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37.海外文化交流发达

随着造船业的兴起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宋元福州海外文化交流非常兴盛。可以说，在9—13世纪中外大交流中，东亚、西亚、中亚、南亚以至南洋、西洋，实现了文化上的声息相通，物流交汇，亚洲的高品位文化得到了展示。

北宋实行开放政策，为进一步加强海外文化交流。对于客居中国的外国侨民（如商户、僧人、学者等），官府尊重其习俗与宗教信仰，泉州、福州都建有清真寺，各地蕃坊还建置“蕃学”，是为专门的外籍学校。

元朝统一全国后，大力谋求海外交通、纳贡、互市。元初屡次遣使“招谕南夷诸国”，并与各国建立朝贡、互市关系。元世祖忽必烈诰谕海外国家：“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明］宋濂等：《元史·世祖七》，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4页）这种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鼎盛于宋朝的福州海外文化交流得以继续发展。

《伊本·白图泰游记》详细记录了元代的大型商船。其所造船有平底、尖底、圆底三种形状，尤其尖底船，在大海中航行可以减少阻力，具有劈波斩浪的性能。船上有橹、浆、篙等人力驱动装置。大船有好几支橹，橹的长度几乎与桅的高度相等，每橹需要10~30人“始得摇动之”。船舵有船尾设置的正舵，大小2个，还在船尾侧设置副舵3个，根据航海中的不同水位操纵大小不同的舵。元代大型商船比宋代还要大些，除载运货物外，还可载1000人。陈希育《中国帆船与贸易》认为，当时船上设备齐全，有淡水舱，有众多的公私房间及厕所。这可以从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市木浦新安海底打捞到的中国元代航海货船得到证实。沉船的平面轮廓大致为：残长约28米，宽68米，船体由7个舱壁分隔成8个舱，打捞所获文物异常丰富（韩国文化公报部文物管理局：《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高丽书籍株式会社1998版，第144页）。

元代，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到福州经商或传教。福州市西北郊井边亭附近，今存元代的圣人墓亭，根据碑文和建筑判断，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徒伊本·玛尔贾德·艾米尔·阿慕丁的墓亭，他亡于回历705年（元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10月20日。在福州市清真寺中，发现有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伊斯兰教徒墓碑石，墓主伊本·艾米尔哈桑、伊本·莫哈慕拉丁·胡阿吉，很可能是来自波斯或中亚的穆斯林，碑刻形状与泉州穆斯林的墓碑几乎一模一样（庄为玑、陈达生：《福州新发现的元明时代伊斯兰教史话》，引自《考古》1982年第3期）。他们生前在福州应从事经商或传教。

元代，福州商人足迹遍及东南亚，不少人移居海外。由福州港前往海外的商人和其他人员很多，如元朝著名雕工、莆田人俞良甫，福州南台人陈孟千、陈伯寿都是由福州港渡海到达日本的（［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5页）。继宋之后，元代的福州港已成为福建仅次于泉州的第二大海外贸易港口，仍沿袭宋代管理海上贸易的做法。“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蕃国往还互易舶货者……以市舶官主之……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明］宋濂：《元史·食货》，卷94，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01页。元廷对外国贡使宣抚兼施，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