海域到达日本、新罗、高丽等国。曾任福州知州的蔡襄，在记述福州海洋贸易盛况时说：“有宋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蔡襄撰，［明］徐编：《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乞相度沿海防备盗贼》，卷17，清雍正间刻本）。二是南下航线，即从福州港出发，经台湾海峡到南海海域，先到达东南亚的占城、三佛齐等国，再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海域，到达印度、大食等国。三佛齐是当时东南亚强国，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三佛齐诸国早在唐代就经常派遣使团至福州，向朝廷进贡，并开展贸易活动。有的三佛齐商人还在福州定居下来。据蔡襄记载，当时福州所产的荔枝，已远销到“大食之属”，即阿拉伯国家。宋时的福州港，海外贸易更加发达，特别是宋室南迁后，福州港的地位大为提升，许多外国商人纷纷到此做生意，其中就有不少阿拉伯和波斯来的商人。“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载至福州”（王禹偁：《小畜集·纪孝》，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武汉大学出版社，电子版原文）。当时的福州港，呈现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南来海舶浮云涛，上有游子千金豪”（［宋］刘弇：《龙云集·送陈师益还建安》，卷6（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秋”（［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福州》，引鲍袛诗，卷128，中华书局1992年版）。

宋代海外贸易卓有成效。其时，杭州、广州以“天城”“广府”的名义享誉海外。泉州也在“刺桐”的名义下以“东方第一大港”蜚声西亚、北非与南欧。宋元时期，设有市舶司、市舶务或舶场的都会与商埠，像一串明珠，散落在沿海一带，北起山东半岛的密州、青州，中经古长江口的扬州、江阴、苏州、上海、华亭、青浦到杭州湾的澉浦、杭州、宁波及温州，南到闽广一带的泉州、福州、漳州、潮州、广州等地，每个城市和商埠，都有广袤的腹地为其提供丰富的农副产品。它们奠定了沿海沿江城镇的规模，带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大规模发展。

宋元时期，国家行为的海洋贸易，直接产生了世界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海外贸易法规”“航海安全法规”和“侨民管理法规”等。

宋建国之初，朝廷设置“提举市舶司”，专“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又在京师设立榷易院（署），专管对外贸易，后又相继在广州、杭州、明州（宁波）、泉州设立市舶司，史称“三路市舶”。元丰年间（1078—1085），宋廷又颁发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项外贸法规《市舶法》，即进出口贸易法规。它规定榷易院与市舶司负责招徕外商，发展外贸。其“榷易”的基本办法是：外商船舶进入口岸后，停在海上，由宋朝市舶官员登舶查验货品，按一定比例抽取实物，由番商以“贡品”的名义运交宋廷，这其实就是国家的“进口税”。来华的外商头领要拜会地方官员，一般还安排朝见皇帝，皇帝要给商团大量“恩赐”，其价值往往大大超过其所“进贡”的物品，为的是让外商觉得有利可图，经常来华贸易。换句话说，“进贡”原是一种有偿的交换方式，中国皇帝有“面子”，来华商贩得“里子”。抽取“贡品”之后，凡属国家统购包销的“禁榷物资”，由市舶司出钱购买，不超过全数的30%；其余商品称“博易物资”，由中外商人自行按市价买卖，也可由番商自行运销内地。这成为宋元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一大特色。元代干脆废除禁榷制度，只抽解其货物的1/10到1/15作“进口税”，其余商品一概自由经营。收取“进口税”的比例“透明”，而且返还的利润更大。

南宋后期，朝廷任命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其后主持海外贸易30余年。蒲寿庚精通海上贸易，积资过亿。元廷攻灭南宋后，继续任命他主管东南海外贸易，同时制定了《大元市舶司刑法》，健全了外贸管理体制，完善了外贸管理法规。这样，中外海外贸易，不仅未因宋元易代而中断，反而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